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与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人类文化史上共有的现象 ,但东方与西方却走着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早于西方一个时代而发生 ,形成了具有二重性的早熟的特色。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是通过儒家的“六经”而具体展现出来。孔子删定“六经” ,将三代以来的贵族教育内容 (诗、书、礼、乐 )加以转化并推广到民间 ,建立起以儒家礼乐文明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自觉。这次文化自觉 ,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伦理类型的基础 ,也为汉代以后中国形成的“经学”提供了基本的文献。     

古代中西方文化教育的“源”差异之比较

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古罗马是古代中西方文明的代表,他们的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对人文教育和自然科学教育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究其源差异在于,政治制度的差异影响古代中西方教育的发展方向,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别影响古代中西方人才需求的类型,传统文化的差异孕育了各自不同的科学精神     

中西传统人权思想表达体系的不同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育了丰富的人权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达体系风格,与西方人权思想相较,其表达体系中关于人权的发生、性质、标准均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为:西方持自然发生论,中国持社会发生论;西方持道义功利二元论,中国主张道义功利一元论等。     

伏羲神话传说的文化价值

神话传说往往是一个民族原始文化的活水源头,凝聚着民族文化命运的种种积淀。因此,破译了神话传说符号,也就揭示了民族精神的真谛和传统文化的原生面貌。伏羲既在中国古史传说系统中位居“三皇”之首,又是原始渔猎时代的一位文化英雄,有关他的传说和文化创造活动,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发与形成中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伏羲氏族的标志——龙腾图,经过复合、演化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传说中伏羲创立的八卦符号,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文化意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源泉;八卦占卜等则构成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宝库。同时,伏羲神话传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象征性、民族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的鲜明特点。在中华传统文化演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伏羲传说是孕育民族精神、塑造国民性格、开发民族智慧的“元素”和动力,发挥着纽带作用和规范功能。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权意识与现代人权的发展

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权意识,如倡导“仁政”、“民本”思想,“大同世界”,各项平等自由权等。但这些人权意识由于缺乏现代人权的经济、政治与法律等属性,始终未能创生出现代人权的概念及其理论。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固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弘扬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积极借鉴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中先进的人权思想与理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努力构建民主政治,建立完备的法制体系,变革法律观念,实现传统人权意识向现代人权的创造性转换,从而创建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人权理论。     

人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连接——从“礼“的和谐精神中探寻

人权作为一种普遍道德权利,不应当只以西方人权为标准,在讨论人权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时候,应当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提炼那些符合人权原理的思想和精神,而"礼"所追求的和谐精神中隐含的人权因素,正可为人权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找到连结点。     

被时间观念规训的女性身体——基于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比较

以“永恒”的灵魂为设准而贬斥“时间性”的身体,这一观念是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灵魂/身体”的内在思想结构与“男性/女性”二分的社会意识相互贯通,由此形成了西式的男权文化.中国古代传统虽“重身”却不重“女身”,女性在推重父子血脉相继的“非时间性”的身体政治学中被边缘化.因此,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负载着统治集团寻求恒久权力的梦想,都与一种“祛时间化”的文化资源捆绑在一起,都是一种男权文化.相应地,建构一种基于两性身体间性的女性化时间,对于走出传统男权政治社会的“死循环”是必要的.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既是中西文化“双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中西文化“双重危机”的深刻印记:一方面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反省传统,一方面又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为本位,融会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不一致性以及强烈的文化优位意识这样三个特征,并与反传统的西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文化观念的演化

中西“文化”观念有各自的演化路径。在“辞源学”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一开始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西方的“cultura”一开始指向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文化“指文治教化,其内涵主要在精神方面;西方的“文化”从物质世界扩展到精神世界;就现当代而言,中国通过日本的中介引入了西方的“文化”观以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起始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与民族救亡的路程相伴相随的。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主题,可以概括为追求科学和理性精神。在师法西方的过程中,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落后挨打的痛苦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感悟到了西方现代化的威力和气势,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作用,因而立志要科学救国。从魏源最先在“西器”中发现“西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到洋务派创建实业、兴办新式学校、译介科技文献,表明中国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科学技术的偏见与歧视的传统思…     

中国文化的自觉与科技的腾飞

在战胜形而上学之后,驱逐神话的现代西方科学本身成了神话。无论是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道家文化,能以其特有的哲学智慧和思维成果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型塑科学应有的气质。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对于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程度。实现中华科技腾飞的文化着手点在于：求真、创新、质疑等科学精神的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碰撞的当代审视

全球化时代世界多元文化交织与变奏的过程,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审视三者发展演绎的内在规律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接与契合,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选择与扬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会通与融合,既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的现实呈现与当代选择,也是一场世界多元文化的"文化自觉"运动。     

论文化哲学的历史发展

文化哲学萌芽于古代社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本主义是文化哲学形成的标志;二十世纪初以后,文化哲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文化哲学逐步演变为世界哲学的主流。“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同西方现代文化哲学的斗争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中国化。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交锋下的家庭文化——当代中国家庭文化二重性探析

当代中国存在着新儒家、民族主义、新左派、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浸染其中的传统家庭文化无论在组织理念、结构形式还是在特性上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着转变,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二重性.正是这种二重性使当代中国的家庭文化处于“义利”难以协调,稳定与自由不断纠结的诘难中,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家庭危机.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能够勾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文化思潮的涌现,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由于其自身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现代西方科学精神的有机融合,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一重任.     

中国文化形象的世纪性转折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自我反省和不断批判之后,中国文化的形象日渐地“矮化”和“空洞化”,逐渐疏 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机勃勃的现代性文化之创造,而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和片断性的残梦旧影。在“欧洲中 心主义”的强力冲击和全面影响下,中国文化的声誉不但在本土一落千丈,就是在西方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转折, 使得中国文化的形象长久以来变得非常微弱和模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日渐强盛,中国的地位正 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也为其文化形象的重新塑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究竟以怎样的“形象”来面对当今的 世界,已成为对中国文化之复兴的重大考验,也孕育着一种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方式。     

和·中和·中——再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及其审美特征

“和”、“中和”、“中”等词语、概念的历史发展清楚地表明,和谐观念、中和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主导精神,我国古代哲学是主客体结合的关系本体论,我国古代文化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知识论与价值论、认识与践行、自然与人文素朴统一的文化,是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统一的文化。从中和、和谐这一本质的规定看,中国的哲学是一种美的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     

维新派人权思想探略

本文试对维新派主要思想家的人权思想进行归纳整理,系统探讨维新派主要的人权思想,对其内容、特点、先进性与局限性进行研究,旨在通过对维新派人权思想的系统化,而对近代西方人权思想的“中国化”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以其对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人权之路有所助益。一、维新派人权     

文化霸权、文化身份危机与接受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导致了文化霸权的产生,西方知识话语代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面对西方话语的强势冲击,中国的西方文化研究者陷入所谓文化身份危机之中.然而,文化身份的建构性特征决定了对西方话语的接受是一个再语境化的过程.只要我们明确接受的目的、标准和效果,所谓的文化身份危机实际上孕育着发展和创新的机遇.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