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价值:可能性及其限度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普遍价值的追寻是人们面临的一个共同话题和实际行动.但普遍价值的根据和可能性限度均在于价值主体,其根据在于价值主体自身的一致性、统一性,其限度在于各具体主体的多元化及其独特的利益、需要和能力.普遍价值的追寻是一个动态、历史的过程,合理的普遍价值应该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主体意识和能力基础之上,目前则应该优先考虑达到普遍价值的出发点、程序、途径、方法,在交流、宽容、尊重、理解、合作的基础上,寻求共识.     

启蒙价值与全球化--从生活世界的观点看

解蔽启蒙心态和重审全球化是由生活世界思考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两大任务.本文认为,启蒙现代性确立的普遍价值标准,造成了新的"蒙蔽".在启蒙价值的普遍性诉求中,全球化将这种蒙蔽扩展为全球控制.新的全球意识呼唤一种超越西方启蒙心态的人类普遍价值标准.它要求我们回到人的生活世界重建价值普遍性.面对全球危机,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同时,努力形成人类的共识,形成人类共同的价值,乃是人类新千年的重任.     

拒斥还是辩护: 全球化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普遍和特殊或共相和殊相、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全球化过程内在蕴涵着普遍化和特殊化双向运动的悖论.全球化本身即意味着普遍化.无论是地方性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全球性的普遍意义,还是某种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奉行和遵从,都意味着或要求某种普遍性.但是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多样性和差异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主要集中在价值和价值观领域.以普遍主义姿态出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普遍性,而是某种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即"西方中心主义"冒充"全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拒斥普遍性的典型的特殊主义.只有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性.为此,必须抛弃对自身特异性的自恋,接纳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     

全球交往实践中的东亚文化价值观

东亚文化价值观是东亚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价值信念、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型东亚文化价值观的创建及其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东亚区域的自我整合、调整来进行.东亚社会必须作为"主体",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互动中,通过宽容、民主的协商、对话和合作,共同参与全球普遍价值的建设.     

为何种普遍主义辩护——与赵敦华教授商榷

为了对普遍主义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必须对普遍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哪些变种,这些变种分别回答和提出了哪些问题等等,作进一步讨论。在为普遍主义辩护的时候,要重视普遍主义的复杂含义,注意普遍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所要辩护的普遍主义立场,不仅是文化普遍主义,而且是受价值普遍主义、尤其是道德普遍主义支持的文化普遍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普遍主义,既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同时又对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高度敏感性,对特殊文化丰富普遍文化的可能性具有高度开放性。说到底,这种把特殊主义包括在内的普遍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共同能力、潜力以及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有待于通过自觉明智的交往实践和社会实践加以建构的美好未来。     

公共性视野中的普世价值

公共性具有历史性、主体间性、生成性、批判性的特点,公共性视野和方法改变了民事、观念的合法性根据,即任何未经批判性讨论的先验设定都是非法的.在公共性的视野中考察普世价值问题,即会发现,不仅任何被揭示的普世价值都可能只是一种存在假象的普世价值观,而且"普世"的"世"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在公共性视野中,普世价值可区分为底线的普世价值、现实发现的普世价值、远未生成的普世价值三个层面.对于不同层面的普世价值,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态度.而共同的态度就是坚持公共性原则.     

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探寻

传统本体论思考和现代科学范式下对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论证是以某种最高的或者最终的实在为出发点,预制某种最高的或者最终的价值标准,并将它理解为是“普遍有效的”。它们内含着“最高价值自我贬值”的危机,最终导致普遍价值的迷失。回到生活世界的方案对于我们思考普遍价值标准的失落和重建来说是一条超越传统本体论和现代科学范式的道路。我们只有以人的生活世界的“活”的客观性为基础才能证明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存在。这意味着从人“活着”这一意义上进入人类的统一性。     

普世价值·价值认同·价值共识——当前我国价值论研究中三个重要概念辨析

真正的普世价值决不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早已存在于各种宗教或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共同的价值原则或道德戒律,而是当代全球化中人类共同生活条件形成的产物.近代以来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并不是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而是对西方价值这种特殊价值的认同,其结果是引起了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要消解包括这种价值观冲突在内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必须使当代全球性社会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即一方面普遍认同在当代人类共同生活条件基础上形成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对各种文化价值观及其所肯认的特殊价值予以承认、理解和尊重.     

拆解、弥合与构筑:对“普遍价值”论的悬疑性重释

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下,在厘清“普遍价值”基本意涵的同时,对“普遍价值”的构成维度逐一重组,可达致对其本真涵义的弥合,并在全球化宏阔视野下悬疑性地构筑“普遍价值”的本意,即以文化交流为介质,在体现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促进人类消弭分歧,共克难题,共同走向繁荣和谐的一种价值诉求.     

全球化:普遍制度文明与主体实践选择

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必然伴随全球性普遍制度文明的发展与转换。制度文明及其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全球性制度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主体普遍交往中的冲突、相融、创新、转换是其发展方式。普遍制度文明对于各发展主体的具体制度文明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推进其发展,也可能导致其衰亡。普遍制度文明并不意味着全球制度的一元化。增强制度意识,推动国际“游戏” 规则的合理化,是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必须选择。参与制订全球交往规则的根本前提是加快发展,加快提升我国综合实力。     

关于普世价值及其追寻的审思

普世价值乃是对整个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普适性和必然性的价值,是能够得到基本共识和具有约束力的共同价值观。它不仅仅是一个指认价值普遍性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吁求人们去追求的价值理念。人类生活实践的具体历史性、文化霸权的图谋和战略、价值多样（元）性的事实和取向,都不足以成为反对普世价值的充足理由。普世价值之所以值得我们去追寻,乃是因为人类从一开始就以个体性的存在生活在不同层次的社会共同体之中。当人类社会因世界历史的转变和全球化的推进而会聚到全球性共同体时,人类由此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生存方式,普世价值的追求也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这种追求必须以尊重文明多样性为前提,并且对价值的多样（元）性作出规约,以使人类面对共同的挑战、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开创共同的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为普世价值的理念及其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法的正义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虽然对正义有不同的认识,但追求和实现法的正义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法的最高价值的正义,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正义不仅与秩序、平等、自由和效率密切相关,而且是秩序、平等、自由和效率等具体价值的统摄和抽象。法的正义价值是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来实现的,是法的价值主体作用于法的价值客体,从而使作为客体的法所具有的潜在的、内在的正义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外在的正义价值,对主体产生应有或期望意义的过程。     

唯物史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论

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也是社会存在的主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当＂顶层＂的社会意识左右了社会存在,社会存在背离了普遍的主体性价值,普遍的社会意识就会显现出对抗的因素,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矛盾就会加剧,社会意识的更多诉求,就会取向于社会存在的变革。坚持以人为本,必须牢固确立执政党的为民意识,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务必强化执政党的服务意识,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始终做人民的公仆而绝不凌驾于人民之上。务必要从意识形态的顶层,扭转只为少数人或少部分集团谋利益的价值观念,让社会回归正常的存在形态,让主体人的意识重归主流渠道。     

论价值的普遍性与普遍价值

西方近代价值哲学的兴起,表明了哲学家们对普遍价值的向往与寻求.如今,抽象的、绝对的普遍价值已经遭到质疑,历史地生成的普遍价值是实现着差异性包容和协调的价值观念与规则.这种具体而普遍的价值观念和规则既是社会生活秩序的要求,又是社会生活秩序的重要内在维度.在当代,我们固然应当重视价值观的民族文化特性,但这并不妨碍反而有助于我们用差异互补的眼光和公共性的视野,重新审视并推展对于人类普遍有效的价值.当代全球性秩序建立的需要,呼唤并确立着某种价值在当今世界的普遍有效性.     

“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城市工业题材创作——兼谈沪、京、津等地工人作家群

关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想象,与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普遍价值,与大工业的、技术主义的谱系均密切相关。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中国城市特性由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所规定,引发了城市工业题材的创作热潮。这一情形,与当时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高度结合,形成同构关系。作品中工业与技术作为对生活各领域的主导逻辑,与政治属性结合,人的工业生产属性与社会的工业化逻辑被极大凸现。政治意义与伦理意义,都被"技术化"或"生产化"了。由于"工业题材"创作是一种政治体制,也产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特殊的"工人作家群"。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     

试论“普世价值”

人们所说的“普世价值”概念是多义的,可以分为客观形态的普世价值与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对于所有人来说,其跟外界客体的普遍价值关系,由此而言的普世价值,是确实客观存在的。人类能够持续生存和发展,就依赖于这种具有极大普遍性的普世价值。但是,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却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不过,某些人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问题上的确可以达成某种价值共识,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意识形态与皇权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建构

意识形态与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关联域。意识形态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形式上的理论化,内容上的世俗化,形态上的权力化,价值上的绝对化,功能上的实践化。作为本质化的意识形态,皇权意识形态的意图有二:第一,把皇帝观念塑造为一种全民信仰和普世价值;第二,在皇帝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性的对应关系,使皇帝成为民众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言人和保护者。意识形态的普遍紧张化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长期问题。     

论价值本质与价值标准

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 ,是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效应 ,主要是对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 ,最根本的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 ,使主体更美好 ,使人类社会更美好 ,使广大人民更美好。价值标准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在评价价值时 ,必须以客体对社会主体、对广大人民利益的效应作为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