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社会史视野下的清代“抱告”制度研究

“抱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诉讼制度,属于法律制度的范畴。同时它又是诉讼过程中诉讼者与代理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建基于法律诉讼基础上的关系性内容。在历史学本位意识之下,“抱告”实则又是法律实践、人际关系、社会变迁乃至社会结构转变的内容,是社会史对清代乡村秩序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之一。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的现实追问——从“哲学语境”到“中国语境”的研究范式转型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仅仅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从而推论出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是一种“解释原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现在需要对此种论断加以发问与反思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旨趣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克服历史唯心主义或者旧哲学,而在于战胜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思维原则的变迁仅仅是一个“手段”,不能认为是一种“目的”。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的说法是有限度的,需要进一步丰富哲学变革的内涵。这就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从哲学之内的讨论转型到“社会实践”的讨论,实现当下的研究范式转型。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最后一个浪漫派”心态论——沈从文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

沈从文关于“最后一个浪漫派”这一自白所蕴涵的生态意义、心态内涵以及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是建构“生态批评与沈从文研究”框架的必要环节。     

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析论

“情感结构”是威廉斯讨论最多的核心概念,指一种当下的、现实性的、不断变化的和具有某种建构意义的社会或个人的共同经验,具有总体性、多义性、主体性、建构性的特点。每一代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对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做出反应,并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情感结构”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关键词”。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威廉斯文化哲学的理解和评价及一般文化研究、文化哲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中印古典“韵”论比较研究

将没有外在“事实联系”的中印古典“韵”论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其相同之处有四：一是对“韵”这个审美范畴“推尊之以为极致”；二是认为韵与味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三是对韵的内涵的理解基本相同；四是都运用比喻来言说。其歧异之处主要有二：一是各自的产生、来源不同；二是印度韵论对韵有更深层次的分类研究。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及互鉴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和优劣势主要体现在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基本思维方式、管理主体和客体、主要目标、权力基础、基本管理方式以及管理创新特征等方面。双方相互借鉴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应借鉴西方保护个体利益并重视公平竞争和激励、追求标准化的科学管理、强调经济效益和效率、强调民主与“法治”、鼓励创新并保护创新成果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西方在领导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的有益成果;西方应借鉴中国的人本论、整体观、系统观和权变观、“中庸之道”、“修己安人”、“和为贵”、世界“大同”、民本论、“道治”、“德治”和“智治”等管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在伦理管理、国家管理和军事管理等领域的有益成果。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土司遗址——以永顺老司城为对象

对历史遗址研究,历史人类学具有独特长处的方法;老司城土司故都遗址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典型样本;它体现了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创新的历史过程;是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样板,具有历史遗址研究的重要意义。     

“土司学”的提出与推进

“土司学”的提出以及推进的速度和力度需要总体考察与评估。“土司学”最初只是明清时期学校教育实体的名称,自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概念被阐发以后,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重视,并取得类似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扶植、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等良好的社会效益。然而,“土司学”推进的力度仍然有限,这需要在重视土司资料发掘整理和研究内容视野拓展、加强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两个着力点上取得突破。     

论土司学的广博性

“土司学”作为研究土司制度及其相关土司问题的一门专学,因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广博性、现实性,成为称“学”的基础。而土司制度存在时间的长期性与实施地域的广阔性,以及研究领域的宽泛性、资料的丰富性、学科与方法的多元性,共同体现了“土司学”的广博性。正是缘于“土司学”的广博性,促使土司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同时又使之成为一个新起点。     

论深化土司问题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

土司问题研究正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构建土司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前土司问题研究应强调历史大视野,因为土司制度的推行、改土归流的实施都是在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存在。同时,研究土司制度也要有历代边疆治理的大视野,毕竟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治理边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治理模式。土司问题研究也要力戒泛化,要努力追求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土司学构建的进程。另外,要重视开展土司学构建的理论研究,要注意土司研究社会基本功能的发挥,而尽快组织力量,广泛调研,集思广益,启动《中国土司学概论》的研究与撰写则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土司学的构建,并不是土司问题研究的终结,而是一个新起点。     

关于秀山杨氏土司的几个问题

秀山杨氏土司为唐末诚州刺史杨再思之后。其民族成分为土家族。而同是杨再思后裔的杨姓族人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成分,这无疑是与当地民族融合的结果。秀山杨氏族人的字派主要采用“再政通光昌胜秀”七字轮转,而其他地方杨姓族人则纷繁复杂。秀山杨氏土司治下的土兵在明代及清初,多次奉征参加各种军事活动,并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作出过一定贡献。     

无奈与必然的选择:土司分袭制研究

土司分袭制度是土司承袭的补充和完善,正式确立于清代的雍正时期。 土司的承袭直接关系土司的废立。 土司分袭 制有悠久的理论渊源和丰富的实践基础,是对土司承袭制度、职衔管理制度、边疆地区治理体制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也是土司制度的变化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做出的正确选择。 它不仅满足了土司家族的庶支、旁支获得了承袭土司 职衔的机会和愿望,而且平息了土司家族内部的纷争,也达到了朝廷削弱土司势力、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终为改土归流铺平了 道路。     

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

土司制度究竟终结于何时？其标志是什么？学界一直见仁见智,存在争议。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后,我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史无前例地发生更替,这是土司制度终结的根本标志;民国政府对土司义务的彻底解除,这是土司制度终结的主要标志;各地土司原有各种特权的完全丧失,这是土司制度终结的重要标志。从不同角度探讨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以期学界对土司制度相关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论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

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是明代永顺土司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在军队建制、军事阵法、防卫设施、军事装备、军队管理等方面已趋于完备,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使永顺土兵时刻保持其战斗力,在保家卫国中建立了不朽功勋,成为明代中央政府十分仰仗的一支地方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