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动”·“群”·“变”与梁启超的自然观

随着20世纪初现代科学的猛进对17世纪以来机械自然观的颠覆,梁启超逐渐形成以“动”“群”“变”为表征的自然观,对“科学侵入哲学”风气的体验与批判,拓展了其自然观与哲学视野。现实关切和救世情怀,使其自然观与中外科学文化潮流和文化传统相表里,以强国新民为指归。     

梁启超“新民”与“群治改良”之异名实同

近代意义的“群”概念的出现，是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时对西学的回响。在梁启超的文本中，“群治”是以“群”为核心，用以表达社会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且是人以群的状态存在的社会；另一重要概念“新民”,则用于表达“维新吾民”或“新的国民。二者的核心都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群，纵观梁启超“群治改良”的讨论路径和对“新民”的设计，在其经世思想的内核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实则是异名而实同的概念表达。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颜色”与“性”

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性”的意识,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不同“颜色”的内涵及其与“性”的关系也大相径庭。作为“性”的代名词,蓝色、黄色、绿色、粉色、红色,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地使用着。比较和分析各种“颜色”与“性”文化的密切关系和深刻渊源,可以从中捕捉到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性”文化的诸多差异。     

“动”·“群”·“变”与梁启超的自然观

随着20世纪初现代科学的猛进对17世纪以来机械自然观的颠覆．梁启超逐渐形成以“动”“群”“变”为表征的自然观，对“科学侵入哲学”风气的体验与批判，拓展了其自然观与哲学视野。现实关切和救世情怀，使其自然观与中外科学文化潮流和文化传统相表里，以强国新民为指归。     

“群”与“己”:边界及其规则——对“群己权界”的当代哲学反思

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关于“群”、“己”关系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以普遍的、共通的形而上学“人性”为基础,能实现“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的“本质统一”。事实上,这种观念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僭妄,“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本质统一”关系,二者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基础之上。对于“个体生命”来说,“自由”地“创造”其“价值”构成了其自主的“游戏规则”;对于社会公共生活来说,“相互承认与团结”则构成了其独立的“游戏规则”。以“边界意识”取代“形而上学意识”来重新认识“群己权界”,这是人与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乡愁”文化与新型城镇化

在当今迅猛发展的中国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如果中华民族丧失了传统文化、失落了“乡愁”,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新型城镇化”与“人、社会、自然”的生态和谐。新型城镇化之“新”、生态之“和谐”,应体现在其“人文内核”上,就是让人“记得住乡愁”、“留得住文脉”,才能实现“诗意的栖居”。文章从理论上,论述了“乡愁”文化的产生和界定,提出“乡愁”文化的概念,并从其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比较和探讨了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联系,就此论述了在新型城镇化中留住“乡愁”文化的价值理念及其实现途径。     

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反思

所有“分子”类词语都含有对立的词义色彩 ,“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当今的知识群体是不同的群类。“知识分子”一词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其概念所指还是词义色彩都已不能准确指称“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个社会群类。建议在官方场合、正式场合最好避免使用“知识分子”一词 ,改用“知识 (界 )人士 /知识群体”。     

“大跃进”与“洋冒进”之比较

人们往往把“洋冒进”和“大跃进”作为比对参照物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同样都是出自于不顾客观条件的“左”倾指导思想,都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但比较一般都是停留在表征层面,即把“大跃进”中“小土群”的“土”与“洋冒进”引进国外设备和外债的“洋”进行比较,而没有对二者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地分析和比对。其实,“洋冒进”和“大跃进”在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心理、造成的后果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异同点。     

“以德治国”与“人心”文化理念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法”“德”并举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吸取,实现了困惑着中西方现代管理中“治身”与“治心”两方面的文化整合;充分肯定中国管理“人心”的作用,指出“人心”的人我互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治理功能,并阐述“人心”理念的基本涵义、运作机制、感通法则、感应能力以及道德的作用和特征。传统文化“专利”的“人心”原理作为一种深刻的管理机制,越来越显示出其主体性的文化意义,既成为中国式管理,也成为现代人文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论中国近代思想概念的“群”与“独”——以“启蒙”为中心

启蒙的目的是实现“智慧”的价值.它分裂出两个专有概念:个体启蒙与群体启蒙.严复提出“群”概念,从“保种”的角度来考虑个人与“群”的关系,他与梁启超的“群”学思想徘徊于客观理性与理想主义之间.梁启超将“独”作为“群”的对立面提出,遭到章太炎的反驳.章太炎认为“群”由“独”构成,“独”才是本体,但他的“独”仍以“群”为旨归.     

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与“开新”

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属性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滥觞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返本”,要深入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就要在传统文化中对其追根溯源并用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同时,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的发展又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新”,既要做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又要做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因此,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只有在坚持传统文化“返本”与“开新”的辩证统一中才能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的发展。     

“半封建”“半殖民地”概念考析

“半封建”与“半殖民地”两个概念均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内容。简单地认为“半殖民地”仅指国家政治地位的变化 ,“半封建”仅指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 ,二者都是片面的。由此否认半殖民地不是社会经济形态 ,不能用以表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哲学的“和”思维特质与和谐发展理念

“和”思维是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思维特质,其中蕴藏着中国哲学思维广大精微的深层奥秘。体现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和”思维,能够契合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全球化时代主题,构成了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国哲学理念,为创建中国自己的社会和谐发展理论提供中国哲学的思维支撑。一、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和”思维特质在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中,“和”的内涵比其现代的意义更为宽广、深刻。在《辞源》里,“和”就有“谐”、“调”、“顺”、“合”等多重释义,可见“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维中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常为人所忽视…     

语境“同一”与视角“差异”——论“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关系

“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 的“同一”与“差异”均表现在二者之间的“时间关系”与“空间关系” 两方面。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时间关系”应当理解为:风格的群体性呈现流派的存在,而群体性风格的思想倾向则表现为思潮或在思潮影响下产生。整体上,文学思潮在发生学意义上是先于文学流派,而文学流派又以“风格群体”的生成过程再现了一种文学思潮发生的全部过程。文学思潮在其生成过程里,其作为承载或表征社会精神文化具体走向的一个因素,它总是或多或少与生发之时的时代的政治、经济及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存在着联系。文学流派的生发及其“特异性”是与各主体之间“学养相同”、对“区域文化”的认同和“个性同一性”等因素关联在一起。     

“边缘人”和“零余者”的悲歌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和“边缘人”形象,他们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血脉、国家落后挨打的现实、异域文化的诱惑冲击交织着生命情感的痛苦,谱写出了这些“边缘人”和“零余者”的命运悲歌。     

严复译著与“翻译的政治”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大翻译准则,分别代表了翻译活动中的不同权力关系,其中“信”体现了传统翻译活动中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达”意味着译者对原文的选择和改写,从而将翻译改造为挪用,体现出一种“思想挪用的政治”;“雅”代表了译者在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特定权力关系背景下,通过归化策略护存主体语言之纯粹性、主体文化之凝聚力的努力,构成了一种“语言归化的政治”。在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社会背景中,严复译著充分展现出翻译活动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从而成为“翻译的政治”命题的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作为文化理论观察视角的“文化与社会”——再论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的理论阐释意义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典范理论形式,同时作为起点与标志,也展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影响与价值。“文化与社会”是一种重要的观察视角,它强调文化的物质性,突出文学创作、文化生产与文学批评的社会语境,重视文化理论研究的“经验性”,构成了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感觉结构理论的重要理论准备。“文化与社会”的观察视角是一种整体性的批评方法论,它着眼但不限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维度的阐释,是在既定社会语境中确定“文化”的意义以及从事文学批评实践的整体性的阐释视角,对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家文化”泛化的机制与文化资本

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即“家文化”及其泛化做了深入分析,进而探讨了“家文化”泛化的历史形成机制。由此进一步分析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之间的转换关系及其对社会资源的流动、配置和家族企业成长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