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瑞的监察思想

海瑞(1514—1587),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政治家。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和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人们的思想实际而发的,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感。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海瑞在一生做官中,除任知县、巡抚等地方行政长官外,还先后领任大理寺右丞、通政司古通政、南京史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右都御史等管理和监督官吏的高级监察官。明朝都御史之类的监察官,有“纠劾百官,监督司法,辨明冤枉,考核监察官吏,提督各道之责。”海瑞在其执法和监察实践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监察思想理论,虽然都是封建时代的监察主张,但它对我们后世的监察活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科举偏科及其对古代司法影响研究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以分“科”举人为特征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贤能治国、精英统治思想的影响及官府有意识的引导,致使人们从科举创制以来就产生了偏重进士科的“偏科”现象,在进士科一科独重的阴影下,主要以选拔法律人才为主的明法科逐渐式微且终被废除。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体制,决定了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在日常工作中要承担重要的司法职能,而科举的偏科取士则加剧了古代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义代替法律的倾向,造成了司法官员法律素质普遍低下,在清代则几乎完全由刑名幕友把持司法的局面。在司法与行政相分离、法律与道德有分殊的当代,“偏科”则为选拔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所必需,只是“偏”的方向已侧重于应试者对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这也是司法考试日益成为法律人的“抡才大典”的重要原因。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产生的正当性基础 ——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前提性追问

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被学界公认为美国司法审查的先例,并因此成为学者们讨论美国司法审查的切入点。然而,马伯里案的发生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美国宪政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马伯里案之前,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就已经具备各种条件。具体而言,宪政思想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根基,宪政实践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树立了历史典范,而宪政法律则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法律依据。     

王宠惠法律思想与实践述评

王宠惠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在法律理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和独到的研究；在法律实践方面，他曾长期参与立法、司法工作，对我国近代法制的改革和建设有一定的贡献。文章就王氏在宪法、国际法、民法、司法建设等方面，对其法律思想和实践作一初步评述，以期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唐初无为而治法律思想初探

唐初统治集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一个统治集体。这个集团在法律思想上坚持。“德主刑辅”，而“德”的内容就是“无为而治”．其无为而治的法律思想在理论上表现为少欲少为．强调“君无力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在立法上表现为削除繁苛，务求宽简和统一律令，稳定律分；在司法上表现为严格治史，省饼官员，要求官吏各尽其职，守文定罪，皇帝不乱加干涉；同时指出，司法要慎狱恤刑。不可滥杀重刑。唐初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是借鉴历史上的经验和总结历代衰亡教训的结果，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类案检索机制的路径检视与完善建议

司法责任制改革与司法实践对类案类判的迫切需求,以及法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的技术平台支撑,促成了类案检索机制从试点到推广、从自主到强制的全面推进。通过对类案检索机制演进路径及其内涵、特征及预期进路的检视,引出类案检索机制的优势及实践运行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从机制内在改进、外在技术平台构建以及审判理念转变、律师参与类案检索运行程序保障等视角提出类案检索机制的完善建议,为实现促进公正司法及法律适用统一的司法责任制改革目标发挥积极作用。     

司法公正观念源流略论

司法公正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司法官吏严格执法、大臣经义决狱、皇帝屈法伸情以实现司法公正。西方司法公正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是两大观念,即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公正体现了人们之间的正当关系,其核心内容就是平等,并且公正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密不可分。在司法公正的具体定位上,革命导师将"实质公正"作为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     

传媒对司法的冲击与应对

司法的公开与公正需要传媒的报道和监督,传媒的新闻自由需要法律来保障。当新闻自由僭越了监督底线,传媒通过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形成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到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等司法程序时,传媒对司法的冲击也就随之产生。传媒对司法的冲击在一些典型的司法案件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例如,“药家鑫案”“夏俊峰案”“李天一案”等。传媒对司法产生冲击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传媒占据了报道司法案件的优先发言权之位置;二是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并不中立;三是传媒推动司法进程的现实作用使公众更为认同。只有化解传媒对司法的冲击,建立两者之间的平衡,才能更有利于我国良好司法环境的形成。为此,一是要准确定位传媒在司法中的作用;二是传媒工作者应坚持职业操守、增强法制观念、坚守司法底线;三是司法机关应设立专门的职能部门,及时、充分地公开案件进展情况;四是司法机关只能在法律框架内考量民意,而不能为民意或传媒所左右。     

矜恤思想对传统法制的影响及现代化意义

矜恤思想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特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古代家族主义和泛道德化的产物.矜恤思想对传统法制的影响体现在立法中,同时也贯穿于法律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领域.其在法律原则方面体现为追求立法简省、对特殊群体刑罚的减省和区分犯意、奖励自首;在律其中体现为赦宥、录囚、恤囚和存留养亲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案件的上诉与复审以及对死刑的复核复奏.矜恤思想的现代化意义主要在于其揭示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体现的刑法谦抑底蕴和人本主义精神.     

清代“顶凶”现象成因研究——以王树汶冤案为中心

“顶凶”是传统代刑行为的异化。王树汶冤案是清代一则典型的顶凶案例。从此例冤案来看，司法腐败不是清代“顶凶”行为泛滥的根源。官吏分途下对于吏的生存、发展权的漠视，对强盗案司法效率的过度要求，将政治稳定置于个案正义之上以及司法官与士人在报应理念下对道德正义的追求，共同导致了“顶凶”冤案的发生以及覆审翻案的艰难。尤其是对道德正义的追求，使顶凶行为具备了理论“正当性”,更是“顶凶”冤案长期存在的法文化根基，也因之成为冤案预防与纠正的难中之难。治理“顶凶”行为，预防与纠正冤案，必须在保障司法官吏的生存权、发展权基础上，尊重司法程序客观规律，协调法律正义与政治需求、社会道德标准的关系。     

WTO视野中地方高校法学教育模式的建构

“SCST 模式”是一种“自学”、“案例分析”、“讨论辩论”、“司法实践”四合一的法学教育模式,其价值取向是培养具有全球视角和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法律应用型人才。践行“SCST 模式”,必须转变观念,排除思想障碍,转变教师职能,提高教师素质,从法律国际化的角度设置法律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论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影响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文化复兴及文化整合,至西汉中期,儒家法律文化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及主流地位,儒家法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代法制的各个环节.儒家法律文化对汉代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方面.两汉郡县官吏在儒家伦理法观念、"无讼"观、"身正令行"观、德刑观及"恤刑"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春秋决狱"、综合治理、道德感化、调处息讼及"哀矜折狱"的司法之风.两汉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影响中国古代儒家化的司法传统及司法制度的形成.     

试用德沃金理论分析马尧海案

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海"换妻案"不失为司法实践中一大疑难案件。案件的争议点在于是否应当将该案定罪为聚众淫乱罪。聚众淫乱罪是由我国1979年刑法中流氓罪分解而来,其犯罪构成也一直为人所争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该罪对道德底线提出了挑战。德沃金作为西方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法律原则论以及法律整体性思想对我国当今司法实践也有一定借鉴意义。本文首先从笔者的视角对该案的争议点加以简要评析,然后试从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提到的思想理论对该案进行法理分析。     

试析董必武关于旧司法人员的思想改造理论

董必武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司法的创立者之一,他认为旧司法人员在新中国从事司法工作,应当了解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法律、制度、政策以及背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进行思想改造。但思想改造是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思想改造有两个检验标准,即实践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过董必武在对建国初期的法律制度的解释中,也存在种种简单化、理想化的色彩,这种理解体现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读鞫与乞鞫新探

通过分析《后汉书》张俊案,指出读鞫是指官吏在行刑之前宣读罪状。梳理和解读三条家人乞鞫的记载,认为乞鞫是司法官吏向罪囚及其家属宣读罪状以后,罪囚及家属可选择的一种回应。三条记载都不涉及废除家人乞鞫制度。读鞫与乞鞫之间关系密切。     

论包拯的司法道德观

包拯是北宋著名"清官",于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包拯在其一生的司法活动中,提出并实践了以"清心"、"直道"为核心的司法道德观念,要求司法官吏应具备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正不阿、依法办事、执法如山等职业道德。这种司法道德观对于今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有借鉴的意义。     

民国时期民控官的途径与控案处置——以川政统一后的四川基层政权为例

1935年川政统一后出现了大量民控官的事件,这些控案多数是民众依<控告官吏递呈办法>向军事、行政等有实际权力的机关呈控而来的.而依法律向法院或监察院呈控的则相对较少.控案以贪污敛财、枉法滥刑、违反粮政等类型居多,反映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之所在.对于控案的处置,国民政府采取了对违法官吏和诬告者都予以轻处的平衡策略.     

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司法

如今人类已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司法也不例外。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实践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司法公正、公开、效率和便民等方面仍有改进空间。人工智能所具有的防范冤假错案、提高司法效率、预防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开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等价值，使其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应用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实践。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改革和实践中的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司法观念和工作方式，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高效、透明、便民的司法，感受到司法带来的公平、正义、便捷、高效。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它所具有的两面性同样会影响到其在司法改革和实践中的应用，我们应通过技术、法律等手段使其不断完善和规范，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实践服务。     

海瑞教育思想论纲

海瑞的教育思想，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基本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海瑞敢于正视现实，针对当时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大胆进行革旧、除弊和立新，并提出一些改革的具体措施。同时他又能躬身自行，率先实践，颇有教育家的风范。应当肯定，海瑞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或者借鉴意义。所以清人屈大均称赞海瑞是广东善于司教六公中的第一人。     

成文法的局限性与法官的司法对策 ——以民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为视角

成文法的出现,是人类追求法律安全价值的努力,近代的法典法是将安全价值追求到底的尝试,历史证伪了成文法万能的思想。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被人类所认识,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解释准则、法律补充规则的功能早已为学者公认,对其能否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则存在不同看法。原则的直接司法适用,是更高层次的“依法审判”,是法官在法律秩序框架内的创造性司法。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论证了民法基本原则直接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了司法过程中法官应遵循的程序作业和实体考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