越南留学生汉语能愿动词的偏误分析

对越南留学生来说,汉语的语法、词汇和自己的母语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免不了出现错误。为了引导学生了解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们应该使学生明白以下几点:偏误的类型、产生偏误的原因、教学建议等。学生只有反复纠正偏误,才能进步,进而学会使用语言的标准形式。所以我们必须要探讨一些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出现的偏     

以英语为母语留学生习得汉语“在”字句研究

汉语“在”字句是用介词标记“在”构成的有标记句式,在使用时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介词标记“在”在构句时与英语相对应的介词相比,差异较大,表义复杂,“在”字句成了以英语为母语留学生学习汉语句式的难点和重点。在对比基础上,考察留学生学习“在”字句时出现的偏误类型,并分析了偏误产生的原因。     

“天籁”、“天乐”——《庄子》论文艺鉴赏的最高标准

庄子是春秋战国时代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及其后学著作《庄子》中,庄子以自己切身的艺术体验对文学艺术作了深刻的论述,特别是他把“天籁”、“天乐”之美作为文艺鉴赏的最高标准,论述更是精辟独到。“天籁”、“天乐”之美,即是自然本色之美,庄子把它作为文艺鉴赏的最高标准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为后世人们进行文艺鉴赏提供了一个尺度。     

洞口方言的给予动词“把”、“乞”、“把乞”及其句式

洞口方言的三个给予义动词"把"、"乞"和"把乞"及其所能进入的具体给予句式的句法特征、句式来源与实际使用频率的分析表明句式S1与普通话相同,也是最优先的给予句式;普通话所没有的S2在洞口方言的使用频率却很高,是历史句法的直接承传.S1和S2的逻辑关系是S1真包含于S2,S1来源于S2而不是普通话那种S1源于S3的模式;S3也是历史句法的直接承传,处于衰微使用状态,S2和S3在洞口方言中的实际使用频率刚好与汉语史上S2和S3的使用频率相反;S4、S5和S6则分别是S3的语境变体.     

中国民乐的困境、反思与对策——以“女子十二乐坊”为视角

20世纪中国民乐跨入了由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期.当关闭已久的国门终于被打开时,"摇滚音乐"和"流行音乐"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而中国传统民乐却走进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怎样才能使民族音乐再现辉煌,古老的传统如何才能叩响现代之门,步入时代的门槛,是现代音乐人所关注的焦点.文章以"女子十二乐坊"为视角,对振兴中国民乐进行了探讨,通过评析中国民乐步入困境的原因,新民乐发展存在的利弊,借鉴"女子十二乐坊"成功的艺术创新和营销策略,从而寻找新民乐的发展对策,意在弘扬民族艺术,振兴民族文化.     

跨语言交际中“因为”的使用分布及其功能变异——以母语为韩国语和英语者为例

在非母语者使用汉语进行论述性交际过程中,“因为”多出现在后一小句,其功能主要表现为标示“表态—说明”关系的话语连接词.受目的语语言能力限制,非母语者为达到交际互动和语篇生成之目的,在交际中频繁使用“因为”,使得“因为”的某些功能发生变异.用于观点态度之后的“因为”,有一部分虚化为标界阐释单元和话题转换标记;还有个别在受阻话语后面出现的“因为”,虚化为界分重启标记,用来帮助说话人快速结束受阻局面,开启后续话语.     

“心所同然”与“各有会心”——宋明以来诗学中以解释者为中心的主观性阐释方法摭谈

宋明以来文人对诗歌进行的主观性评点和鉴赏成为中国古代阐释学的一大景观。其主观性不仅表现为对诗人"心所同然"的知音式共赏,还表现为"各有会心"的个体性解读。究其原因,除了以"言不尽意"、"诗无达诂"和"六经注我"为代表的诗学阐释传统,还包括宋明理学、心学背景下,由"尚意"到"尚味"诗学精神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反诠释"倾向。其后,在清代学者毁誉参半的评价体系下,古代诗歌的阐释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     

言语社区内的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以厦门、南京、阜阳三个“言语社区”为例

本文以南京、厦门、阜阳三个社区为单位,以"有+VP"格式为切入点来考察言语社区内的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调查结果显示,在言语社区形成的过程中语言认同在逐步的形成.而且,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言语社区内的语言认同和语言使用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同步的.比如,口语中"有+VP"句式使用率从高到低的排序分别是:"厦门"(77%)>"南京"(59%)>"阜阳"(32%);与此相应地,各个言语社区对"有+VP"句式的积极评价率从高到低的排序是:"厦门"(82%)>"南京"(75%)>"阜阳"(53%).书面语中的情况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     

“根据指称决定者为真”的分析性新解及其问题

分析性的形而上学解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许多人认为此解释依赖于一个会引起严重问题的假设,即从奎因开始就广为流传的双因素决定(语言与世界同时决定)假设。美国哲学家吉利恩·罗素于2008年提出一种以"指称决定者"概念为核心的关于分析性的新定义,企图在修改了的双因素图像下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试图表明,罗素的这个新定义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种修改既不能被传统双因素解释的拥护者所信服,同时也改变了分析性本来所面向的哲学主题。     

《庄子》经典梦意象的美学分析——以“庄周梦蝶”为例

《庄子》中的梦意象是继梦卜辞、《诗经》梦意象、《左传》梦意象之后的又一梦意象类型,代表了庄子对于梦意象美学意义的发现、认可和创作自觉,也是梦意象审美发展史上一种新的形态。“庄周梦蝶”就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个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