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基于治理规则的视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由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冲击力量。在贸易摩擦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诉求包含统一理念与制度、变革多边治理规则、实现区域治理与多边治理的协调等。然而,区域经济治理制度的排他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带来了全球贸易体制的割裂和双边规则的重叠,引发了多边治理与区域治理之间的矛盾,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发展的桎梏。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只有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持续推进基于多边贸易机制的区域治理制度建设,强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深化国内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提升经济硬实力,才能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中。     

“全球史观”究竟是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简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中提出全球史观的概念,至今风靡一时。但是全球史观究竟是一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却尚无定论。基于斯氏全球史观的概念与内涵,以及从斯氏全球史观引发的思考,可以认定,全球史观不能算作史学方法的新创造,而是传统史家一以贯之的史学理想,这个理想换了一层新衣,即史家对新千年人类普遍焦虑与迷茫的一种应对与安抚。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模式及战略选择——基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变的视角

随着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转变与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无论是并购规模还是并购金额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变的角色定位与战略目标必然随之变化.因此,中国政府应根据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变与海外并购存在的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从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高度,选择海外并购模式和海外并购的战略,提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综合竞争力,更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完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策略,提高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与决策权.     

经济增长不能促进幸福吗？——四十年“幸福悖论”的全球追踪

幸福悖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启示在于,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关注焦点不同。从短期来看,中国还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民的主观幸福感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从长期来看,科学的幸福感态度和及时的预防措施也至关重要。我国应当冷静看待国民幸福感这个关键词。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国不能仅将主观幸福感作为社会效用评价的唯一机制,还要结合其他社会绩效指标衡量国民的生活态度。     

“全球文化经济理论”与世界文化经济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

本文讨论阿普杜拉的全球文化经济中的差异与脱节的论点,即是从种族、媒体、科技、金融和政治思想这五个方面来了解全球文化传播中的问题。通过对这一理论精髓进行讨论和充分肯定全球文化经济理论,我们了解目前错综复杂的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该理论定义上的模糊和逻辑关系的缺失。然而处于全球化漩涡中的中国社会又该如何从中得到借鉴?那就是,必须对世界文化经济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学者不仅应该加强对其他国家社会文化的研究,而且应该注重研究的实用性和研究的方法。     

公司“金融中介”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

文章主要研究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与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及大小依赖于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最后分析了金融中介传导及政策暗示.     

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全球经济新周期的到来——兼论世界面临的全球战略任务

当前,全球经济低迷,世界经济正经历历史性变化,进入了一个"弱势低速增长的长周期"。金融危机在2008年的爆发、欧美国家福利问题、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全球经济进入弱势低增长周期等几大全球性主流问题,其关键诱因均在于全球经济缺少新兴产业的支撑。新兴产业通常具有创新性、成长性、战略性、带动性等主要特征,其孕育与兴起不仅构成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的主动力,更是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全球历次高速增长期均主要依赖于新兴产业的兴起,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新兴产业的兴起与新旧产业的叠加支撑着欧美国家的高福利。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的弱势低增长的现状,使其回归中高速增长,进入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周期,必须依靠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发挥新兴支柱产业自身的增长拉动、驱动效应,对经济结构的改造以及其与传统产业改造间的双重叠加效应。这也理应构成目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战略任务。     

国际地位的提升与“中国梦”的实现——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为例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梦想的实现需要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努力。从国际层面讲,提升国际地位,增强国际影响力将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在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转变角色,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取得了有益的成效;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正是不懈践行中国梦的表现。国际层面的努力与国内发展相得益彰,中国梦终将成为现实。     

全球化时代何以“反对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终结论”、“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等观点的析评

"反对民族国家"是西方学界基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挑战的所谓"现实"而形成的主要论调,认为"民族国家终结"已然来临,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但分析表明,"民族国家终结论"把民族国家看作是"拟制性"共同体的观点有失偏颇,没有注意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存在诸多逻辑不周延与论据支撑不足的问题。"世界政府"存在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其在洞见问题的同时选择了错误的解决问题方式。否定国家主权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对当代国家主权新变化的错误理解之上。"全球治理"对于"国家无能论"的理论预设并不成立,全球治理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它所关注的全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取向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公认,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导致全球治理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路径探析——基于全球治理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多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各方共识,是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的指导理念和实践方案。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基础上,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即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围绕“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擘画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有效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公共管理的未来十年:中国与世界”——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

2011年7月16日,以公共管理的未来十年: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志忍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的现状与前景的报告。周志忍教授在报告中聚焦中国跨部门协同的机制和组织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面且深入的改革——“政府主导”是模式还是改革对象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题。转变增长方式包含诸多内容,是一个系统工程,须全方位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深入分析。转变增长方式包括: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消费支撑型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节能环保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也有其重点,关键是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是:政府退出资源配置,宏观调控必须被约束在合理的限度内,国有经济必须回归本意,金融必须作为市场机制而作用,政府作用受法治社会约束等。     

如何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基于“价值—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

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变革的时代回应。价值、主体和机制是构建更高级形态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在“价值—主体—机制”分析框架下,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以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形塑多元主体全球教育共治格局,实现全球教育治理正式和非正式机制融合互补。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需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观,采取全球层面的集体行动,实现全球教育治理机制重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经济增长与波动理论的综述与批判——基于“资本积累”的视角

文章基于＂资本积累＂的视角,对当前影响较大的主流理论、后凯恩斯理论和马克思理论中关于经济增长和波动的模型进行分析和评述,力图揭示这些理论复杂的数学模型下,所体现的对于＂资本积累＂的观点。而正是他们对＂资本积累＂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法,决定了其理论对现实解释的说服力。由此,本文认为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理解必须基于资本积累的框架,必须综合考虑制度、社会结构等因素才能够真正揭示其内在逻辑。     

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源泉的历史比较分析——对“国进民退”下“调结构”的思考

这轮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发生后,各国纷纷出台各种刺激性的经济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本轮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反周期的经济政策能带来新一轮经济增长么？我国经济回暖后应如何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呢？文章借助熊彼特理论,从历史比较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再议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

本文认为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这是日本根据其战败国地位所确定的一种发展战略。天皇晋见麦克阿瑟是政治的“低姿态”的开始，之后，各项民主改革是其继续。日本政府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的高姿态的。其结果，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得以复兴。在之后的两个十年间，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贯彻这一战略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近这两个十年间，尽管其间或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但纵观全局，日本历届政府仍基本遵循这一战略。避免同美国正面冲突，在同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中表现低姿态。总之，这一战略促成了日本今天的大国地位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社会学思考——以“交易秩序”观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立足于为"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经由社会学结构功能论去论析为更好地理解与解决现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如内需不足和社会分化),筑建社会学取向下以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臻善为愿景的社会建设路径是必要的,同时以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去论析实施此转变的缘由及其可能路径。     

“层层加码”与城市创新——基于省市两级经济增长目标差异的实证分析

城市创新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基础。基于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目标与省级经济增长目标的差异,实证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层层加码显著抑制了城市创新;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层层加码会通过促进扩张性投资与挤出政府科教支出,抑制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微观机制分析表明,层层加码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不利于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层层加码对城市创新的抑制作用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V型变化特征,且层层加码对省会城市与副省级城市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强于其他城市。     

苏浙两省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效应实证分析——“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效应的研究框架,基于苏浙两省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检验了两省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效应。结果表明,浙江省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效应大于江苏省,浙江省城市化作用于环境污染的效应高于江苏省,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环境传导效应只存在于江苏省,两省劳动力转移暂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