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就人性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以及"灵"与"肉"的关系?如何看待基督教的"原罪"说和作为"善恶之原"的自由意志?道德之善是"率性"还是"克性"、是"复其初"还是在实践中生成?对话既使西方学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理解,也从多方面启迪了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贽、徐光启、杨廷筠、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焦循、赵翼等人的理论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人既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又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加以淋漓酣畅的创新,从而把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提高到了一个比基督教哲学更高的水平.     

阿伯拉尔的对话伦理学

阿伯拉尔在<哲学家、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对话>中结合12世纪的时代精神,在基督教神学内部开展了一场神学的思想解放尝试,提出在哲学家、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进行对话,这种对话首先在伦理层面展开.通过阐述阿伯拉尔对理性的二元区分、基督教对科学的辩护以及在神学内外的对话等内容,可以明确,阿伯拉尔一反中世纪早期独白的思想传统,首次确立了一种新的对话思维传统,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阿伯拉尔是对话伦理学的先驱.     

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对话范式

中国传统伦理学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反对元叙事模式、反对中心主义的"对话"范式.这种对话范式的核心是事物之间相"交"(交感、交融、交流)的矛盾运动,强调对立双方水乳交融的统一即"通",以达到"和"这种中国传统伦理的最高范畴.由这种"交通成和"、"化生万物"的"对话"范式不仅可以推出宇宙万物运行的伦理秩序,也可以推出人类社会所要遵循的伦理规范,其为解决目前全球道德危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伦理-实践的宗教对话与中国宗教

保罗·尼特代表的伦理-实践的宗教对话在宗教多元主义的基础上,力求把宗教的他者与苦难的他者紧密结合起来;以伦理为宗教对话的中心和进路,强调宗教的伦理化;以实践为宗教对话的首要和原则,凸显宗教的入世性和实用性;并呼吁和引导各宗教积极进行伦理一实践的对话,共创宗教和谐和生态-人的和谐等。这些观点与中国宗教有诸多契合相通之处,对中国宗教对话、宗教和谐乃至社会和谐有着深刻的启示。     

伦理学研究

<正>2020-2022年间,中国伦理学在伦理学理论、中外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在论著和论文的发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更为突出的研究特色是,因应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革,不断开拓新的研究主题、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充分展示了伦理学鲜明的实践性品格,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伦理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对三年来的伦理学研究进展作出综合评价,以有限的篇幅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只能择其要者而述之。     

试论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的四重理论限度

作为一种哲学语言学转向以后的普遍主义伦理样态的对话伦理学,虽表明了哈贝马斯在伦理诉求和解决多元社会冲突的基本旨趣上独树一帜、别具匠心的运思,但是也存在其有待突破的几个理论限度,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话伦理学过分夸大了"语言"的决定作用,二是对话伦理学混同了"规范的正当性"和"道德的应然性",三是对话伦理学忽略了对话参与者在达成规范共识的对话过程中所存在的"知识占有量的差异"问题,四是对话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内容空泛"与"乌托邦"之色彩.对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理论限度的揭示不是为了对之加以否定,而是旨在开拓其可以更进一步发展的致思路向.     

环境伦理学,一门新的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是一门新的伦理学。它的主要特征是人类道德对象从人与社会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它的基本问题是：确认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确认生命和自然界的权利,从而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确保人类对自然的持续利用。中国环境伦理学从介绍西方环境伦理学起步。现在要在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中国哲学和思维方式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确立自己的环境伦理学理论模式、概念框架和话语体系,以超越西方环境伦理学,通过不同学派的理论整合,创建中国环境伦理学,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     

论现代伦理学中的爱

爱是现代伦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众多思想家都对现代社会中爱的问题展开过研究.爱在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现代社会给爱带来的种种变化,使得对中西爱的伦理学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详细介绍了现代以来中西方有关爱的伦理学研究.     

禅与基督教本体论的对话--道、言与空、心

基督教顶礼上帝,以有神论问鼎社会,是有限.上帝,作为抽象的概念,其内涵则是真(理)、是生(命)、是道,依然是超越有限,不可言说的无限!上帝借"言"创生天地万物,又是以"言"表述其终极关怀的,无限又寓于有限.禅奉佛教无常缘起之理,视事物生成乃相互对待,此有则彼有;破对待而灭,此灭则彼灭,大千世界万般皆空.如此否定本体尤显示存在的无限性.同时又以缘起为不变之自性,"尽在自心",非本体的无限性,顺化而为"心"本体的有限性.从哲学上讲,基督教上帝创世的神本体论,以道、言,与禅缘生的非本体的本体论的空、心,实现它们之间有始→未始→有始→未始的本体论对话,同样表现出它们对超越有限的终极关怀.无论是基督教的神本体与道本体论,还是禅的非本体的性本体论与心本体论,既是非相之性,亦是实相之性,理论上的相通之处,充分说明在现实中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它们自身在思维上的冲突,及其在实践中矛盾对立的概念的并存与应用,即宗教社会学上的二律悖反.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话语体系

伦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关照着人们的价值世界和道德生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话语体系是当代伦理学建设的重要环节。话语体系与伦理学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话语体系为伦理学提供基本语境、交往基础和权力支撑。我国现有伦理学话语没有融入民族话语体系之中,显现出解释力的薄弱,缺乏国际对话权。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话语体系,必须要基于民族继承塑造伦理话语体系的中国气质,基于学术整合坚定伦理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立场,基于全球视野搭建伦理话语体系的中国平台。     

探寻权力的合理性:构建政治伦理学导论

政治伦理学一般地说就是要把理论伦理学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应用于政治领域,应用于构建政治领域的价值体系,应用于解决当代人类政治生活和实践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实际问题,从而对人们的政治活动进行规范和导向,使之为实现和促进人类幸福服务。文章提出权力合理性是政治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并对什么是权力合理性,为什么要把权力合理性作为政治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权力合理性与政治的善、正当、应当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阐释。     

中国伦理学向何处去

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如何进行我国的伦理学建设及如何加强它的服务功能,需要进一步研究。过去十余年, 伦理学各学科及其理论本身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存在着脱离生活实际、满足现状、效益不佳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要切实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 结合我国实际, 科学地借鉴、吸收中国古代的和西方的伦理思想, 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学;要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实践, 对具体的社会生活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道德回答,研究伦理道德的具体作用及其表现形式、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要重视自身研究方法的改革和完善,使伦理学研究再上新水平。     

“角色”意识:《易传》之“定位”观念与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比较

"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及其伦理层级上的"中国正义论"之间颇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异。一个人的"角色"是由其所居之"位"规定的,因此,可以从儒家《易传》"位"或"定位"观念来切入这个问题:1、"正位"并且"当位"指的是恪守既定的位置及其角色,这是行为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都有基本的确认;2、"得位"指的是获得一种新的位,即对原有之位置与角色的超越,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的理解有所不同;3、"设位"指的是对社会角色秩序本身的设置或重置,这是制度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未触及这个问题,而生活儒学则通过中国正义论的重建来探索这个问题。     

刘师培与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

刘师培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伦理学家,他借鉴西方伦理学说,整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伦理学基本问题及个人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等一系列范畴,形成了以西方伦理学观念和方法整理评断中国传统伦理学说、吸收西方伦理学原理来完善中国伦理学、以传统的体用方法和现代的知先行后来代替社会有机体论等学术特点,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作了宝贵的尝试.     

明清之际儒学与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对话

明清之际儒学与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对话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如何看待基督教的灵魂不灭说和上帝赏善罚恶说;二是人的真正的家园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三是人是否应该“面对死亡而生存”.基督教经院哲学从灵魂不灭论出发,告诉人们家在天上,教人做“天上人”;儒家哲学则告诉人们家就在现世,教人做“人上人”.由于这一分歧与现实人生密切相关,这就使这场人生哲学对话格外具有震撼心灵的魅力,并对明清之际中国哲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德性伦理学的观点看《论语》反映的伦理学形态

文章阐释《论语》核心的伦理学思想,特别分析当中仁、礼、义等重要观念的意义,和对于道德动机、道德抉择和道德评价的理解,从而指出：我们实在能够以德性伦理学的进路,将《论语》重构为一套融贯清晰的伦理学理论。这理论不单跟西方现代伦理学有重要的差异,没有“反理论者”所质疑的抽象不能应用之弊,而且有其独到的胜场。     

哈贝马斯对阿佩尔对话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阿佩尔与哈贝马斯所规设的以合理解决社会演变、法律系统与人际冲突问题为旨趣的对话伦理学在思想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思想传统而言,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虽可首先归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传统之中,但其受惠于阿佩尔的对话伦理运思亦是不争之事实:一是在哲学理据上承续了阿佩尔的"语用学"理论;二是在道德原则证明上采用了阿佩尔的"施为性矛盾"原则;三是在建构方法上扬弃了阿佩尔的"先验主义"与"基础主义".     

别尔嘉耶夫的创造伦理学

别尔嘉耶夫在批判律法伦理学的基础上,以个性、自由、创造为核心概念建立了创造伦理学。他的伦理学构成了对人受法律、社会、集体奴役的一种批判,让人用人格主义的方式摆脱奴役,获得自由,创造性地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成为真正的个性的主体,这是别尔嘉耶夫伦理学的独特之处。     

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礼:中国文学伦理学关键词——兼论《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伦理学的早期发展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义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早期的观念中,礼分三个层面,相应地,中国早期的文学伦理学思想也有三个层面。最大的礼是"天地之别",天尊地卑,理所当然,文学要遵从天地之序;把天地之序推衍到人间,就成了"人伦之序",文学要厚人伦美教化;进入人与自身的层面,要求调节个人情感,文学则要求节制情感抒发。《文心雕龙》秉承中国礼义文化的基本精神,以礼立体,以礼论文,是中国文学伦理学的早期发展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