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行盐区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基础研究——以福建东路盐区为例

划区行盐是明代食盐运销的重要原则。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是食盐专卖行盐区或都能成为行盐区,它的形成需要经济和社会基础。明王朝没有为地方推行食盐专卖制度提供经费支持,却对地方盐官的盐税征收进行严厉考核,地方盐官则低成本、低风险推行食盐专卖制,将既有规模大的食盐市场及有商人支持的地方纳入行盐区,推行专卖制,而放宽对其他地方食盐流通的管理。以福建为例,16世纪初福建境内仅闽江流域及其所达数县食盐专卖。嘉靖十五年以国家财政紧张为契机,福建运司在食盐自由流通的滨海四府一州的广阔区域中,仅选择在福宁州建立黄崎分司,将闽东纳入专卖体制,正是因为当时从福清到福宁州地区之间存在规模大且稳定的食盐市场,且福州商人支持专卖。此后福建运司为保证从福清到福宁州之间的官盐销售,逐渐将罗源县、福宁州辖境及建宁府政和、松溪、寿宁三县划入东路行盐区,亦以既存食盐市场和商人支持为前提。     

论宋代的私茶法与私茶

宋代茶法以专卖制为主.专卖利益是依靠政府对茶叶生产流通的部分环节实行直接或间接的独占来保障的.为实现独占,必须对茶叶的营销进行严格控制管理,防止私贩.因而私茶法是决定茶法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茶法内容不同,出现私茶的方式也不同,私茶法的内容也随之变化.     

关于食盐专卖制度弊端的法律思考

食盐专卖制度是我国从古至今长期推行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历史事实证明,食盐专卖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往往同时存在,同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法治化步伐的加快,食盐专卖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有碍于现代法治化的进程,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从法治的视角对食盐专卖制度所带来的弊端及其原因进行探析,并对现行盐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几点法律建议。     

明代引茶制度初论——明代茶法研究之四

“民资五谷以为食,所以下食者盐,而消食者茶也”。茶是我国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随着茶业的发展和饮茶风尚的普及,中唐以降,茶叶被纳入了封建国家禁榷专卖的轨道,茶法也就应运而生了。经过宋元的发展,至明代渐臻完备,“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明茶法有三:曰官茶、商茶、贡茶。仅就商茶之法(商专卖体制下的茶叶流通政策)而言,则又包括引茶和开中两种制度,而以引法为基本特征。关于开中茶法,笔者已有专论,这里仅就引茶制度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论述。     

清朝盐专卖制度考略

盐的产制运销在春秋战国时已有管理措施。盐业生产早在秦汉时就已成为封建社会主要手工业之一。自汉武帝立盐法,实行盐专卖,禁止私营后,盐专卖制和征税制为封建政权一直采用。盐法的演变也是研究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很好的视角。本文分析了中国清朝的盐法制度,产生的原因,采用的方式及其历史局限性。     

中国传统禁榷法律制度初论——以财政导向为视角

对食盐等重要物资实行国家专卖,是世界各国经济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现象.但与西方中世纪的专卖相比,中国古代的禁榷(专卖)制度不仅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其制度运行中的财政导向性也更为明显.围绕着这种财政导向性,传统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具有强烈管制主义色彩的庞大社会控制体系,并成为古代社会经济法制的主干.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禁榷法律制度对整个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商业文明乃至社会心理的形成都有着巨大影响.     

《盐铁论》与WTO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大儒桑弘羊主持召开盐铁会议,宣帝时桓宽乃集与会者所论,增广条目而成《盐铁论》一书。其中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为国家中央政府专卖等经济思想和理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之时,对于由中央政府对全国经济结构进行宏观控制等作法,也不无借鉴意义。     

明代西北茶禁与茶商的活动

<正>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交往中,茶马互市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商人视为利薮,竞相趋之。封建政府出于政治羁糜、稳固边防和搜括财税诸方面的意图,也极力垄断茶利,推行禁榷专卖政策,采取各种措施排斥,压制商人资本势力,至明代而登峰造极。朱元璋曾直言不讳地说:“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为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明代“产茶之地,江南最多,皆无榷法,独于川陕,禁法     

论中国古代商贾小说中的诚信

诚信是举世公认的美德。中国古代商人从自己的生活和需要出发 ,对诚信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诚信是一种与“善”紧密相连的道德规范 ,是“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商品交换领域的延伸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诚信是一种市场竞争力 ,是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秘诀 ;从中国古代商人的生存状态来看 ,诚信是中国古代商人健康成长最需要的营养。     

历代茶法制度概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茶、饮茶的国家。巴蜀时期四川已有种茶、饮茶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东南地区已普遍种茶,饮茶活动业已广布大江南北。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茶叶只是作为土贡贡献朝廷,不征收茶税。直到唐代茶叶生产大规模发展和广大民众饮茶风气形成以后,封建国家才开始税茶、榷茶,逐渐建立起完密的茶法制度。     

论蔡京茶法的特点和影响

立足于"利",蔡京当政期间,在崇宁元年、崇宁四年、政和二年三次对北宋茶法加以改革.蔡京茶法的特点就是将通商法和征榷法结合起来,放松生产领域的管理,严密控制流通和分配领域,实现政府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蔡京茶法对南宋及后代的榷茶制度影响不小.     

试析中国古代谬误思想研究的合理性地位

西方谬误研究至今没有中断的历史对谬误研究合理性进行了有效的辩护,从而间接论证了中国古代谬误思想研究的合理性。但中国古代谬误思想研究的合理性问题预设了其研究的合法性,即中国古代有谬误思想。为此,需要首先解决合法性问题。而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中对其合法性争议的解决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古代谬误思想研究的合法性。可见,中国古代有谬误思想,不仅能够对其进行研究,而且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的意义上,都应该对其进行研究。     

社会保障费税改革 ：“范式”选择与阙疑

有关我国社会保障税费改革的学术文章俯拾即是,但存在相当数量的跟风现象,一味地追捧税费改革,缺乏学术独立性,从而降低了部分文章的价值,使税费改革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理论准备上仍稍显不敷,而内容上则多偏向于研究具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探讨并不多见,因此,研究视角宜适当转向亚洲特别是与中国近邻的具有较为成熟社保制度的国家。至于社会保障费改税之后能够增强强制性的观点我们也有两点疑义：一者,对税能提高资金征收的强制性抱审慎怀疑态度;二者,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多数是以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颁布的条例,虽不是法律但属于规范性文件,具有法律文件性质,费改税后,以正式法律条令确定下来,然两种条令之间的效力差别不得而知。基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费在征缴力度上已经具有和税类似的强制性特征,拉弗曲线援用至我国社会保障缴费领域顺理成章,但对开征社会保障税仍存隐忧,改革模式的选择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中国烟草业“工商分离”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中国烟草业工商分离改革是为了理顺产权关系,改革工商管理体制,使工业企业能够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平等规范竞争。这种改革对于国家、行业和工业企业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烟草业专卖制度的异化,国家专卖变成地方专卖,再加上全球化和WHO的外在压力,使得现有的工商分离改革并能不能够真正达到设计的目的,治标不治本,治本之策在于政企分开,首先在国家层面上将中国烟草总公司"去行政化"。     

国家是市场发展的工具——杜尔哥谷物贸易自由化改革探析

法国财政总监杜尔哥1774—1776年推行的谷物贸易自由化改革,很长时间以来,被一些学者解释成脱离政府管制的自由放任。但事实上,杜尔哥一方面废除了政府对谷物贸易的管制,取消了阻碍谷物流通的入市税和商人垄断;另一方面,他主张运用国家的力量镇压"面粉战",给商人提供奖金,促进谷物市场的形成。这正体现了法国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特色,即"国家是市场发展的工具"。这一特色的形成,需要在法国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寻找原因。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北宋入中制度论析

入中是北宋长期实施的制度,对沿边地区储备军用粮草和充裕京师财政有重要作用。商人将物货(主要是粮草和现钱)入纳沿边州军或京师,异地支偿茶、盐、香药和钱等,是入中的基本内容。茶法、盐法的改革与入中制度密切相关。入中制度的不断变化,是政府与商人分割争夺茶盐之利的体现。     

唐宋商人舆服演变考述

舆服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古代农本位政策下,商人以职业之故被特别从舆服上予以标识。但历朝历代商人舆服都存在着制度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唐宋时期也不例外。无论是制度层面抑或现实生活的唐宋商人舆服状况,其背后均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商人的判解:在现代商法视野下

对商人的界定和法律确认是建立商事秩序的主体性基础,商人认识的混乱必然影响商事立法的质量,并影响到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健康发展。商人,亦即商事法律关系主体——商主体,具有明显区别于民事主体和不具备独立资格的商人内部机构以及商使用人之间的本质差异性。同时,对商人的认识,理当建立于现代商法对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要求的有机结合上,唯此才能获得一个较为确定的法律判断。     

房地产税、土地财政是否有效增加了公共品供给——基于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9-2011年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公共品供给综合评价指数,运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房地产税显著提高了非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而土地出让收入则更多地投入到了经济性公共品领域.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地产税和土地出让收入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房地产税显著增加了东部的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但对西部影响有限;土地出让收入对中部地区的经济性公共品影响最大,对西部的影响则不显著.我国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主要依赖地方政府投入,去“土地财政”以及构建以房地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是我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改革财政分配体制,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