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及其制度培育的必要性

公共话语空间是指公众就社会事务展开自由、集中的理性讨论,并藉以形成共识、产生公共意见的话语平台。当代中国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培育路径,来构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在于,借助以网络为载体的"部分人的对话",强化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合法性,不仅有利于决策者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出界定和判断,而且有助于生成一种"有管理的自治"的话语平台,来解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难题。     

网络意见领袖话语分析

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在中国的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乃至网络政治舆论生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话语既表明了一种角色身份又蕴含着一定的责任。网络意见领袖具有参与者与批评者、向导者与监督者的话语角色身份,包含理性和伦理两个方面的责任。网络意见领袖明晰自身的角色、承担应有的责任,对国家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和健康的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环境的建构有重要作用。     

网络话语空间公共性重构的理路与方式

依靠技术嵌入形成的网络话语空间突破了时空限制，将公共场域的边界放大到极致。然而，这只是信息技术中内嵌的属性，不可能自发、自主地重构公共性。若停留在技术的自在状态，社会关系、理念机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这只是新(网络媒介)与旧(现实社会)的简单叠加而已，公共性的本质不可能展现。网络话语空间与多中心治理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但实现两者的融合却是自觉、自为的过程，这既是对技术革命的顺应，又是对它的超越。网络话语空间公共性重构是治理语境下的命题，是与构建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建设治理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以主体间共治取代主客体管制，构建平等、理性、公开的沟通互动机制，实现网络大众向网络公众的转变，是网络话语空间治理的本然之义，也是公共性重构的必由之路。     

基于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和谐公共话语空间构建与舆论引导

在分析新媒体语境中公益传播所涉及“物质”、“话语”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提出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概念;对比分析国内外公益传播研究现状及趋势。基于话语理论,考察了手机媒体话语传播力的形成过程,探讨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与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手机交谈与舆论扩散的关系等内容。研究发现手机媒体强大的话语传播力,为人人参与公益传播开拓了渠道;手机媒体公益话语传播对公共话语空间构建,公共舆论引导有重要影响;手机等新媒体公益传播联通了“个人思想空间”与“公共话语空间”,开辟了构建“和谐公共话语空间”的路径。     

论网络环境下的话语权实现模式

＂话语权＂即是自我表达的权利。它的形式包括言语、文字、行为等。网络语言充满了个性化自我表达方式,它的特殊性极大地突破了常规的修辞方式;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平等开放使得话语权更多地向普通大众倾斜,网民可以借助论坛、博客、视频等平台自由表达观点,实现了从未有过的广阔的话语权利。文章试从网络语言和公共话语空间这两个方面阐释在网络这个信息传播环境下话语权的实现模式。     

礼乐与古代公共阐释空间的创构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形态，其发展过程也是不断被阐释的过程。通过层累性阐释，礼乐承载的道德质素固化为基本精神信仰，从而形成了以道德理性为核心内涵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的存在场域是公共空间，它在礼乐的笼罩下不断形成。礼乐塑造公共空间的方式包括显性话语建构、隐性文化渗透和微观典籍阐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是相对抽象的概念性存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从礼乐及礼乐阐释维度讨论公共理性的内涵与形成、公共空间创构以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是一种实际化、民族化的研究路径。     

中国虚拟公共空间的内在逻辑:五重效应

网络时代语境中的网络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阿伦特、哈贝马斯笔下"公共领域"的延伸,但转型时期我国"网络公共空间"并不符合哈氏公共领域理想类型,处于"次公共领域"或"半公共领域"状态。五重效应构成透析我国网络公共空间的五维向度:蝴蝶效应、破窗效应、"匿名制服"效应、"沉默螺旋"效应与"群体极化"效应。"网络公共空间"一系列要素:话语、监督、理性、法治、监管,只有在"网络理性"精神下融为有机制衡整体,网络空间才能逐渐接近"公共领域"状态。     

深度报道理念与中国传媒的专业主义话语空间

在转型期的中国 ,新闻专业主义追求、政治宣传体制、商业传媒体制这三种力量共同作用于传媒 ,形成了繁芜的传媒话语空间。深度报道以其蕴涵的主体意识、理性精神以及忧患意识、人文关怀 ,实践着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专业主义理念 ,在政治宣传体制和商业传媒体制下 ,拓展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空间     

政治文明视域中新社会阶层话语权问题的理性审视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速,必然带来社会话语权的分化与重置.新社会阶层谋求话语权的诉求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其进行理性引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良性发展的必要支撑.当前,新阶层话语权诉求呈现出主体能力较强、权利意识强烈以及话语诉求多元、话语方向可塑等一系列特点.同时,其话语权实现也面临组织保障缺乏,制度保障不完善,政治文化环境不利以及面临强势话语挤压等一系列障碍.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理性引导新阶层话语权的合理实现,主要可以从完善相关制度,扶持公民社会发育,培育现代性公民文化和构建公共能量场,实现各阶层话语权均衡等方面着手.     

认真对待观念与话语:话语制度主义如何解释变迁

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在内的新制度主义正在经历一场观念与话语的转向,逐渐从"内生"的角度审视制度变迁问题。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最新进展,话语制度主义不仅关注观念的实质内容,而且重视制度语境下话语的交互过程,通过解释行动者的真实偏好、策略及规范取向,在深入考察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方面极富潜力。同其他三个流派相比,话语制度主义没有把制度界定为过于静态且遵循外部规则的激励结构、路径依赖或文化框架,而是将其理解为内在于能动者的结构与构造物。能动者的"背景性观念能力"可以创设并维系制度,"前景性话语能力"则使人们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这些制度并由此变革或维系制度。     

从剧到诗:论贺敬之对革命话语空间的开拓

贺敬之在诠释政治理念、创造政治革命历史的要求下,于宏大的主流话语空间中,开掘出一个个边缘性话语形式,以民间的、人伦的、日常的、忆旧的话语来表达时代精神,以"回避"直接写"革命斗争的火热生活"的方式丰富和开拓着革命话语空间.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由新歌剧<白毛女>开端,至建国后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中已发展成为一种追求模式,它体现出作家在政治理性规范中坚守个人性的创作目的.这一独特的阐释角度使以前固有的对贺敬之的评价标准破碎了,也使我们意识到文学史叙述视角的单一产生的局限,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论普通民众公共话语表达权的突破

人类交往的话语实践中,所有话语表达中都包含着权力。可以说,权力无处不在,权力渗透于话语,它于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言说方式,左右人们的价值判断。"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作者的写作不仅仅意味着书写,更意味着一种话语权利的行使。在传统媒体单向传播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所有者手中,传者掌握着传播的主权,主导着传播的方向。但每一次最重要的媒介变革,都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变革。数字化必将出现改变人类生活结构的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以及赋予权力。新媒体语境下公共话语表达权的再分配,公共话语表达由政府话语霸权向公共话语分权转移,普通民众公共话语权获得空前的突破。     

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一定的政治系统中意识形态往往经过媒介形成政治话语体系,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意识形态借助于政治话语一定意义上建构和重构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当下中国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出现一种主流媒体政治话语高度同质化与网络媒介政治话语多样性并存的复杂情势。对此,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能把多样化的政治话语表达或意识形态的争论看作是社会分裂的象征和表现;二是区分公共舆论和政治话语的同质化;三是不能片面地追求政治话语的单一性,由此造成虚假的社会和谐和统一;四是民族国家的认同不能完全诉诸民族情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也需要通过不同政治话语的表达或争论达成理性共识。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新策略

在诸多公共危机事件中,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为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可能.而借助于新媒体,公众正成为传播格局中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公众在危机传播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政府要积极与公众进行互动对话和权力分享,使民间力量充分、全面地参与到危机传播中,在双重话语空间的冲突与调和中尽可能地掌控话语权的"制高点",从而在危机舆情收集、危机舆论引导和危机决策中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协商,最后化解危机.     

“弱者抗争”与“身份标签”——惯习视角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话语的功能分析

在形形色色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话语和网络流行语的表达具有共同的话语方式及价值诉求,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为我们分析这些话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作为一种可持续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公共事件中的话语表达受到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仇官仇富的二元对立是其基本的话语特征.而作为一种策略选择,以“人民”为身份标签不仅可以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还成了社会“正义”的代表.摆脱乌合之众的话语魔咒,首先要还原事实真相,还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话语、空间与女性自我建构——福柯生存美学视域下之《觉醒》

在福柯看来,自我若要自由自在地存在就需要话语和空间。话语关乎主体建构内在存在,空间则关系到主体的外在存在。在此重点考察《觉醒》中三位主要女性人物与当权男性话语之间的模塑和反模塑关系,并进一步从异质空间为女性追求自我提供的可能性来分析主人公爱德娜觉醒的历程和最终的命运归宿,最后指出《觉醒》作为凯特·萧邦的一个话语实践,实际上是她对19世纪末社会现实所作的一次女性话语生存实验。     

网络话语民主中的社区社会政策参与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日益成为公民民主参与的虚拟社区,它在传播公共知识和激发公民参与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借助网络的参与机制中,网络中的话语民主直接影响到公民民主参与的意识、程度和效果。通过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在实证层面就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之影响进行解析,可见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现状具有显著的影响,公民知情权和话语民主的实现程度是其参与社区社会政策是否积极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网络空间话语主体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的孱弱、网络话语中存在有等级的能量场等特点,话语民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与条件在网络空间难以实现;但我们可以充分汲取网络话语民主中有益的民主精华,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话语民主之优势。     

威权主义政治下政党话语的双重性分析--以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为例

本文主要以话语表达的空间场景为参照,分析政党话语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内部话语的利己性与外部话语的利他性;内部话语的准确性与外部话语的模糊性;内部话语的合理性与外部话语的合法性。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作为特殊利益代表的政党与作为公共产品的政党的矛盾;政治资源的有限性与竞争性政党或潜在压力集团的存在。政党话语双重性研究为政党研究提供路径支持,为建构政党提供理论指导。     

赋的源流与士人的政教话语行为

“赋”在早期是一种士人君子在特定的场合相互表达、交流政教观念的话语行为,后来与《诗》这一公共话语资源紧密结合,形成了流行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的传统。但在战国时期,随着《诗》这一公共话语平台与礼乐制度一起崩坏,有着崇高政教理想的贤士大夫,以作诗的名义表达自己离谗忧国的情志思想,至此,“赋”这一古老的政教话语行为,在屈原、荀子等人手中落实为一种独立的文本形式。     

互联网的媒介准入门槛与农村的公共话语空间

互联网媒介门槛的降低和向农村的渗透,可以改变农民传统的信息接受与交流模式。通过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引导和培育,搭建区域内农民相互之间自主交流及特色农业生产信息集纳的平台,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民难于介入大众信息传播过程的局面。而讨论与交流共同关心的话题,营造促进农村生产的公共话语空间,对促进农村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