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连接地带的“大先生”——融通汉藏人心的天全中医院

在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交界的四川省天全县,有着一所誉满青藏高原东部的中医医院,老院长陈怀炯是一位有着“大医”情怀的名医,被尊称为“大先生”,藏族民众则亲切地称他是“不穿袈裟的活佛”。他领导的天全县中医院以“技术好、费用低、服务好”深得藏族民众青睐,成为融通汉藏人心的榜样。文章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大先生”及天全中医院善待藏族患者及陪护家人的种种举措、理念进行了梳理挖掘,并以此为案例,对汉藏交往的经验、特点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大先生”和天全中医院之所以深受藏族民众的认同与爱戴,成为融通汉藏民心的典范,一是秉持“大医”精神,“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二是对藏族群众给予充分的尊重、理解与包容;三是以“共享”来融通汉藏人心。     

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即使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复杂而微妙的民国时期,仍维系着文化交流的纽带.文章从文化交流以及经贸人员往来等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作一概述,并论及这一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特点和功能.     

民国时期大瑶山的族际通婚

本文通过对地方文献和访谈资料的分析 ,认为在民国时期 ,大瑶山地区的《过山榜》及石牌制度对汉瑶两族通婚的限制 ,在瑶族五个族系中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相对而言 ,茶山瑶对族际通婚的限制最为严格 ,而其他四个族系则较为宽松。此外 ,大瑶山的通婚禁忌不仅存在于汉瑶两个民族之间 ,而且还存在于瑶族内部的“山主”与“山丁”之间     

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班禅大师躬亲力行,前往内地研讨显密持法修行,弘法宣化,举行法会,筹建蒙藏学院,组织翻译佛教经典,介绍藏传佛教的教理和修习方法,从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层面来弥合汉藏宗教文化认识上的隔阂.班禅大师在促进双方关系向纵深发展上超越文化层面的承载,赋予文化交流以纠补汉藏关系的社会功用,在认识宗教文化的历史定位和角色问题上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示.     

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

茶马贸易自唐朝出现以来,历经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延续时间长达千余年,它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茶马贸易有官营和私营之分,本文以官营为主,探讨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指出官营茶马贸易不仅为民族间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条件,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是内地与周边密切关系的基础.     

互动与交融:清代和民国时期汉藏边茶贸易商人的经营策略研究

历史上的汉藏边茶贸易由汉藏等多民族商人合力完成,是青藏高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进程的一典型案例。多元的商人类型和多样化的经营形式,为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提供了多层次和立体式的互动交融平台。商人在赚取商业利润的同时,还注重学习和理解对方的历史和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经营策略和交往方式,比如主动学习掌握对方的语言,接纳对方的文化习俗,利用年节赠送礼物维系人际关系,以通婚巩固其商业,并以民族、宗教及政界上层人士为靠山,以城镇、寺庙为中心开设贸易场所等。边茶商人这一系列经营策略和交往方式,实质上在促进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和维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喜饶嘉措汉藏文化交流活动研究

文章介绍并探讨了民国时期喜饶嘉措在沟通汉藏文化交流方面的活动,如:国民政府邀请喜饶嘉措前往内地大学开设西藏文化讲座,追溯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支持汉藏佛学研究团体翻译整理佛教经典,建立双方互鉴的研修基础。抗战期间,喜饶嘉措前往甘青宣传宗教文化政策与抗战方略,以国家认同意识稳定边疆民众;递交国民参政会提案维护佛教文化,团结边疆民众。为培养汉藏文化交流人才,喜饶嘉措在古雷寺举办青海喇嘛国文讲习所,增进彼此共存共依观念与共同体意识。     

论汉藏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感想

汉藏翻译是现今藏区民族院校的一门必修课程,虽然是必修课程,但是由于翻译学科建设的经验不足,汉藏翻译本身的发展也达不到一定的水平,所以汉藏翻译教学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通过自己几年学习汉藏翻译的经验,提出了目前汉藏翻译课程建设中存在的几点不足的问题,以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感想.     

浅析现代化进程中影响裕固族族际通婚的因素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裕固族的婚姻习俗、婚姻圈和择偶标准都发生了变化,族际通婚比例逐年增加;族际通婚是多种因素综合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现象;在当前社会中,裕固族族际通婚还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人口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和外来移民等因素的影响.     

草苗的通婚圈和阶层婚

草苗是苗族的一个支系,居住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山地上.草苗内部分为60苗,40苗和花苗三个支系.在支系内又分为"上层亲(良亲)"、"中层亲"和"下层亲"三个不同的婚姻阶层.草苗存在着严格的族内婚,支系内婚和阶层内婚,这对草苗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权平等等带来了不良的后果.     

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

文章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主要探讨明代以茶驭番的治藏政策,并分析了汉藏茶马互市在治藏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汉藏茶马互市制度的实施,是明代有效统治藏区的关键。历代汉藏两地之间单纯互补的经济贸易活动,到明代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功能,从而达到了良好的治藏效果。     

唐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唐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的方式,将汉地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藏区民间,也将藏族的苯教文化和其它宗教习俗传播到了汉地民间。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清末民国杨柳青商绅性文化在新疆的衍生

杨柳青人随左宗棠湘军西征赶大营入新疆,使其文化和自身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杨柳青的业缘、族缘、乡缘与兼重官民、城乡之商绅性及其文化,寓于商业、宗族、乡族与信仰组织而西植;同时使其自身实现由农民、船工向商人市民的转化;亦促使了新疆历史上汉人主体由屯垦农户向城镇居民的近代结构转变。     

清代及民国时期塞外蒙汉关系论

本文以清代及民国时期内蒙古的汉族移民活动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对支撑汉族和平移居及蒙汉关系平稳展开的深层机制进行集中考察 ,提出 :农耕对游牧的经济补充是联结蒙汉关系的内在基础 ;客居依附效应与私人友情是突破族际分界的关键环节 ;利益双赢机制则构成推动蒙汉互动、有效释缓紧张的稳固力量。而清朝对蒙古族游牧业的持久保护政策 ,则将移民冲击控制在一个蒙古族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清代中暹贡赐往来及其影响

清代中暹之间的贡赐往来,对暹罗而言,虽说主要是为其经济利益所驱使,但客观上,也达到了中暹之间物质上的互通有无,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实现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清至民国时期西藏地震研究

文章根据已整理出版的《西藏地震史料汇编》,在统计清至民国时期西藏震灾(M≥4.75)数量的基础上,与同时期水、雪灾害作了比较分析,认为震灾虽然数量较少,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清至民国时期西藏震灾的地理分布特征、损失、危害,以及政府的灾后赈济措施。     

清末民初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战

清末民初,传统的民族思想愈加不能减轻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人民千方百计地寻求救亡途径。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成为国人关注的重要议题,以改良派、革命派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派别围绕民族问题展开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民族思想观念顺应时代要求,进行民族革命思想的传播,中国各民族自觉程度、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清末民国时期的藏传佛教与蒙古族人口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在蒙古社会政治上出现了僧侣特权阶层,部分地区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经济上由于大批男子削发为僧,脱离生产劳动．加重了社会负担,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思想意识上沉溺于虚幻的宗教世界,思想空虚、精神萎靡,勤劳顽强、勇敢进取的精神受到挫伤。特别是总人口的３０％以上的人充当喇嘛,独身不娶,不仅造成人口增长率的减少,同时导致了总人口数量的下降。     

清代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管理机构

清入关后,为加强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行政机构。在中央特设理藩院,在地方则设有驻防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协领等,诸管理机构的设立在客观上巩固了清朝在当地的统治。     

论清末民初陕西地产交易的宗族性

中国古代宗族血缘观念的深厚和聚族而居的特点,决定了土地买卖的宗族性特征非常明显,买主身份从宗亲血缘的视角来看,呈现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显著特征.在买主身份方面,亲族购买者比例较高,原因在于亲族对族人出售的地产具有优先权;所以,土地在宗族内交易的比例较高,几乎占地产交易的一半.最后,宗族对寡妇出卖土地的行为更为慎重,有大量族人作为中人参与、见证寡妇的土地买卖.究其原因,主要是宗族在地方社会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力决定的;另外,还在于国家法律对宗法族规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