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微型诗的泛系分析

三、诗的数理定义 尽管,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诗的主要功能是“以情动人”而非“以理服人”。但诗中含有理性,诗学中蕴藏有科技规律。研究诗学的范围与方法,不能老限于形象思维的传统模式。何况当今是“知识信息超速递增,百科百理交错丛生,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西文化多向联姻,经济竞争急趋剧烈,高新科技日异月新,优胜劣汰贵在人才,斗智斗能催塑精英”的新时代。创造性地应用现代化科学方法来研究诗学,促使诗学科学化、现代化,能更忠实地为社会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腾飞服务,有何不可?     

吟咏滋味 流于字句——诚斋诗味论探微

重“味”在中国文学理论尤其是诗学理论中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有“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的论语。汉代以降,以“味”论诗者代不乏人。但至诚斋之前,就主要倾向言诗味论大多讨论的是诗歌艺术尤其是含蓄蕴藉的诗歌艺术方面的问题。 诚斋的诗味论当然也包括这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审美内涵。《颐庵诗稿序》云:“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竟,而不胜     

论“南方生活流”诗(上)

1982年夏,当以“今天”派为代表的中国新时期诗歌第一次浪潮退潮之际,在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上下游、这一曲尺形地区,一种完全不同于“朦胧诗”的新的诗风开始兴起。它提供了以“南方生活流”诗为代表的新时期诗歌第二次浪潮的最初信息。 作为一个新的诗群,比起“今天”派诗群来,“南方生活流”诗群具有如下一些特点:1、有重要基地,比如浙江、四川、江苏、上海,但不象“今天”派有北京那样的地区核心;2、人数更多,但没有形成类似北岛、舒婷那样的诗人核心;3、在迄今为止的五年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示流派的实力,覆盖面越来越广,近年来更有远伸至新疆、西藏、东北之势。它的一个分支通向高校,一个分     

关于“以议论入诗”

<正> 对宋诗的评价,多少年来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在于所谓“以议论入诗”。 “以议论入诗”,历来被视为宋诗的大病。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就提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沧浪诗话》)因此,他认为语虽工,却非古人之诗。明人屠隆则更进一步地说:“宋人好以诗发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宋人又好为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见《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     

“诗史”倾向与怎样解读历史上的诗与诗人

昔人的诗是否即为自述的信史 ?我们今日怎样解读古人的诗及怎样看历史上的诗人 ?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的“考据”方法因“科学”正名而复兴 ,出现了文学研究史学化的倾向 ,体现在诗的领域便是视诗如史。其实历代诗多比兴 ,未必实录 ,故宜跳出“诗史”心态 ,以诗读诗 ;并进而从语境与文本的时空关系探索以意逆志、论世知人的解读方法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一首时代的歌──舒婷诗歌中的“自我”与创作个性

舒婷的诗歌创作散发出簇新的气息，既富有女性的温馨，又充满着青春的骄傲：既表现了对时代的深切关注，也毫不掩饰内心的忧郁。她的诗忠实于“自我”的感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从历史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去考察舒婷的诗歌创作，是客观评价这位当代女诗人的关键。因为，在和平建设的今天，我们既需要给太阳以进行曲，也需要月亮的小夜曲。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黄庶诗简论

诗歌发展到了唐代,“勃兴得李杜”,蔚为两大奇观。韩愈继起,推他们的诗“光焰万丈”,而把当时谤伤李杜的群儿斥之为“蜉蝣撼大树”。从此李杜诗大行,特别是杜甫的诗作为优良传统不断为后人所继承,就在唐代已出现像杜牧、李商隐那样杰出的学杜作家。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情况,另一个方面,淫靡的齐梁作风并没有断绝过。无结曾屡次指出,“近世作者,拘限声病,不知丧子雅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到了晚唐,有变本加厉之势。作为艳科的词,乘时而兴,它又影响着     

《吕氏春秋》之论诗引诗与战国末期诗学的发展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于“诗三百”若干篇的作者和创作背景、于孔子师徒并惠施言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书中引诗表明，在秦并六国之前一段时间，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而各家学术思想正逐渐趋向合流。《吕氏春秋》引诗文字与汉人“四家诗”传本均有较多差异，而与战国其它文献引诗出入不大，很可能有相对稳定的“古本”作依据。作者对于逸诗的征引和推重，说明直到战国之末，儒家之三百篇传本依然未能在其它诸家习诗者那里被定于一尊。     

“鬼门关诗”的作者

广西北流县有个“鬼门关”。《新唐书·地理志》:“容州北流县南,有两石相对,迁谪至此者,罕得生还,俗称鬼门关。”一则因唐宋间贬至海南者多取道于此;二则有首“鬼门关诗”流传至今:“一去一万里,千至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故而关名颇著。然而,上述之诗,多指为李德裕作。如《中国名胜辞典》中“广西北流县·鬼门关”条:“唐宋诗人迁谪峦荒,经此而死者迭相踵接。唐李德裕《贬崖州》诗:‘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天津《散文》杂志1980年4期《天涯海角》一文、《中国青年报》1981年     

“富贵诗”杂谈

每听人讲文学史时,总以白居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为例,来说明白居易善写“富贵诗”。并且还每每听到对穷措大好堆砌金银玉锦之类的词藻来写富贵诗的无聊加以嘲并,说是全然不能达到目的,而白居易不用这类字眼,却写的富贵有气派。这大约也算是人人皆知的文学掌故了,白居易很会用“富贵”语,穷措大不会写“富贵诗”。近翻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却见到了与众有异的说法。《后山诗话》说:“白乐天云:‘笙歌归院落,灯火     

读庚信的《拟咏怀诗》

<正>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由于他经历复杂——所谓“历四朝”而“奉十帝”,所以评论起来比较困难,历史上就存在毁与誉两种不同的看法。解放后,对庾信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既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又赞扬他后期文学作品中的“故国之思”,或直称他为“爱国主义诗人”。这样评价是否尽当?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由于《拟咏怀诗》与《哀江南赋》一样,同是庾信的压卷之作,很能代表他后期的思想本质及艺术特色,所以我们即以《拟咏怀诗》作为探索庾信的主要依据。不容讳言,庾信的《拟咏怀诗》,是具有浓烈的乡关之思的,并且颇能打动人。杜甫说:“庾     

诗的意境美

每当人们谈起一首好诗的时候,往住有此诗“感情真挚,意境优美”或“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等一类的赞语.所以,作为一首好诗,就应该有其独特的意境.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真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渭之无境界。”可见,诗词的意境,就是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和谐统一。     

皎然"诗教"说考论

皎然所提的“诗教”不同于儒家所谓“诗教”,而他是教人如何写诗之意。而他教人写诗亦并非为了参加科考,主要是借对诗美、诗境之体悟,以实现更好地证心之目的。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唐代通俗诗研究

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教语汇和社会俗语,把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从而对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其“象喻”的说理形式对王维、白居易以及宋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试论禅对黄庭坚诗幽默风格的影响

禅、幽默、诗三者的关系之密切,在黄庭坚诗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文字禅”及禅家的“游戏三昧”,使得黄庭坚以幽默诗的手段来反映其对“治心养气”的境界的追求。而“打诨通禅”将杂剧与禅联系起来,这也就是黄庭坚提出的“作诗如作杂剧”的技法的基础。     

浙江外国诗研究述略

我省的外国诗研究始于20世纪初。80余年来,在此领域辛勤耕耘的学人众多,成绩卓著,不仅在学术上受到国内外瞩目,而且与本国诗歌事业紧密联系,互相促进。 外国诗这一研究方向是鲁迅开辟的。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中结合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发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号召,热情赞扬以拜伦为代表而“力足以振人”的摩罗诗派即欧洲浪漫主义第二浪潮的诗人群,而特别弘扬其启蒙思想与“立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