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

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状况,包括：构成、特点、心态等作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探究19世纪末直隶社会结构及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     

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的直隶地方官

本文分三部分论述：一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多数直隶地方官采取调解、弹压解散的敷衍姑息政策；二是义和团运动发展时期，直隶地方官表现各异：总督裕禄剿抚两难，藩、臬两司从抵牾到对立；道、府、州县官则各行其是，表现为无政府状态。三是分析直隶各级地方官对义和团运动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各不相同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时期直隶士绅研究

直隶既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整个运动的高潮中心。直隶义和团运动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在前期和高潮时期的表现、以及在义和团运动后期产生分化及分化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直隶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应视为一支进步的力量。     

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

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直隶地方官的态度和决策，成为影响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义和团运动后期，直隶地方官秉承清廷改抚为剿的政策，对义和团进行了镇压。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境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拟对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进行较为系统的勾勒，希望以此促进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深入研究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思考

直隶（今河北省）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又是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也是抗击八国联军侵华的重点地区。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笔者提出了开展社会调查、广泛搜集资料，转换研究视角，探索世纪之交直隶社会的特殊性和划分区域、划分阶段深入研究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思考     

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７日至１１日在河北保定召开了义和团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经济、文化心态；反洋教斗争；义和团和白莲教、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新派的关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特点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如何深入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讨论的成果：有的是旧问题，新论证；有的是新视角，新领域；有的是新观点，新突破；有的是新考证，查漏补缺；有的对如何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提出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直隶近代社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首先是从直鲁交界的威县一带兴起的.在这场运动的兴起时期,直隶义和团的斗争即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场运动在直隶兴起的原因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直隶近代社会发生变化的几种因素中探讨这场运动在直隶兴起的原因,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浅谈义和团进入北京

“义和团进入北京,是义和团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探讨义和团怎样进入北京,为什么能够进入北京,有助于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一些论著持这种看法:进入北京以前,直隶地区义和团已经声势浩大,清政府处于“剿抚两难”的困境;在芦保铁路沿线粉碎了清军的剿灭计划以后,直隶地区义和团主力实现了向北京的胜利进军。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山东等省发生大灾荒,这场灾荒使饥民、流民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下,饥民、流民通过三种不同形式参加义和团组织,并以其独特的天灾观来激发灾民的抗争意识,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这证明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确有紧密的联系。     

裕禄与直隶义和团运动

裕禄(约1844—1900),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他先后出任过安徽巡抚、湖广总督、盛京将军、四川总督等要职。1898年内调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同年9月戊戌政变后,荣禄内调为军机大臣,裕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帮办北洋军务。在此以后,正是直隶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到高潮并经历天津保卫战的重要时期。关于裕禄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晚清政界及史学界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他始终纵容支持义和团;二是认为他在大沽战前对义和团始终实行严厉镇压的政策;三是认为他对义和团的政策经历了“剿抚兼施——剿抚两难——主抚的过程,同西太后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过程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前两种意见都未免偏颇,第三种意见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浅谈自己的意见,以就教于史学界。     

“灭洋”口号的提出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学术界一直较为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1980年至今,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已开了四次,论文发表数百篇;对许多重大问题,如性质、作用、历史地位及其口号源流等问题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但是,对于义和团到底兴起于何时,却很少有人深究。当时人把它叫做“庚子之变”,好象义和团运动就是1900年一年中发生的事。后来人们把时间向两头延伸,上限划到1899年10月山东平原朱红灯起义,朱红灯     

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

90年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它独特的斗争形式和内容席卷中国大地,震惊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的歧见.这里,我们仅对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谈些看法.     

另一视角下的义和团运动--以近20年国际研讨会中文论文为依据的学术史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由于不同的学术传统、理论方法、学术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差异而体现出诸多的不同。因此,对开放以来国际上对义和团的研究脉络从学术史的角度作一梳理,可以使我们站在一个更宽阔、更客观的视野中深化对这一历史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旧上海“三大亨”的最终结局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同祖国宝岛台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四次访问或过境日本霸占下的台湾岛,在台胞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曾激发起台湾民众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兴起,孙中山乘机在广     

试析义和团运动中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义和团运动是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并对运动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谓民族凝聚力,就是一个民族的聚集力、向心力。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可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义和团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指中华各族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共同目标,而聚集在一起,团结奋斗,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从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特点、特别是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中,都表现了这种强大民族凝聚力的存在。     

平意求索,与之批评——试论鲁迅研究《水浒》的方法

鲁迅关于《水浒》的论述,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做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不仅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且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很深,特别是对于中国古典小说更有着系统而深刻的研究,《水浒》研究又是他致力最勤的课题之一。他的意见无疑是有权威性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鲁迅对《水浒》的研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涵蕴精深,自成体系,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然而,如何理解鲁迅的有关论述,却一直言人人殊,十年浩劫中,“四人帮”“拉大     

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

90年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它独特的斗争形式和内容席卷中国大地,震惊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的歧见。这里,我们仅对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谈些看法。一如何评价“扶清灭洋”“扶清灭洋”是义和团在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对这个口号的内含和属性,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还是把它看成是义和团的斗争纲领更符合历史实际。理由是: 第一,从字面上看,“扶清”与“灭洋”是并列的,并没有策略与目的之分,也看不出有方     

中晚唐直隶州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藩镇设置的普遍化,地方三级制逐渐取代两级制并成为行政的主体,而国家两级制的残余形态——直隶州则成为地方行政的"孤岛"。通过对唐代地方体制的演变、直隶州的产生、直隶州的内涵、直隶州刺史的来源、直隶州设置目的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可发现唐代直隶州设置的初衷是为了确保中央对若干战略区域的有效控制。由于中央对此认识不足,措施不力,加上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中晚唐直隶州制度没能成为遏制藩镇势力膨胀的重要工具,却为五代、北宋消弭割据隐患提供了直接的思路。     

清末新政时期的直隶农会

直隶农务总会是清末新政时期成立最早的农会,有着自身的特点.直隶各级农会成立以后积极活动,对促进各地农业改良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当全面看待义和团运动——谈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

毛主席在历次论述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历史时,总是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可见义和团运动是有其正义性和革命性的一面的。但是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阶段(我们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是在辛丑条约后)的农民自发的运动,并且是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北部中国。因此,这个运动本身不能不具有严重的落后性。一个林彪“四人帮”的理论家,从其假左真右的立场出发,以尊重“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为名,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竟把义和团的落后的缺点的一面,也就是义和团“笼统的排外主义”的一面,一概都说成是革命的,把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都说成是“革命群众的运动”。其目的很明显,是想用历史上的所谓“革命群众运动”来为其现实的反革命政治野心作辩护,为他们的反革命需要服务。我们必须肃清林彪“四人帮”在义和团研究中的流毒,全面地正确地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其中主要的就是既要首先肯定义和团运动进步的一面,同时也必须指出义和团运动缺点错误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