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顺老司城遗址与国内同类遗址的比较研究

老司城遗址是一个保存十分完好的土司衙署遗址,它是永顺土司历年施政的物态总汇.“改土归流”后,该衙署才“一次性”废弃并转化为遗址.在中国推行土司制度的历史岁月中,朝廷先后委任过1,700多家有官品、有职掌和有领地的土司.其后,经过历朝的“改土归流”行动,沿袭至1911年土司制度宣告终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土司衙署最终都演化为遗址.为此,将老司城遗产从“遗址化”的过程、遗址的保存现状及遗址研究的已有成果三方面与同类遗址展开比较研究,从中可以透视出老司城遗址“遗址化”过程的独特性、遗址保存的完整性.老司城遗址不愧是全国土司衙署遗址中保存最完好、保存现状最理想、代表性最强的遗址.     

从《家谱》看改土归流后土司时期的土著居民家族建构

清朝雍正五年对湘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和平“改土归流”后,不管是土司时的家族,还是移民家族,都为了与原来的土司家族划清界限,证明本家族身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在家谱中对本家族的历史进行建构。以向氏家族为例,以民间文献家谱为资料,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可归纳出改土归流后家族历史在民间文献中的基本表述形式,再现土司制度废除后的湘西各家族的历史。     

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前,溪州彭氏土司司治尚无法确定。“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此州治实亦位于今之会溪坪。此后,永顺彭氏土司之司治,先后兴废、迁徙凡三处：龙潭城、老司城、新司城。其中,集军事、政治功能为一体的“土司王宫”-- 老司城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瑰宝。它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老司城选址与修建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清雍正朝乌蒙、镇雄土司“改流”动因考——兼论清朝“改土归流”之实质

雍正朝对乌蒙、镇雄土司的“改流”是在特殊地域与特殊局势下的一次特殊战略决策。其背后的动因是为了清除漠西蒙古对乌蒙、镇雄土司的裹挟,防范西南土司倒戈,威胁清廷统治。与之同时进行的西南其他区域的“改土归流”,是雍正皇帝战略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清廷加强对西南地区直接管理的表现。所以清朝“改土归流”的实质,不是要对西南土司进行大规模裁撤,更非废除土司制度,而是一场军事战略决策与特殊事件引发的对西南地方行政设置的变动。     

湖广土司改土归流原因新探

雍正五年的湖广改土归流是清王朝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进,出现了大量苗民逃往湖广及兵源粮饷紧张的局面。而湖广土司区的存在,不但影响西南军需的供应和保障,而且也影响整个西南改土归流的战局,因此,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西南边防,策应西南云贵广西改土归流的需要,趁势顺带地将湖广土司实施了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时期的湘西开发及其社会历史变迁

湘西开发历史悠久,土司统治时期既开启了新的开发进程,又产生了历史的不平衡性;改土归流时期,原土司区开发历史进程加快,广大苗区“屯政开疆”,也进入新的开发历史时期,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古代湘西社会的历史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永顺老司城遗址周边土家族村落的人类学调查

老司城遗址周边土家族村落以老司城为中心,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形成了一套类似于“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体系,以服务于老司城的军事防卫、政治治理、经济所需及文化引领。这套体系凸显出老司城在土家族村落中不可忽视的军政及文化上的核心地位。     

中国土司学的研究历程、内容及理论构建

"土司学"概念自2009年由成臻铭先生提出后,就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土司学研究也得到快速的发展。中国土司学研究主要涉及土司的基本概念、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土司文化、土司遗址等内容,其理论构建着重在学科理论与学科方法应用上着力。     

马愉与南直隶士人交游考

马愉，字性和，号澹轩，明宣德二年状元。正统二年，升侍读学士。正统三年，与修《宣宗实录》成，升侍讲学士。正统五年，由杨士奇荐，入阁预机务。正统十年，升礼部右侍郎。有《澹轩集》传世。今据其所存诗文，勾勒其与南直隶士人的交往，以见当日政坛精英之间的关系之一斑，并为人们了解这些士人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     

明代廷杖探析

廷杖古已有之,至明代发展到极致并与国运相始终,殆尽于一种制度,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是有明一代著名粃政之一。廷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从太祖登基到英宗去世（1368～1464）,中期从宪宗即位到张居正去位（1464～1582）,后期从神宗掌权到明亡（1582～1644）。明代廷杖是＂重刑治吏＂之封建专制治国理念的必然结果,是皇权与士大夫之间对抗的产物,其泛滥也与此时期文官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关。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唐翠微宫考

翠微宫是唐代著名的夏宫,位于长安以南,秦岭山脉北麓的翠微山上。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时修建,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重新修葺。贞观二十一年和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先后两次在翠微宫上避暑,处理政务,并最终逝世于此。太宗之后,唐代君主便很少至此,翠微宫逐渐衰败,最后废宫为寺。虽然翠微宫作为夏宫的历史并不算太久,但是关于翠微宫的相关问题仍然值得学术界研究。     

僧格林沁及其子孙出生日期考

僧格林沁卒于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65年5月18日），但学术界对其出生日期迄今仍存在争议，目前尚无学者对其子孙们出生的确切日期予以考证。清代大量可靠原始档案表明：僧恪林沁生于嘉庆十六年六月初五日（1811年7月24日）；僧格林沁之子伯彦讷谟祜生于道光十六年正月初十日（1836年2月26日），卒于光绪十七年十月十五日（1891年11月16日）；伯彦讷谟祜长子那尔苏生于成丰五年四月初二日（1855年5月17日），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暴卒；伯彦讷谟祜的次子、第三子和第五子已出家为喇嘛；伯彦讷谟祜第四子温都苏的生卒日期目前不详；伯彦讷谟祜第六子博迪苏生于同治十年十月初三日（1871年11月15日），1914年1月8日在北京病故；僧格林沁的曾孙、伯彦讷谟祜的长孙、那尔苏的长子阿穆尔灵圭生于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86年12月19日），1930年5月29日在北京病故。     

清初巴蜀土著孑遗数量补证——从四个县志的“族姓”资料所见

对于明末清初80余年战乱之后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土著孑遗数量学者们多有研究,人口数在50-80万之间是迄今为止该项研究的基本看法。本文依据《云阳县志》、《宣汉县志》、《简阳县志》、《合川县志》“族姓”资料作个案研究,推算出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巴蜀土著孑遗与移民分别占当时巴蜀总人口的58％和42％。但是,对巴蜀土著居民与移民数量的估计仍然绕不开其他研究者所依据的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雍正元年）巴蜀户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