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双向博弈——试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思想史考察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争论贯穿于自由主义的始终。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其理论侧重点各有不同,而这一讨论折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就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边界问题,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角度解读两者的双向博弈局面。     

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

对自由与必然的认识是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的哲学依据。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既不能归结为消极自由 ,也不能归结为积极自由 ,他为我们提供一种认识自由的全新模式 ,对于这种自由的认识 ,应同马克思对民主、平等、法治的认识相系 ,只有这样 ,才能对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

本文概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并在此基础上从自由主义演化的角度,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分野——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及其两个基本概念“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作了比较充分的挖掘和探讨,从自由主义的实践意义到其学理特征,得出全文的基本观点: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积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级目标,消极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本价值取向,积极自由主义则以消极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观为前提,谨慎地、理性地、渐进地追求积极自由。     

伯林的两种自由

自由问题一直受到普遍关注,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各有特定的含义,伯林的反对者对其的批评,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伯林自由概念也有不足之处。     

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

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被认为对许多问题是一种澄清,而邓晓芒对伯林的批判重新混淆了本已澄清的问题.邓晓芒不同意两种自由的割裂,批判为所欲为的消极自由.可是,伯林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非要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辩护,而是要说明两种自由的混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伯林的自由观并无根本问题,问题在于他的多元主义,而邓晓芒在多元主义上的分析更是混乱,本文力图给予澄清.     

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

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被认为对许多问题是一种澄清,而邓晓芒对伯林的批判重新混淆了本已澄清的问题。邓晓芒不同意两种自由的割裂,批判为所欲为的消极自由。可是,伯林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非要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辩护,而是要说明两种自由的混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伯林的自由观并无根本问题,问题在于他的多元主义,而邓晓芒在多元主义上的分析更是混乱,本文力图给予澄清。     

伯林的自由概念及其演绎

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价值多元主义。文章沿着伯林的思想轨迹对他的自由思想展开了述评。     

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张佛泉自由观念之转变

张佛泉的自由观念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自由观到消极自由观的转变.1930年代,身处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中,张佛泉批评古典自由主义所持的消极自由观即个人自由是“免于他人干涉的领域”,会加深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鸿沟,因而他援引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观,力图调和二者的关系.但他很快就注意到积极自由观可能导致的“以自由之名行奴役之实”的危险,转而主张消极自由观,并与新儒家发生了激烈论争.     

自由的悖论--伯林自由观探析

伯林通过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揭示了自由的四种悖论,并且通过分析指出导致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元论的价值和文化论,认为平衡和协调两种自由、采纳多元主义的价值和文化观是解决自由悖论的关键。但是伯林并没有清楚地阐明平衡两种自由的合理策略,他所阐述的多元主义的价值和文化观也是不完善的,至少伯林的自由观需要一个商谈的政治学和伦理学作为补充。     

捍卫消极自由——论伯林的自由观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以赛亚·伯林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伯林强调消极自由对于现当代人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同时他也着力分析了积极自由变性的问题,提出在现当代社会条件下人们捍卫消极自由的重要性。但伯林并非是要人们放弃积极自由,他承认人类在追求自由的历史过程中积极自由所占的地位,并强调,人类拥抱积极自由时,如果没有为消极自由保留空间和地盘,那也就意味着丧失自由。     

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

在法治所寻求的诸多价值中,自由是法治的核心价值.这源于人是自由的存在物.人的自由本性通过实践来展开,主体间的自由需要法律来调整.自由是法律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是自由的外化.法治运行的宗旨是保障自由的现实化,在法治价值目标序列中自由处于核心地位.     

刑事和解、社会交换及其均衡功能

刑事和解作为多元化交换方式中的一种,其目的在于通过自愿协商,调整交换预期,实现资源互换。这一制度不仅符合需求交换的多样性特点,还契合需求交换的渐变性趋势,是在考量需求强弱、交换预期、沟通程度、合作偏好,以及社会强制力的基础上达致的静态均衡和动态均衡。同时,刑事和解具有检验均衡的功能,能够及时调整失衡交换行为,并裨益于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     

经济法本质论

综合我国学者对经济法本质的研究成果 ,特别对较有影响的“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进行如下评述 :协调主义忽视矛盾分析法 ,把各种矛盾或矛盾两方面平均看待 ,貌似全面 ,但否认重点 ,是“均衡论”的表现。“干预主义”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过于细划 ,不利于经济法学界统一认识。通过对经济法本质的辩证思维法分析和矛盾论分析 ,应将经济法的本质与经济法概念、经济法调整对象等其他基本理论的研究范畴加以区分。经济法的本质只能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     

社会主义与人的自由--对社会主义自由问题的思考

在马克思的理论构想中,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自由.但实际上,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的自由方面却存在许多问题,这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法治不健全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推进社会主义国家人的自由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法治的建设以及一套有效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     

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谐”与“法治”密不可分,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要构建一个法治社会,而构建法治社会之前提则又在于培育法治精神,因为没有法治精神的法治社会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法制社会,根本没有和谐可言。     

论民主的法治前提

民主与法治既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政治理念 ,又有共同的价值关怀 ,这使得二者在近代的结合成为可能和必要。在实践中 ,法治具有优先于民主的地位 ,是实现民主和保证民主正常运作的必要前提。观照我国法治发展滞后的现实 ,急需从如下三方面着手加强法治建设 :加强宪法权威 ;落实公民权利 ;力求公正执法。     

“构建和谐社会”三题

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基础、以社会保障为支柱。     

论合同自由的限制

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应该清楚认识到,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是目的。如果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作用和交易双方的自由意志而对其随意限制,则必然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限制太大就会挫伤交易双方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政府等主体如果随意对合同自由加以限制,缺乏必要的监督,则必然会产生滥用权力与腐败。在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时,有必要做到正当限制与谨慎限制。正当限制即政府等主体在限制合同自由时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谨慎限制即要求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要把握好“度”,畸轻畸重都将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论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封建社会里,领主、地主的需求是靠农民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地租来满足的。地租经历了三种形态的变化,即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其中最能代表封建社会本质特征的是实物地租,即农民所创造的剩余产品。因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以使用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剩余产品使用价值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