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局下的中国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和问题,亟需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按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治理之道建立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尽管中国过去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不存在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所谓"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当前,中国呈现"强政府,弱市场"和"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必须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合理边界。政府最基本的作用是维护和服务。政府的角色定位应该是:限制"掠夺之手",强化"无为之手",多伸"援助之手"。在深化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中国需要顶层设计: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一是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二是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型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型政府转变。     

财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关键环节

正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一轮改革有两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判断:第一,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即改革不是从政治领域或其他领域启动,而是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五位一体"改革的牵引作用;第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要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导问题。     

新旧常态转换与政府行为调整——兼论供给侧改革

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积累起来的深层次问题，大多与政府过度干预相关。 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也应做出相应调整。认识新常态、顺应新常态是政府行为调整的出发点。那种引领新常态的说法有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些根据政治决策倒算出来的或者依据旧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推算出来的未来潜在增长率，缺乏科学依据。政府应逐步减少采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经济过程政策对经济的干预，而应通过强化供给侧改革的制度性政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体制框架，让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体现在市场化改革、政府改革、经济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的弱势地位等方面.市场化改革存在的问题: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等.政府改革存在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各级政府事权、财权责任划分不清;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体制性制约机制等.经济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弱势地位等问题:社会分化趋向严重;劳资关系日趋复杂;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等等.     

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呈现出一个过程三个阶段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又有不同,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第三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国30年行政管理改革,始终秉承一个目的、应对三个挑战,体现了一个方向和双重使命。一个方向是要实现政府管理从管制到服务的现代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双重使命表现为:行政管理改革既是一场管理革命,又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深刻调整。     

经济治理现代化与产业政策转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我国推进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即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核心问题一直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而产业政策则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因此,推进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增强了推进产业政策转型的紧迫性,而且也为这种转型明确了基本方向,即产业政策需要符合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定位,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助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按照上述要求,中国产业政策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系统地转型:一是明确产业政策功能定位,使产业政策聚焦解决市场失灵所引起的资源配置问题;二是转变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实现产业政策向以完善产业发展环境为主转变;三是推进产业政策手段转型,实现产业政策手段向市场友好型方向转变.     

论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在体制转轨上不搞"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而是促进诱致性制度变革和渐进式改革;在政治制度上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在经济体制上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发展战略上选择高投入、低消费与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上,选择了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与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现行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与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需要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与优化:探索以内需为主导与外需相协调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以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转型;以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政治改革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体制基础;确立以人为本的宗旨和市场主管效率、政府主管公平的体制模式,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塑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和中国的软实力。     

要注意当前经济的三个深层问题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来光贤认为,中国经济深层次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①实现国民经济第二个翻番的“市场”在哪里,尚不明朗。要开拓新的市场,难度很大。②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已由过去的市场短缺、物价上涨转变为企业亏损、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的形式,经     

权力转移与社会权力格局之变迁——兼论渐进式改革路径选择的必然性

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为分析框架,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分析工具,对中国改革问题进行独辟蹊径的剖析后发现,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本质上是中国社会权力的变迁,变迁的具体形式是政治领域权力向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转移,是行政全能主义国家向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权力格局的转变。借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理性政府"来看,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政治领域权力向经济领域转移有着内外两种合力的作用,因而相对来说其难度要小些;而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权力向社会领域转移则缺乏明确的动力源泉,因而转移的难度要大得多。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都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而社会领域的改革则可能要艰难许多。     

社会缺位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基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思考

政府、市场和社会被西方学术界并称为社会科学的三大关键因子,深入研究三者的理论和实践联系对于全面审视中国经济改革,探询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层面剖析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发现:社会缺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而在社会缺位下开展的中国经济改革,客观上造成了五大悖论,并在现实中集中表现为财富的高度集中。据此,研究重点锁定在市民社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改革持续进行的作用上,并进一步提炼出对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     

政府“不经济”行为及其治理对策

政府“不经济”是当前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大阻力。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和科层管理理论出发,可以探索政府“不经济”的根源,对政策“不经济”的改革要从四方面入手:加强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将企业家精神引入政府,实行绩效管理;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有效管理;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逻辑、影响与政策取向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与相关问题,尽管可以从诸多学科视角对其内涵、建设路径、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阐释,但空间经济学却是比较适用的分析视角。中国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端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重“破”轻“立”、局部市场建设探索、基础设施“软”“硬”不协调的政策实践,以及规模经济、市场一体化效应等空间经济理论逻辑。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构成的简单空间体系看,持续完善更有效引导产业向西转移的政策体系,不但有利于让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出得去”,还能让其“去对地方”;在欠发达地区培育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相关多样化集聚体,既能发挥欠发达地区的特色产业优势,也能更快培育出具有一定特色产业基础的主导产业;欠发达地区崛起不应只着眼于规模经济,而应更关注如何增加劳动力逆向流动概率;与此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对其他的国家重要战略政策提出了更高的协同要求。     

股市制度变革中的政府作用分析——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中国股市的制度改革是一个任重道远而又迫在眉睫的事情。其改革将向何处去？政府在股票制度改革历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种角色在以后的股市制度改革中要不要作出改变？本文从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去研究这些问题，认为政府在股市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阶段应发挥不同的作用，并提出我国股市制度变迁的方式应适时地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     

新论新语

<正>胡德巧: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9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副司长胡德巧在《人民日报》撰文: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年多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更好发挥政府的职     

论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我国正在推进的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将政府管理重点从日常审批向依法监管转变。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依法行政、宏观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对于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进一步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认真分析了我国政府审批制度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对措施。     

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路径

历经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改革已经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领域协同共进的基本共识。单从改革的社会路径来说,如果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就必须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重关系,而由此决定的改革步骤则具体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步,着力社会事业改革,更好地惠及民生;第二步,着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组织的培育促进系统性与综合性的社会建设,最终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此之中,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既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也是社会建设的瓶颈;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则是实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必由之路。     

对政府经济职能转换的再认识

建立市场体系的障碍: 政府经济职能替代市场机制 从旧的经济体制向新的经济体制转换,在某种意义上集中表现为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九年的改革,虽然朝这个方向迈出了步子,但就总体而言,离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尚有很大距离。关键性的制约因素是政府经济职能在总体上仍替代市场而不是调节市场。     

回归十年香港经济发展回顾论析

本文提出并分析了回归十年香港经济发展的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提出香港经济十年的W型增长轨迹及其原因,并对十年中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分析;二是提出并分析了回归十年香港资本格局从英资垄断和主导的多元化国际资本格局向华资、中资主导的多元化国际资本格局转变,尤其是红筹、H股的崛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影响;三是分析了回归十年香港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香港对第三次经济转型的探索,提出"双引擎"战略对香港经济转型的影响和作用。     

论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我国正在推进的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将政府管理重点从日常审批向依法监管转变.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依法行政、宏观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对于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进一步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认真分析了我国政府审批制度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对措施.     

加入WTO与政府职能转变

加入WTO后 ,我国政府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挑战。应对挑战 ,应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一是加快法制建设 ,营造与WTO规则相一致的法律环境 ;二是创造符合WTO规则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是改革政府管理体制 ;四是充分利用WTO的规则 ,引导和保护国内产业健康发展 ;五是改革外资管理体制 ,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 ;六是强化和改善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七是在不损失效率的前提下解决好公平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