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时期的行台省

本文首先考证民隋唐时期设置的行台省数量、名称及设置与罢废时间，其次，考察了这个时期行台省的内部结构，官员设置及其职能权限；再次，研究了行台省设置的原因，作用，特点，批驳了种种否定行台省积极作用的晚点。认为唐代后来出现的行政区别性质的道，其实是行台省以另一种形式的恢复，和宋金时期的路，元代的行省都是一脉相承的。     

试论壬辰战争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且兵锋直指中国.明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救援,经过七年时断时续的战争,中朝联军最终取得了胜利.作为古代东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场战争对东亚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意,源远流长的两国关系更为密切与巩固;壬辰战争后,明政府对日本一直持不信任的态度,多次拒绝其恢复邦交和贸易的要求,中日两国丧失了恢复邦交的最佳时机;战争大大恶化了朝日关系,虽然战后两国最终恢复了邦交,但战争的阴影一直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隋唐时期佛教与法的关系

隋朝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复兴佛教。唐朝初期对佛教的法律限制比较严格。武则天时期 ,确定了佛教在宗教中的优先地位 ,使佛教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僧人干预政治及佛教滥无限制的发展 ,导致唐武宗以法废除佛教     

论日本与近代东亚国际关系

自近代以来,东亚国际关系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一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的建立与瓦解;二是以美国为主宰的华会体制的确立与崩溃;三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形成与消亡。三次变革既与国际政治格局不断演变密切相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国力的消长与存亡的较量,日本在其中则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     

隋唐时期的区域开发与城市发展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产物,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环境所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它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现象,但从区域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点",有着自己的影响区域(腹地或集散区)。隋唐时期陆路交通、大运河和海外贸易线路的发展和完善,使其沿线中心城市和重要港口在其影响区域内成为焦点或核心,与腹地之间产生强烈的互动关系,带动整个区域繁荣发展。     

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畜牧业研究

隋唐时期的西北地区,畜牧业是绝大多数民族传统的占优势的经济类型。无论是以农业立国的隋唐中央王朝还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都鼓励和支持发展畜牧业,并积极进行绢马互市、粮马互市、茶马互市,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西北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地域辽阔的西北地区不仅具有适宜畜牧业发展的气候、草场条件,而且勤劳智慧的西北各族人民还在长期的畜牧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育出了许多优良畜种,为传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际关系视野中的东亚区域合作

基于东亚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东亚国家在次区域、区域和大区域层面创建了东盟、10-4-1和10＋3、APEC等合作模式,并采取多样性、灵活性、渐进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合作方式,最终使得区域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浅论隋唐时期的医学用语

摘要:传统医学用语到了隋唐时期进入了总结、发展的阶段,需要整理总结汉晋以来相当混乱的用语,而客观上用语的分化又已经达到细密的程度,本文主要说明这种演变情况、当时医学用语的特点及其与整个古代语言背景的关系等。     

隋唐时期列女标准的特色

隋唐时期,《列女传》的选择标准发生变化。贞节和孝义类地位逐渐上升,并且惨烈。文才类的标准基本被忽略。同时恪礼的标准却在隋唐时期的《列女传》中产生,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忠君重义类的标准成为隋唐一代最为区别他代的代表。     

北朝隋唐时期独孤氏与洛阳的渊源

独孤氏是北朝隋唐时期重要的姓氏之一,曾涌现出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如独孤信、独孤永业、隋文帝独孤皇后、独孤及等。前人对独孤氏祖籍问题并没有全方位综合性地加以研究,几乎都仅仅停留在史书记载上。独孤家族与洛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目前居中国第四大姓的刘姓的一部分,也是由独孤姓演变而来的,他们的祖籍应是河南洛阳。文献对独孤氏的记载多有谬误。     

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它给儒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与观念。儒家道统与心性传统的重新树立,成为当时儒家兴起的重要成就与标志,同时,儒家还开始了从传统儒家资源寻找自身发展动力的成功尝试。这些说明,儒学在唐代的兴起,对佛教与道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

在东亚国际体系由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完成重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过程的作用。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清帝国遗产的狂潮,把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加于清政府。在争夺在华权益和东亚主导权的过程中俄国成为日本和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确保在华利益和东亚主导权,英美等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强敌沙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正式划分了势力范围。至此,在东亚地区正式形成了以欧美各国、日本、沙俄为中心,以近代条约规范各国关系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     

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障碍及实现途径

如同“人生来本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世界政治中的主权国家也十分珍视国家“生来自由平等”,近400年的国际关系史,就是各主权国家追求主权平等,独立自主的历史。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加速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的步伐,但其进一步发展仍面临许多障碍。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含义、发展历程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阻碍因素,论述了几种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途径选择。     

东亚区域内分工与雁阵模式

本文在简要介绍东亚国家与地区雁阵模式的形成及其特点的基础上 ,得出雁阵模式下的区域分工格局的特点是独特的投资与产业循环、高投资率与低利润率并存、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提高。说明东亚区域建立在高水平横向分工基础上的市场扩展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传统东亚体系与中日关系

东亚体系承接华夏体系,形成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是同根异株.日本在近代“脱亚入欧”,在亚洲提前进入近代化,而后步西方后尘,在亚洲搞侵略扩张,二战失败,其右翼势力还不断抬头,妄想复活军国主义.今天,应继承东亚体系和平、友善的文化传统,搞合作共生共荣,建设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为改善中日关系,各自相向而行,坚持互信友好.     

论义兴周氏与两晋之际的江东政局

义兴周氏是魏晋时期江东著名的武力强宗。在两晋之际动荡的江东局势中，义兴周氏叱咤风云，三定江南，又三次反晋，对两晋之际的江东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际政治关系中的"第二轨道"析论

"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它凭借非官方的身份及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第二轨道"的兴起是当代国际政治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国际政治关系的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也有着优化国际政治关系、增加信任、缓解危机、推动国际政治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实践意义。     

从东西方比较看东亚国家社会保障的同质性

人生面临的风险以及影响人生风险的因素在整体上具有相似性,但人类化解风险的机制却会因相关影响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与欧美国家相比,受历史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现实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深刻影响的东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在制度形成目的、建立原则、覆盖对象、提供主体以及发展动力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恰恰体现了东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质性。     

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观的演变

近代日本东亚国际体系观的主要内容是为打破华夷秩序 ,并以日本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而代之。它具有包含封建主义、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属性 ,以及日本的“皇化”特性。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是在同历史与西方影响的双重关联中发展的。日本近代化的国家导向决定了日本官方东亚战略构想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对日本近代思想史作的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到甲午战争前 ,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基本成型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