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

清河崔氏汉魏之际起家 ,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两晋之际很有影响的河北家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汉末郑玄经学和卢植经学 ,保持着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的政治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魏晋时期其受玄风的影响 ,追慕时代新思潮 ,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 ,与河南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重返传统儒学礼法思想。     

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刘裕北伐后秦与士族文人的转变

北伐后秦,是刘裕代晋建宋的最后准备,除却建构取信朝野的疆场功勋以外,刘裕在文化层面上也为禅代做了诸多准备。研究者多从军事与政治的层面加以关注,而对于其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则鲜有论及。历经北伐后秦,士族文人逐渐由门阀政治的操控者演变成了皇权政治的臣服者,同时也由文化的主导者转变成了皇权体制下的御用文人,士风与文风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士族文人是晋宋之际文化发展的主要代表,其士风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晋宋政治文化变革的基本规律,也预示了刘宋乃至整个文人士大夫的基本走向。     

西汉中叶及曹魏后期之琅琊王氏政治

琅琊王氏是汉晋以来门阀士族政治的典型代表 ,研究琅琊王氏家族成员之仕宦历史 ,无疑是我们考察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乃至门阀士族政治历史的重要参照。琅琊王氏政治源起于西汉昭帝时期 ,至曹魏后期西晋初年已经初步形成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系。世人以及朝廷对琅琊王氏的认可 ,基本上限定于伦常与政治这样两个层面 ,鉴于此 ,琅琊王氏成员之道德人格与政治才智 ,也便成为历代史家以及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仕宦源流与道德人格的角度探讨了琅琊王氏在西汉中叶、魏晋之交的伦常政治状况 ,力求为琅琊王氏家族政治历史的系统研究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论晋宋之际谯国戴氏家族之门风与文化——以戴逵为中心的研究

谯国戴氏自两晋之际南徙,侨居于南徐州地区之丹徒,东晋中期有支系再徙居浙东剡县。根据其家族相关人物仕宦与婚姻等情况推测,谯国戴氏门第当属于士族社会之中下层,且家族支属不繁、人数不众,是士族社会中典型的"小族"之代表。晋宋之际,其家族人物戴逯加入北府军团,"以武勇称",戴逵父子则以隐逸著名,一度提升了其家族的声誉。戴逵与其子戴勃、戴颙"一门隐遁",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隐逸世家,戴逵、戴颙以"通隐"交结士族上层,体现出当时隐逸风气的变化。不仅如此,戴逵父子还有文学艺术、儒学思想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在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儒学根底则决定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     

试论中古士族濮阳宇文氏家族的兴衰

作为中国中古社会一度活跃和有影响的士族家族之一,濮阳宇文氏家族兴起于西魏北周时期,鼎盛于隋及唐初期,唐中期逐渐沉寂于政治社会.依靠政治投机取得高官,是濮阳宇文氏家族的家族个性特点.濮阳宇文氏家族的衰落与时代因素以及家族成员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作用有关.     

西晋"世族"、"势族"及"士族"之考辨

经过汉末三国的酝酿期,士族制度在西晋逐渐形成和发展。而世族、势族和士族就是随着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三个不同社会阶层及其概念。但在文史研究中这三个概念经常被混用,实际上,它们是具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具体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考辨区别这三个概念的本义,可以深入揭示其力量消长所体现出的政治制度特点。     

金代文学家族的空间流动与文学交流

在女真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中,影响金代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金代士族因为战争、移民、迁都,以及科举仕进、朝廷党争、士人贬官隐居等造成空间流动,形成了与金源文化向金代文化发展相伴随的社会文化现象。总体来说,家族流动一方面增强了家族文化的影响,带动了多元地域文化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也从整体上提高了金代文化、文学的发展水平。     

试论汉魏之际北方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汉魏之际,土豪彻底成为曹魏官僚体制的一分子,而士大夫豪族却凭借其文化特质在曹魏的官僚体制中占有优势,在曹魏统治政策由武到文的转变中,实现了士族化世代主导曹魏的官僚体制,最终建立了士族主导的西晋政权。     

西晋文学三题——兼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商榷

本文讨论西晋文学的三个问题:一,西晋文学以"绮靡"为主潮,但也曾有明显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左思、刘琨对愤懑和灾难的抒写。二,不能简单地从西晋短暂安定繁荣的社会中去寻找"绮靡"文学观的形成原因,西晋"清议"的颓弛、玄学思潮的兴起和士人卑俗的人生旨趣等方面更重要。三,西晋文学大力吸收了前代文学的华美特征,同时遗落、摒弃了前代文学中"情"这一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偏执地走向重精致、细腻、工巧等文学形式美的西晋式的华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认为:"自公元420年至唐开元、天宝时期,中国诗学基本上走的是西晋张华、陆机、潘岳、张协等人开辟的缘情绮靡、华美亮丽的道路",本文所论有与这种看法进行商榷的意思。     

唐代京兆韦氏与皇室婚姻关系及其影响

京兆韦氏是唐代重要的皇婚对象,其与皇室通婚体现出时间长、类型全和重点突出的特点。这既与韦氏身集经学世家、武力强宗、仕宦名族和科举新贵等特征于一身的家族地位有关,也与关陇士族尚冠冕的婚姻风尚有关,亦与官方士族标准的重新修订相联系,还受到特定阶段政治环境的影响。作为隋唐时期最重要的介质性婚姻家族,京兆韦氏与唐室通婚有助于减缓因改朝换代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使政局避免大起大落。联姻皇室对韦氏家族自身也有双重影响。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朝名士”思想对话的历史考析——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

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是西晋时期的代表性哲学著作。通过对"中朝名士"政治历史背景的系统考察,以及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在文辞与义理上的对应性研究,我们认为,裴頠《崇有论》以儒学立论,代表了西晋中央朝廷的皇族立场。郭象《庄子注》则以"庄子"道家思想立论,代表了地方士族立场。     

东晋都督诸州军事设置的特点及其权力问题试探

东晋时期,国家承袭西晋制度,继续设置都督诸州军事,负责对地方的军事镇戍。然而,由于东晋时期的政治、军事的形势都与西晋时期有很大的不同,都督诸州军事的设置以及都督诸州军事在权力的行使上,与西晋相比,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下)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论北魏太原士族群的集体复兴

永嘉乱后,衣冠南渡,西晋形成的太原士族交游网络分崩离析。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太原士族群退居幕后,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着力整合乡里社会,太原士族群强力反弹。太原士族群的姻亲大多数是四姓家族和巨姓强宗,姻亲成员多数具有治理并州的仕宦经历。太原士族之通婚既有家族利益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有北魏朝廷控御地方的政策烙印。北魏太原士族群从整体上看处于上升态势,但整体上升过程中,部分家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北魏太原士族群的沉浮,代表汉人家族在异族统治下的基本命运。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上)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