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视角

法治的局限性、民事纠纷的复杂多样性、行政职能的广泛性等决定了行政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现行法规范关于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却不明确,影响了行政调解制度功能的发挥。从立法政策学的视角来看,行政调解效力制度的完善应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基本出发点,区分不同类型的行政调解,并赋之以不同的法律效力。属于自治型行政调解的,其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属于裁断型行政调解的,由行政调解机关制作的行政调解书一经当事人签收,即具有执行力。     

法院调解担保制度探析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所确立的调解担保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调解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或者案外人为调解协议之履行所提供的担保,其在促进债务之履行,强化调解协议之效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债务人之权益。由于调解担保发生于诉讼过程之中,因此调解担保人的法律地位、担保的效力及无效的法律后果等均有其特殊性。     

确认行政调解协议为民事合同性质的利弊分析

行政调解协议长期效力不明,制约了行政调解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明确了行政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解决了长期困扰行政调解的效力问题,但同时也带来新的弊端。明确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统一行政调解的程序,严格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认定条件,处理好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的衔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行政调解协议被确认为民事合同性质后所带来的弊端。     

论和解协议不履行在诉讼法上的效果

和解协议是当事人通过协商让步而达成的解决纠纷的民事合同,其和解创设效、确认效是和解协议效力的表述而非根据。即便和解协议创设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当然排除原来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而和解协议又未明确排除原权利义务关系,对方当事人自然可以选择依据原权利起诉或者依据和解协议起诉,或者提出合并之诉;除非和解协议已经明确排除了原权利,法院不应支持被告提出的和解抗辩。     

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确定之社会学视角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颁布,在第一条中将人民调解协议界定为“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引发了对人民调解协议性质及效力的争论。学者们各抒己见,对此赞同者有之,认为“民事调解协议是特殊的民事合同”[1];反对者有之,认为将人民调解协议界定为合同,在理论上无法得到充分的论证,而认为它与法院裁决、仲裁裁决以及行政处理决定除了效力上的差异,在性质上并无本质区别,具有同质性[2]。之所以对调解协议的效力有此长久的争论,其焦点在于:一方面调解作为我国长期适用的解决纠纷的方…     

浅谈民事诉讼调解的效力

民事诉讼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调解协议,是指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其争议即实体权引义务所达成的,并经人民法院批准通过的协议.     

不起诉契约不具有诉讼法上效力——诉权契约原理

不起诉契约的核心问题是诉权是否可以放弃、什么情况下被消耗的问题,单从当事人合意行为是否属于诉讼行为进行分析不足以解决问题。诉权的属性是人权,因此具有绝对性,不可放弃。不起诉契约是私法上的民事契约,不具有诉讼法上的效力。诉权只能经当事人依法定程序行使而消耗。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公证程序均不导致诉权的消耗。任何人不得剥夺当事人的诉权。     

对我国委托调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所谓委托调解,是人民法院委托具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第三人对争讼案件当事人所进行的调解,其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以后才具有既判力.委托调解存在着授权的合法性问题.按照比较法的经验,受托方应由法院专门聘任的调解员充任,受托方权利义务的配置也有待完善.     

试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

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现在法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有人认为人民调解协议应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人民调解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就会使人民调解协议难以履行,使矛盾激化;有人则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合同,具有台同的效力;还有人认为,人民调解协议只能靠当事人自觉遵守,靠道德力量约束,而不应具有法律效力,这是由调解组织的性质决定的。我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值得商榷。民诉法的法律效力不是指法律的适用范围,即不是指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对什么人发     

刑事和解协议的相关问题

刑事和解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纠纷解决模式,其实质就是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过程。刑事和解协议性质上属于非典型的公法契约,其对双方当事人有拘束力,对检察机关没有拘束力,应当赋予其执行力。由于和解协议效力的不确定,应当采取针对性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