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者的共鸣——论李安对《断背山》《色·戒》人物形象的改编

李安电影《断背山》和《色·戒》对原人物形象进行了部分改编,使人物形象由小说的边缘人向主流社会价值回归,这一改编导致了小说与电影在主题上的不同。李安的改编来自于电影艺术法则与商业法则的要求,也来自于李安独特的电影创作经历。     

论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改编

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化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小说的一种传播形式,电影中的情爱叙事与小说原著的差异是简单的,但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爱情对专制的控诉到爱情的存在主题,从“移植”、“强化”、“改写”等几种不同的改编方式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九部电影对小说情爱叙事的改编,见证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历史变革和多元化文化的形成。     

论老舍小说《离婚》的电影改编

王好为编导的《离婚》和马军骧编导的《纳妾》均由老舍的小说《离婚》改编而来,该改编个案的特色及可借鉴之处有:一、人物外貌设计强调神似;二、抓住原著核心打造独特风格;三、剪裁情节意在笔先.小说的电影改编既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大有可为.     

《城南旧事》改编中的散文化风格问题探析

电影《城南旧事》改编的成功,与其笼统地归功于对小说原著的忠实,不如更准确地说,是电影忠实于并强化了小说原著那种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为基调的散文化风格。本文试图通过对小说文本、电影剧本和剪辑完成的电影之间的详细比较,考察从小说到电影这一改编过程中对风格问题的处理,探析散文式电影改编的艺术技巧和成功经验。     

可改编与不可重现及主题意蕴的保留——藉《黑暗之心》的改编试论小说艺术与电影艺术间的若干基本问题

在以越战为题材的电影中,《现代启示录》的改编是极为成功的,其在同类影片中的历史地位与艺术价值已获肯定.通过对小说与电影间存在的巨大差别的分析与若干问题的探讨,得出小说-电影改编中,可改编、不可重现的事实,并突出科波拉对《黑暗之心》异于常规却合乎艺术理想规律的改编手法就科波拉的最终成果来看,《现代启示录》在本质上是一种艺术升华,其表现为提取原作之魂,于原作的艺术空间外别构一番灵奇.我们将这种再创造的改编手法视为理想或标准.     

重塑经典——电影改编视阈下的《理智与情感》

兼备文学性和电影性的小说,是文学和银幕所共有的财富。简·奥斯汀的小说深受电影界尤其是好莱坞的青睐,她的六部小说已全部被搬上银幕,均获得巨大成功。文章从电影改编的角度,从原作、剧本、导演和演员等四个方面分析奥斯汀小说《理智与情感》如何从文学经典走向电影经典。     

从《村妓》看沈从文小说的电影改编

根据沈从文的小说<丈夫>改编的电影<村妓>获得了很好的收视率,小说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电影的成功让更多人了解了沈从文.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电影<村妓>与小说<丈夫>在创作主旨、叙事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村妓>的改编很多地方体现了艺术性与娱乐性结合的特点,使用当代人的理念和思想来表达原著所要表达的主题,这些对于小说的电影改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

根据莫言20年前的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而成的电影《暖》获了中外两项大奖,是因为其中很动情很人性的东西迎合了当今成年人的怀旧情绪;电影对小说中哑巴、瞎子的改编,使电影更具观赏性了;《白狗秋千架》之所以被莫言认为是部重要作品,是因为在这部作品里莫言才开始找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舞台,才开始发现"纯种""杂种"的文学用语;《红高粱》之所以能打动导演张艺谋,并非因故事新奇,而是因为小说所传达的张扬个性的思想打动了他;小说家没必要迎合影视导演而媚俗,好的小说未必就是好的电影脚本,小说与影视有密切联系,但又应是各行其道。     

“越轨”的女性与“滑动”的文化保守主义——从1930年代张恨水小说改编的影片说开

1931-1941年期间,张恨水“鸳蝴”小说被频频搬上银幕,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下焕发着与时俱进的现代性价值。伴随着中国早期电影“元叙事”的自反性探索,众多电影公司对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发起了有声片的突破性尝试,如联华影业公司推出的《银汉双星》、明星影片公司的《啼笑因缘》等。张恨水一系列小说被各电影公司导演不断改编并推向银幕,这一文学改编电影的现象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文化转型、上海“孤岛”电影时期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沦陷”时期,不断展现出通俗剧适时性价值与银幕生命力,在情爱叙事的感伤现代性下折射了女性形象的“越轨”特点。其中,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作品中的价值评判标准呈现出跟随时代而调整的适时性特点,集中体现了女性命运截然不同的走向,反馈出文化保守主义下“犹疑”的评价标准和社会转型下“滑动”的价值选择;此外,还依据不同时代的女性站位适时而变地呈现出从鼓励到规训的过程。在民族形势严峻的特殊历史时期,张恨水作品的“银幕化”现象彰显了在革命电影叙事文学背后隐藏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市民的整体风貌与广泛的社会现实。在“通俗”外衣包裹下,其作者意识与社会呼吁借用银幕得到了广泛传播...     

二度创作的艺术之变——从小说《陆犯焉识》到电影《归来》

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以其祖父为原型,描写了主角陆焉识在文革时期的人生遭遇和精神世界,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电影《归来》是张艺谋根据小说《陆犯焉识》为基础进行的二度创作。电影截取了小说里最后的几个章节,对情节和人物进行改编和删减,将故事主题从知识分子风云变幻的生命史改造为陆焉识和妻子冯婉喻坎坷凄楚的恋爱史。这样的改编使主题更为集中和突出,但削弱了原著的精神指向和价值旨归。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凤楼人远萧如梦——谈颂莲形象的改编

颂莲作为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和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主人公 ,有着独特而普遍的意义。电影改编强化了对封建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 ,却弱化了颂莲个性意识的张扬、女性意识的飞翔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小说《地狱》与电影《但丁密码》的跨媒介营销

图书出版业与影视业的互动,是一种跨媒介的营销模式,该模式被广泛运用在好莱坞电影产业当中,电影导演将畅销的图书选为剧本,随后改编成影视作品,影片的上映也会促进原著销量的增加,两者可谓互惠互利.在往年上映的热门影片中,由小说《地狱》改编而来的《但丁密码》可谓是图书与影视互动的经典案例,图书与影视的跨媒介营销模式日臻成熟,但...     

超越宿命的表达——关于小说《命若琴弦》和电影《边走边唱》

在于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及陈凯歌由此改编的影片《边走边唱》读解的过程中,发现史铁生的小说超越了伤残者对于生命的自怜与哀叹,书写了一则关于人类命运的寓言,展示了人可以通过抗争荒诞来获取生存价值,这使得小说具有浓重的哲理意味。而我们认为陈凯歌在改编电影的过程中,对人与命运的关系以及人性进行了深刻剖析,完成了人性对神性的颠覆,并在这种颠覆中完成了神性到人性的回归。     

鬼神妖狐的现实影射与人生隐喻——《聊斋志异》在中国大陆的电影改编(1949-)

《聊斋志异》在中国大陆的电影改编(1949—)体现出不同的改编观念、改编方法和不同的审美趣味,进而体现出不同的艺术成就。就改编方式而言,可以分为三种:对原作情节框架的影像再现;对原作的情节扩充或者多个故事的杂糅;对原作的现代性改造。由于改编者未能充分意识到《聊斋志异》改编成电影的优势与短板,《聊斋志异》在中国大陆的电影改编(1949—)总体而言成功的作品不多,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主题表达上的缺陷比比皆是:情节冲突的设置没有现代感;核心冲突的解决要么过分依赖法术,要么依赖"明君""清官""侠客",未能体现人物的主动性和意志、品质的力量;男性主人公大都缺乏个人魅力,对其刻画比较平面化和表面化,也未能很好地展示人物变化、成长的"弧光"。因此,我们应该用电影编剧的要求,用现代性的价值观,用类型电影创作的规范来重新审视《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并大力弘扬《聊斋志异》的民族特色,包括民俗、民情,民族性的伦理价值观,民族性的叙事方式等。     

文学经典影视改编中的审美嬗变——以《红高粱》为例

《红高粱》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再到电视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经典化。在两次传播的经典化中,由于叙事媒介的不同,其叙事话语、审美视角、审美方式等均发生了嬗变,呈现出差异化的审美特征。在从小说到影视的文本转换之间,"红高粱"这个"元故事"在不断的改编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编事实上完成了对文本的一次艺术重构。     

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的《贝奥武甫》当代改编

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大量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是游戏搬上荧幕和电脑。本文将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改编放在文学伦理学的视阈下来研究,考察当今电影和电子游戏在改编史诗时表现出的新特点,探寻导致这些新特点背后的深刻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史诗《贝奥武甫》与据此改编的电影、游戏在伦理价值方面的差异,探讨新媒介对传统伦理价值的颠覆。     

关于清代《红楼梦》戏曲中刘姥姥问题的探讨

明清时期,小说对戏剧的影响更为显明,不少传奇、杂剧的题材都来源于小说,尤其是四大古典名著。相较而言,戏曲改编《红楼梦》小说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巨大文学价值。但戏曲和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体裁,《红楼梦》小说的戏曲改编者若不能恰当地取舍或化用原著的情节内容,其改编效果必会大受影响。清代很多《红楼梦》戏曲(以下简称"红楼戏")对刘姥姥问题的失重处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试论冯小刚电影对个体存在的表达——以《我不是潘金莲》为例

冯小刚与刘震云合作后,其电影风格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逐渐摆脱王朔话语的影响,而深受刘震云新写实风格和新历史叙事的影响。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是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这部小说是刘震云对个体存在之思的延续,冯小刚导演在故事上没有做大的突破和修正,但他找到一条用外在形式的疏离感来表达荒诞现实生活内容的影像形式,对电影构图和影像叙事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观影体验。     

解读电影原罪与圣经文化

电影原罪由柯奈尔·乌尔里奇小说《黑暗中的华尔兹》改编而来。影片向我们讲述了男主人公路易斯和女主人公卡邦尼之间爱与被爱，疼痛与恐惧，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望的黑色惊悚故事。正如电影旁白中所说，这不是一个爱的故事，却是一个有关爱的故事。整个影片以悬疑刺激的故事情节为载体，体现了基督教文化影响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