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修正案四年实践之评析

从“书本上的法-行动中的法”框架出发,对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四年来的实际运行做考察和评析,认为2001年修改《婚姻法》虽然在立法上、理念上、法律规范层面上取得非常大的进步,但实际社会效果有限,没有完全实现其立法目的。在完善法律体系的时候要重视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等其他社会调控体系的协调,在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中实现社会调整目的。同时,也应该高度重视规范的可行性,研究其实际运行效果。     

规范联盟视野下党规的基础规范论

社会规范之间以基础规范为核心形成一个有机的规范体系或规范联盟。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基础规范是"硬规范"和"明规范",而其他社会规范则是"软规范"或"隐规范",二者生成的"规范合力"建构了社会秩序。党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规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扮演着基础规范的角色,尤其是规范"关键少数人"的纪律性党规与公法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范体系的基础。     

我国区域法制构建中法律规范供给模式的创新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区域法制建设已成为迫切需要,而以中央立法型供给模式和以行政区划为地域范围的地方立法型供给模式已不能适应区域法制建设的需要了。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协作的优势,并创新地方立法协作方式,使之成为区域法制构建中的主要法律规范供给模式。而制定区域共同规章、将示范法引入其中以及赋予一定层次的政府协议以法律效力,是构建区域法制的重要路径。     

非规范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与维持

非规范社会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与道德信仰体系，因而公共权力无法在社会中得以流畅地运作。在此情境下，政治在民间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民众没有足够的参与热情与适当的参与途径来影响政府。简言之，非规范社会与政治权力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相互制衡。规范社会与此相反，它依靠法制和民主维持与主导自身的运转。它与国家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规范社会的生存与壮大为国家的崛起提供了足够强大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以及前所未有的权威（这一权威不依赖于暴力的炫耀与滥用，而是社会的承认与遵守），而社会在国家的保护下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     

法制改革四论

法制改革四论谢鹏程法制改革涉及制度、组织和理论三个层面。本文仅从法理学角度，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对研究市场经济与法制改革之间关系的方法论、法律信念的转变、法律规范的国际化与法制建设的中国特色、法律制度改革途径这四个方面，略述己见。一、...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范围及规范设计

现代社会所讨论的公司社会责任的思潮,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关于公司和作为其受托人的管理者,是只对股东承担责任还是要对公司的所有利害关系人承担责任的论战。中外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解和表述实质上都可以归纳为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上的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当中的一部分是法律调整的范围,且法律层面上的公司社会责任的高低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规范设计应采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法律规范中应运用倡导性、任意性和强行性三种规范类型。     

犯罪的规范属性分析

犯罪在实质上是对法益的侵害,在规范层面上是对法律关系的破坏。行为对法律关系的破坏主要体现为行为对权利或权力的侵犯。其中,针对个人利益的犯罪在规范上表现为行为对权利的侵害;针对国家利益的犯罪在规范上表现为行为对权力的侵害;针对社会利益的犯罪,基本上具有侵害国家权力的规范属性,不过,当行为形式上针对个人但根本上侵害社会利益的时候,也不能完全无视权利侵害的一面。     

我国石油资源供给困境的制度检视与规范途径——以“柴油荒”事件为视角切入

我国石油资源供给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石油行业的高度垄断、成品油进口资质门槛高、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失灵。石油资源供给困境突显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反垄断法律规定自相矛盾、对规模经济的控制协调不足、垄断行为未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因此,必须出台有关反垄断行为的实施细则、在反垄断法中坚持规制行为主义与规制结构主义并用,并将垄断行为纳入司法审查机制。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利益衡量与规范协调——以一起民间纠纷为例的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冲突只是社会冲突的表面现象,而行为各方所依据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以及由不同社会规范所保障的利益冲突才是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因为规范多元和利益多元,人们用以解决纠纷的相关途径和方法,均不过是在寻求不同规范之间、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故而人们在社会纠纷解决中最终所能实现的也只是纠纷双方大致能够接受的结果.     

从个人行为选择方式视角解读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

本文通过厘清个人行为和社会规范两者的关系,从中国广大民众的行为方式的感性选择特征出发,倡导正式法和非正式法二者的相互协调,旨在以个人行为选择方式的研究视角。探寻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实现路径。     

试析我国现行广告法律规范体系及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于1995年2月1日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的广告法制建设已经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十几年来,经过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广告法律规范体系.这对于规范广告活动、促进广告业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交往的不断增加,广告行业的飞速发展,我国现行广告法律规范体系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一面便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广告市场秩序的相对混乱,更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现行广告法律规范体系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亟待进一步调整、修改和完善.     

从个人行为选择方式视角解读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

本文通过厘清个人行为和社会规范两者的关系,从中国广大民众的行为方式的感性选择特征出发,倡导正式法和非正式法二者的相互协调,旨在以个人行为选择方式的研究视角,探寻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实现路径.     

政党社会规范:内涵、形式与价值

政党社会规范主要包括政治惯例与习俗、政治契约与政治默许、政治伦理三种形式.政党社会规范与政党法律规范、政党内部规范具有不同的形式特点、效力范围与实现方式.政党社会规范主要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其核心价值.从功能看,政党社会规范是政党法律规范与内部规范的重要历史来源与现实基础;现实政党政治秩序的维护与构建,单纯依靠法律远远不够,还需要社会规范来维系;而且,政党社会规范与社会正义密切相关,事关政党政治的合法性.     

社会规范:多元、冲突与互动

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社会规范可以统称为"法"。伴随着现代化的浪潮,我国法治的发展水平与立法体系的完备并不呈正比例关系,多元社会规范的冲突越发明显,从而造成了"越轨泛化"。在这种背景下,针对"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结构划分的偏颇,运用法律多元理论和位阶概念,我国现阶段社会规范的多元化可以界定为"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三元结构框架。这三种社会规范形成了四种互构关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国家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以及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三者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根植于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与移植于社会外部的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十分脆弱,规范冲突的实质是社会权力的变异、法律权威的弱化。因此,建构合理的社会规范体系需要在"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寻求内在的平衡,进而强调多元社会规范之间的契合与交融。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规范视角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从规范与事实两个层面阐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以往人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事实层面的描述,本文则试图立足规范视角对哈贝马斯这一思想进行解读。在规范层面,哈贝马斯一方面分析了影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公共领域的规范潜能;另一方面,他又着力挖掘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身的规范潜能,进而以此为契机批判现代社会,以之为基础构建理想社会。     

谈农村社会国家法律的权威——对法律规范自身的思考

由于种种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我国农村社会处在国家法律难以推行、没有权威的状态 ,这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的法治进程。而国家法律规范自身的缺陷、不足 ,也是造成国家法律在农村难以推行、没有权威的重要原因之一     

行政程序法与法制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内涵,建立起以法治、自由、平等、民主和有序高效为价值取向的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现代法制重要内容的行政程序法是一项基础性法律,是规范和指引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代法律制度。在我国走向法制现代化进程中,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法制现代化呼唤行政程序法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当代中国的法制面临着从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的创造性转换,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法制现代化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建设完备的社会主义民…     

中心与边缘:"地方法制"及其意义

地方法制研究涉及法治国家建设的多重观念转换.首先要从国家制定法律的观念转换为社会生成法律的观念,这一观念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其次要把法治国家建设实践从以法律制定为中心向法律实施为重点转换,地方在此事业中具有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最后要摆脱中央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的自上而下的认识模式,认识到地方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现实单位,地方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中央机关不可代替的特殊地位.由此,才能深入理解"地方"与"法制"及地方法制研究的意义.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共同富裕视角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性梗阻与纾解路径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着力点。当前,中央与地方虽然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层次分明、功能耦合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体系,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也出现了一系列制度性瓶颈问题。基于“多层嵌套”的制度分析思想,从顶层设计规则到具体操作规则、从正式规则到非正式规则,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性梗阻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法律规范制度”层面的立法层次整体偏低、法规规章条款泡沫化、程序性和配套性规范缺位;“政策制度”层面的“条块分割”的碎片化公共决策体制、公众需求表达渠道受限、地区间横向协同机制缺失;“配套制度”层面的政府间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绩效评估体系不完善、户籍制度与公共福利捆绑;“非正式制度”层面的社会资本参与供给存在准入壁垒、地方政府官员的双重角色冲突。破解上述制度性梗阻的纾解路径主要包括：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梯度标准体系、政策参与机制、质量监测体系、财力可持续均衡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