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顺老司城遗址周边土家族村落的人类学调查

老司城遗址周边土家族村落以老司城为中心,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形成了一套类似于“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体系,以服务于老司城的军事防卫、政治治理、经济所需及文化引领。这套体系凸显出老司城在土家族村落中不可忽视的军政及文化上的核心地位。     

永顺老司城遗址与国内同类遗址的比较研究

老司城遗址是一个保存十分完好的土司衙署遗址,它是永顺土司历年施政的物态总汇.“改土归流”后,该衙署才“一次性”废弃并转化为遗址.在中国推行土司制度的历史岁月中,朝廷先后委任过1,700多家有官品、有职掌和有领地的土司.其后,经过历朝的“改土归流”行动,沿袭至1911年土司制度宣告终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土司衙署最终都演化为遗址.为此,将老司城遗产从“遗址化”的过程、遗址的保存现状及遗址研究的已有成果三方面与同类遗址展开比较研究,从中可以透视出老司城遗址“遗址化”过程的独特性、遗址保存的完整性.老司城遗址不愧是全国土司衙署遗址中保存最完好、保存现状最理想、代表性最强的遗址.     

改土归流以来永顺老司城遗址保存状况研究

自雍正二年（1724年）土司衙署迁址和雍正六年（1728年）“改土归流”后,老司城废弃成为遗址。“改土归流”以来,老司城遗址虽然经历了种种自然的腐蚀和人为的破坏,老司城内罗城内土司衙署区和宫殿区的木构建筑基本上荡然无存,但其地下建筑,基本上受到地方政府和民间人士的保护,与桑植、保靖等地土司遗址比较,保存状况较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年来,永顺县政府高度重视对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规划和措施。     

永顺老司城遗址及其周边地质与地貌研究

永顺老司城遗址是我国少数民族保留下来的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古文化遗址,是土家族彭氏土司经营了800余年的都城。老司城遗址及其周边地质时代古老,地质构造较稳定,地形地貌丰富,自然风光秀美。老司城功能分区齐全、基础设施完善,其建造充分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     

永顺老司城一品夫人墓碑铭文信息解读

湖南永顺老司城一品夫人墓碑,极其罕见地使用吴三桂所建的"周"政权纪年,历经300余年不废,是研究"三藩之乱"中土家族土司政治取向的重要文物资料。其铭文中所透露的信息,为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土家族"风水"现象和土司承袭制度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溪州铜柱树立与迁徙考论

溪州铜柱是溪州之战下的产物,楚国内部的斗争和楚蜀争夺政治同盟是溪州之战爆发的原因。楚王利用这次战争,不仅在内部清除了兄弟间争夺王位的势力,还利用彭氏土著势力与后蜀政权展开政治博弈和军事争夺,最后树立溪州铜柱以和谈盟誓的手段从而获得了五溪之蛮的归顺,是古代军事斗争与和平统一解决矛盾冲突的成功案例。失去黔南的可靠屏障,加速了后蜀政权的灭亡。溪州铜柱是溪州自治安宁、和平的象征,其铜柱形制、始立地和迁徙,直接影响溪州于中央王朝的关系,对彭氏司治及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及互鉴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和优劣势主要体现在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基本思维方式、管理主体和客体、主要目标、权力基础、基本管理方式以及管理创新特征等方面。双方相互借鉴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应借鉴西方保护个体利益并重视公平竞争和激励、追求标准化的科学管理、强调经济效益和效率、强调民主与“法治”、鼓励创新并保护创新成果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西方在领导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的有益成果;西方应借鉴中国的人本论、整体观、系统观和权变观、“中庸之道”、“修己安人”、“和为贵”、世界“大同”、民本论、“道治”、“德治”和“智治”等管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在伦理管理、国家管理和军事管理等领域的有益成果。     

论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

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是明代永顺土司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在军队建制、军事阵法、防卫设施、军事装备、军队管理等方面已趋于完备,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使永顺土兵时刻保持其战斗力,在保家卫国中建立了不朽功勋,成为明代中央政府十分仰仗的一支地方军事力量。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传递历史记忆的媒介,口述传说、文字、身体、仪式、碑刻等不一定能完全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但透过这些方式选择、重组与诠释的“过去”,往往成为人们合理化当前社会现实的重要方式。湘西古丈县田家洞为改土归流前永顺宣慰司下辖的小长官司,村中土司后裔——田氏自改革开放后,藉由祖先传说、修谱与立碑、仪式展演等活动叙写家族历史,强化族众认同。实际上,围绕历史记忆展开的家族建构不仅体现了不同能动者之间的权力角逐,也为诠释“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复苏提供了一种视角。     

正史中的胡床及其变迁

胡床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原以来,对人们的生活起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以后发展为交椅,考诸正史,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和宋元之后是这一坐具运用得最为频繁的两个时期。探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此外,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等对这一坐具的变化都曾产生了影响。     

拉祜族传统职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拉祜族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职官制度。最初是以游猎游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古老的"卡些卡列"职官制度。其在组织与家庭结构关系上与拉祜族双系大家庭制度相适应,虽然已显现出某些社会政治功能,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职官体制,管理机构也不完备,属于原始民主管理制度。当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治行政制度在拉祜族地区确立后,"卡些卡列"制度被纳入土司统治下的职官制度体系之中。而随着拉祜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与保甲制度的建立,拉祜族的传统职官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