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合法性与合规范性

马克斯·韦伯提出三种合法性统治,这三种合法性统治都建立起了稳定性的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信任关系。韦伯提出的法理型统治说明了现代权威的信任关系的特点,哈贝马斯则认为政治信任或政治权威仅有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合法性的深层本质在于其政治运作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而要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则必须使得政治起着保护普遍大众利益的作用。     

政治合法性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及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就是在价值或事实上,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自愿认可、认同、同意和服从。其维度有二:价值的与事实的;公认的理想类型有三: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以及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认同信仰的“社群认同合法性”。不过,现实的合法性是上述合法性类型的不同程度的混合或综合的作用;要重视有效性在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中的地位,重视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对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性地位。     

政治合法性与执政为民

合法性是政治和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首先要有合法性基础.执政为民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要求,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夯实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践行执政为民,而合法性基础的稳固也会进一步促进执政为民的顺利展开,满足民众的价值需求,执政为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使政治系统更加稳固与高效.     

政治合法性:内涵厘析与特征初探

自20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合法性”这一概念以来,合法性已成为现代政治分析话语谱系中的关键术语与核心范畴。通过对合法性理论脉络的梳理,结合规范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分析范式,从法律形式、价值实质、社会心理、政治能力等四个层面对的涵义进行厘析,不难发现,合法性具有历史性与发展性、可求性与流变性、主体结构的梯次性、基础的多元复合性等四大主要特征。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政治合法性:源泉、功能与特征探析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话语谱系中的核心范畴;合法性包括价值规范、制度法则、意识形态、经济绩效、个人魅力等源泉;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蕴含历史性与发展性、可求性与流变性、主体结构的梯次性、基础的多元复合性等特征。     

在形式与实质之间: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取向及其历史嬗变

西方政治社会中,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这两种合法性理论形态的二元取向及其历史嬗变,构成了合法性理论演进的主线.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之所以表现出这种特征,就在于政治思想家们在构建时始终没有离开当时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主题.分析与总结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其历史嬗变,有助于深入认识和把握合法性理论的实质.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简论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 ,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及其基础建设。他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出发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看作是评价政治合法性的标准 ,并且深刻揭示了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民主、实行法治、端正党风是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政府信用与政治合法性

政府信用是国内外社会各主体对一国政府守约重诺的信任 ,它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两者是正相关关系。政府信用状况决定政治合法性程度 ,而政治合法性程度是决定政府维持或更迭的最重要因素。本文试从政治学的角度阐述政府信用对政治合法性的根基作用     

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特色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与繁荣,加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权面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邓小平强调:经济绩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取向。     

政治合法性的经济学诠释

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政治学的各个范畴。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政治统治者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公平,在满足“经济人”个性要求方面取得认可和支持。这是政治合法性得以维持和延伸的主要因素。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诠释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宪政制度与现代政治合法性

宪政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以宪法及相关法律规约政治权力的获得和具体运作，赋予政治权力程序合法性和运作合法性。契约论的本质在子表达民众的同意，这是宪政制度生成的内在逻辑。民主选举从根本上赋予政治权力程序合法性。有限政府强调宪政制度对政治权力界限的界定以及政治权力对这些界定的遵从，这将赋予政治权力具体运作上的合法性。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张力

政治合法性作为实质性争议概念,主要表现为不同研究者关于政治合法性本质特征的各种理解存在某种基本共识,但在这些观点和理论之中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和较大的分歧。通过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使政治合法性分析同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分析模式结合,不仅可以揭示合法性评价活动的双重观念向度,还可以从历史进程分析的角度考察合法性评价客体的权威内涵及制度层次。在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进行相关分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张力,并为更好地理解政治合法性的丰富内涵提供必要的条件。     

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

政权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权源问题,即对权力来源的诠释;二是权力转移模式问题、即对政权更替的论证;三是对权力具体运作的规范问题,即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积极挖掘传统资源的有益成分,融入时代精神,更好地服务于目前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     

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应对

转型国家常常面临来自合法性危机的挑战。合法性危机形成原因涉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危机的程度亦有强有弱。面对危机,具有自我适应、自我调节能力的政治体系,通常会通过改变结构和功能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对系统构成的压力。较之改革,革命则是一种更激进的途径和方式,是旧政治系统合法性极度危机的产物,革命也为新政权重建合法性创造了条件。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分析穆巴拉克时代以来埃及政局变化对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理解代表--关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分析

理解代表,核心是要说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的合理性问题。在人类政治文明化的演进中,人们所以选择代表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是由公共权力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也是由公共权力的和平转移与运用以及现代社会规模过大等因素要求的。现代意义上的代表观念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主权在民与公民权利成为代表正当性的依据,社会公众的同意与授权成为代表正当性的来源。代表观念的形成改变了政治的逻辑、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的关系。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代表是由社会公众意志的主观性、差异性与变动性的特征决定的,同时也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在如何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方面,委托论与独立论、专职代表论与兼职代表论之间的争论是关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争论。     

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研究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首要基础是绩效合法性,重要源泉是意识形态合法性,根本内容是民意合法性,长期目标是程序合法性;而邓小平自身的品质则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条件。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不仅达到了政治合法性内容的三个科学统一,而且实现了政治合法性类型的三个伟大转变。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新模式。     

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审视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民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理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历史变化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如何加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继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显得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