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以科斯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理论关联性。新制度学派借助新古典分析体系,实现了制度经济学演进中的质的飞跃,修正了新古典理论的一些重大缺陷。同时也对马克思经济制度分析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通过一番简明扼要的比较分析,回答了新制度经济学究竞“新”在哪里。     

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变——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演化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当前西方经济学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而它在引入了路径依赖这一理论以后则表现出了更强的生命力。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框架下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新经济学分析框架是替代路径依赖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最佳选择,它对于整个经济学新演化范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新制度经济学革命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由于掌握了交易成本这个分析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家才能够第一次真正地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制度的运行与演变 ,将原来被新古典经济学家视为给定的东西——制度 (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 )纳入新古典模型的框架 ,拓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因此 ,把制度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并作为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的约束条件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革命。     

交易费用、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透视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 ,它的兴起是经济学研究发展的历程中的一场革命 ,从此经济学方法才真正应用于对制度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经过了几十年的演进、发展 ,不断趋于成熟、完善 ,形成了以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经济学、契约与委托—代理理论、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支干的理论体系。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对于我们批判地学习、借鉴新古典经济学 ,进一步学习、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怨恨

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被视为经济学领域内的一场革命。运用价值现象学的方法可以揭示出新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心理基础。怨恨构造了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新制度经济学与这种精神气质是一致的,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与近代思想对否定的创造性力量的强调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起源及变迁的关注都与怨恨所造成的价值假象密切相关。怨恨使得现代人对世界的基本体验是怀疑,新制度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也与这种基本体验有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核假定与保护带的分析

经济学内核的改变和保护带的修订意味着新的经济学分支的出现.新制度经济学由于采用了一种新的范式,即通过引入信息、交易成本及产权约束,修正了主流经济学的保护带,并且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内核假定,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试析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具有各自不同的范式特征.作为一种宏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以马克思制度经济学范式统一和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将会拓展和丰富马克思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其理论分析的切入点,其制度分析围绕“交易费用”这一核心概念而展开,并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批判地继承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现实的制度分析入手,直面现实的实证研究使得人们的视野转向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科学。     

新制度经济学:一个理论概括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大发展之一,制度经济学已深入考察了诸多经济问题。制度经济学溯源和演化都有多条路径,且它们之间尚有交叉和互补的趋势,但其中新制度经济学总体上还是具有较为明确的特征。它并未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而是在继承其基本内核的同时又做了一些重要发展。它不仅改变了行为主体和分析对象,而且实现了企业和家庭、市场和企业以及政府和微观主体在分析上的统一。新制度经济学诸多分支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定理展开的,它们只是从不同角度对科斯定理的具体延伸。而制度因素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和博弈分析等方法,也显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自身特色。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若干新动向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出现了若干新动向——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等相继兴起。这些新动向代表经济学在多个领域的新发展,体现了时代发展对传统经济学的新要求。通过对这些新兴理论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意识形态的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启示

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工具之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挥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演变及其方向瞻望

在科斯搭建起法律经济分析的桥梁后,谈判分析范式因其能够将法律经济分析统一在效率主题下而成为主流分析范式。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博弈分析提供的特定环境下主体间互动的分析框架更适合进行法律分析,博弈分析成为新的主流分析范式。但同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挑战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理性选择假设,现实性更强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范式正在形成中。那么,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何在?从法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可以得出的合理结论是：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依赖于理性选择理论这一基础理论的进步。“理性”概念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精炼,形成“新理性选择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引导法经济学将向更加实证的方向发展。     

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述评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以及新的“消费一生产者”假设,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架构。他们将“分工演进”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源。以此来解释绝大部分经济现象,试图打破传统经济学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樊篱。文章即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具体应用方面进行述评,并论述了其对于中国实践的意义。     

新政治经济学价值及其适用于中国的原因

由于排斥政治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已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加上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政府干预经济,新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研究的新阶段。引入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和实证主义构成其基本理论价值。而实践证明,任何一种试图在宏观上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经济学解释的分析框架,它要么将政府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考察变量,要么就将政府行为本身作为其分析框架。因此,作为这种研究取向的理论范式,新政治经济学为解释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当代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两条主线与其新自由主义本质之剖析

当代制度经济学主要是沿着两条理论主线而发展。两大发展主线之间的理论源泉、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 ,但在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方面 ,是高度一致的。本文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当代制度经济学两条发展主线的基本内容 ;另一方面分析当代制度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本质。目的是期望在深化改革的实践过程中 ,提高对当代制度经济学基本思想与政策主张的辩证思考。     

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

经济学关于投资选择模型的分析和研究从属于理性和非理性的选择理论。本文通过对选择理论的概要回顾和评说,将投资选择模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在对每一种模型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隐性和显性交叉,而这种交叉关系体现了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的相容性。文章指出,从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投资模型的底蕴来考察,新古典经济学将"行为最大化"作为一种公理来看待有着部分的合理性;从人们的实际投资行为来分析,"有限理性"和"偏差行为"贯穿于人们投资选择的始终。本文将理性和非理性投资模型综合于统一的框架,着重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品味价值。     

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

纵观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可以提炼出以下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解答或解释,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取决于这些问题被解决的程度。这些问题是:(1)制度变迁既受到个体目的性行为的作用,也受到个体意识之外的系统动力的作用,是在“知”和“无知”的协同演化中展开的。(2)制度是构建还是演化而成,需要关注制度的不同层面、制度的长期和短期,短期的和具体的制度往往可以构建,而长期的基本的制度却往往难以构建,任何建构都是局部和短期的均衡,是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3)制度及其变迁,客观上存在着演化与博弈的互动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层面上的互动,而不是一种演化博弈的运动。可以分别用博弈方法和演化方法分析,但是不能用所谓的演化博弈方法把两个层面的运动当成一种现象分析。(4)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可能不同,不能笼统地谈论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必须将其置于不同层级类型和不同时空场景下进行研究。(5)清晰界定计量工具在制度分析中的边界和条件,在一系列约束、假定条件和控制变量下,对某一特定时空下制度绩效的测量或许是可行和必要的,但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种交易成本的总量或许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6)制度经济学应该界定其制度分析的边界,这样才能集中精力研究本学科的一些重大主题。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应该集中在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经济制度领域,适当地关注较为强烈但却是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政治制度、习俗和惯例等。     

传承而非颠覆:从古典、新古典到行为经济学

从古典到新古典再到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史上所经历的两次质变突破,是经济学历史传承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和推动结果。其中行为经济学通过在经济学中纳入对异质经济行为动机的研究,而使得以同质经济理性为基本假定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其特例情形,因此它不是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边缘学派或颠覆性理论,而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前沿。此外,由于理论的相对真理性,我们不能把理论发展中的某一阶段等同于它的唯一和最终形式,或无视理论的相对真理性而对其加以滥用并作为对其他理论妄加批判的依据。故行为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的最终形态,它同样是经济学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并仍将继续发展下去。科学的经济理论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贸易的产生和演进

在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行回顾与评析的基础上，指出既有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存在两个缺陷。通过介绍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弥补两个缺陷所做的理论贡献，基于制度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交换的前提条件——彼此承认产权——产生的原因，并具体考察了贸易是如何随着制度的发展和演进从部落的偶尔交换逐步发展到国际贸易的。     

让经济理论更加贴近现实

20世纪晚期的经济学越来越形式化,这一倾向使经济学远离了现实。这一时期,重要的似乎不再是经济思想,而是思想的表述方式,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被技术上的细节埋没。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传统在配第、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该传统到李嘉图就中断了,经济学摒弃了历史归纳法而采用抽象演绎法。历史学派则走向了另一端。新制度主义的兴起首先是一次方法论的变革,它从经济制度进化的途向来考察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并不反对新古典理论的分析工具,从而"生产"出了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贴近现实,从而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向现实回归。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学对其原先的理论假设进行更符合实际的修正;二是对研究领域所做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