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葬形成的宗教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关于天葬,近年来为各方学人所关注。基此,对天葬习俗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涵及其形成和存在的合理性仍有必要的深遂的理性思维进行探讨,以使更多的世人了解和掌握天葬起源并形成的缘由和至今存在的合理性。一熊坤新、霍巍诸先生关于天葬起源、形成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颇引人注目。他们的论述可整理为这样一些观点:第一,认为天葬是藏族先民自古就有的风俗,至于天葬习俗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是佛教传入藏区后,天葬习俗和佛教内容相互渗透的结果;第二,认为天葬习俗与人类原始民族食人陋习和藏族苯教相联系,经历过原始天葬和人为天葬两个发展阶段;第三,认为天葬源于古代印度的“林葬”、“野葬”,其思想源于佛教“舍身饲虎”等劝人布施、行善、积德的佛经故事;第四,认为古代中     

藏族天葬源起及文化价值探析

天葬习俗是藏族社会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的折射,是藏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葬这种在青藏高原上普遍实行的葬俗,从内容和形式上显示出它自身特有的风格。但是,在有关天葬习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上,学术界至今仍然存在争议,而它的文化含义及其价值则有待深入探讨。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析天葬的起源及其文化价值。     

说唱叙事诗与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状况的辩证考察

学术界普遍认为 ,中国古代叙事诗是不发达的。但这实际上是在传统型叙事诗不发达的前提下作出的推论 ,而不是在对包括传统型叙事诗和说唱型叙事诗在内的中国古代所有叙事诗之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令人信服的论断。我们认为 ,中国古代叙事诗应包括传统型和说唱型两大类 ,“说唱叙事诗”也应纳入古代叙事诗的范畴。虽然量大篇长的说唱叙事诗并不能改变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的事实 ,但广义地看待并评价包括说唱型叙事诗在内的中国古代叙事诗 ,才能更好地揭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实际状况。     

建国前中国现代叙事诗研究综论

中国现代叙事诗研究是在译介西方叙事诗和文体理论,整理、重估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上起步的,体现着与叙事诗创作一致的现实精神和现代意识,并在相当程度上对叙事诗的创作发展起着导向和纠偏的作用,为建国后的叙事诗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和史料。     

论中国现代叙事诗的现代传达策略

中国现代叙事诗的现代传达策略主要有情绪型和象征型两大类目。本文在科学厘定情绪型现代叙事诗和象征型现代叙事诗学理内涵的基础上,借助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叙事诗文本的深刻剖析与诠释,对中国现代叙事诗30年图景中关涉现代传达策略部分作一系统观照和考察,以期在更为理性的层面上为中国现代叙事诗的现代性正名。     

朱湘、冯至叙事诗比较论

朱湘和冯至是两位在中国现代叙事诗初创期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诗人。本文从中国现代叙事诗初创期的特定背景出发,从题材选择、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及风格形态等多方面比较他们叙事诗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其叙事诗出现的重要意义,认为他们各以初具系列化和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真正使中国现代叙事诗获得独立的文体特征,标志着中国现代叙事诗体制的正式确立。     

绚丽多彩的贵州彝族民间叙事诗

在彝族民间文学宝库中,民间叙事诗闪烁着特别耀眼的光辉,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些彝族民间叙事诗,是在彝族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民间歌谣的抒情和民间故事的叙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叙事中有抒情,抒情中有叙事,脉络清楚,诗意盎然.它以多样的艺术手法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反映了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为正义、真理和美好生活所进行的斗争,反映了彝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它是彝族民间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研究彝族历史、民俗、宗教等学科的重要资料.     

中国叙事诗学关于艺术叙事合法性的论辩

西方诗学的主要形态是叙事诗学,中国诗学的主要形态是抒情诗学。但在传统社会后期,伴随着戏剧、小说等叙事艺术的崛起,叙事诗学随之发生。中国叙事诗学的建立不是自然而然完成的,它首先需要论证艺术叙事的合法性,包括为通俗性的叙事艺术的合法性辩护,以抵御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还包括为叙事诗学本身的合法性辩护,以抵御传统诗学的排斥。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叙事诗学进行了论辩,并且所建树,从而为叙事诗学的建立开辟了通路。     

先秦至两汉:中国诗性叙事的开展与深入

叙事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我国古典叙事诗的创作从先秦时期产生,<诗经>之中保存下了我国最早的叙事诗文学文本,两汉乐府则是古典叙事诗创作形成的第一次高峰.文章结合<诗经>与"汉乐府"进行探讨,以期展现我国古典叙事诗在发展初期的创作特征.     

论吴伟业叙事诗的审美特征

吴伟业的叙事诗,既继承了元白叙事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表现手法,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变化创造,对古典叙事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吴伟业叙事诗的鲜明特色是悲怆哀怨与绮丽艳妍的有机统一,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叠现。其叙事诗中的用典,不仅使得形式华美典赡,而且融会古今,沟通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造成"秘响旁通,伏彩潜发"的效果。与无白的"长庆体"相较,吴伟业的叙事诗审美意象的组合和叙述人称更加灵活而富于变化,结构布局波澜起伏,不拘一格。     

舟曲藏族的婚俗研究

位于甘肃省南部的舟曲藏族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藏学界对她的研究还很欠缺,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相关理论对舟曲藏族的婚姻习俗展开论述,在对舟曲藏族的婚姻过程进行“深描”的基础上探讨了舟曲藏族婚俗的历史、特点,分析了其中的特殊要素和现实意义,并针对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学术运动对于常规科学的负面影响——兼谈民俗学家在非遗保护运动中的学术担当

民俗学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主要学术力量,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家"多数由民俗学者变身而来。民俗学者们普遍认为,参与非遗保护运动是民俗学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和学术职责,同时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可是,作为一门常规科学,民俗学的处境却显得非常尴尬:学术与时政的结盟必然导致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常规研究的停滞也将进一步削弱民俗学在整个学术格局中的学科地位;对基础研究以及既有范式的放弃必将导致民俗研究后继乏力;而一旦非遗保护运动落幕,久违了常规研究的民俗学家们必将进退两难。     

城市民俗圈理论及其与城市文化分层的关系

程洁一文认为,城市民俗圈理论及其与城市文化分层的关系在城市民俗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作为城市社会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产物,体现了城市民俗自身的一种独特结构与模式,彰显了城市民俗研究的一种新颖的空间视野。     

论民俗旅游发展中的文化调协

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到一定深度和广度,民俗旅游发展会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解决和民俗旅游发展中的文化调协密切相关,民俗旅游应以文化调协的思想为指导,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民俗文化与民俗学学科的命运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门类是根据民俗学的范畴列出的,民俗的事象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流。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却出现了逻辑混乱问题:种属相混,如民俗本是一个大的概念,结果列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这使得人们对民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保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民俗文化和民俗学学科。实际上,民俗的文化意义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更为重要,非遗保护只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而民俗学的研究既是学科发展的百年大计,更是文化建设的理论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民俗学研究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对中国文化建设带来积极影响。     

民俗学田野作业范式与二月河历史小说戏曲母题

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中的戏曲文化母题,有着丰富的民俗内容。二月河对于相关题材的反映,使用了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法。正是这种视角的存在,清帝系列小说中的戏曲民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二月河对于田野作业原理的自觉实践,不论是对文艺学叙事理论的丰富还是对民俗学田野作业体系的完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流动的日常生活——“新民俗”、“泛民俗”和“伪民俗”的关系及其循环过程

毕旭玲一文认为,城市泛民俗作为一种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民俗形态,具有着较为鲜明的文化建构意义,对于传统民俗具有强烈的冲击性与颠覆性,因此也经常招来许多民俗学家的指责与批评。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出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研究陷入低谷,研究队伍和生存空间萎缩,学术关注度降低,彻底走向人文科学的边缘.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大环境发生变化,二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含混不清而导致自我消解.现行的民间文学价值观存在着一定错位和越位现象,需要作重新思考和定位.在民间文学跨学科研究中,要坚守文学本位,强化学科自觉,从丰富社会精神资源、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高度来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     

民间文学艺术及派生作品权利研究与传承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沉淀,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呈现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及市场经济价值,所以对其进行研究也是知识产权领域的热点之一。因其自身特殊的群体性、民族性、延续性等法律特性以及蕴含的丰富的民族认同情感,使得其众多理论观点未达到统一。本文以传承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原则作为支点,探讨其权利主体、权利内容、管理制度以及其派生作品的保护、整理者权利问题。     

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的经济权利

民间文学艺术的来源群体享有民间文学艺术权。其中,民间文学艺术权的经济权利主要包括使用传播权、使用许可权、获得报酬权、获得资助权、追续权和进口权等。为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但又不至于过分限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与传播,需要对其权利主体进行权利限制,即分别建立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使用制度和强制许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