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分析

引导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充分认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时代的要求,而从规范层面对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路展开深入系统分析尤为重要。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需要着力健全参与制度、拓宽参与渠道、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素质、塑造政治文化。     

浅论社会转型期公民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衡量一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在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探讨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必须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参与途径.     

浅论社会转型期公民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衡量一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在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 ,探讨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必须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参与途径。     

组织政治参与与公民社会构建

组织政治参与的出现,使公民政治参与进入高级阶段,对塑造我国公民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当前我国组织政治参与还不成熟,能力还有限,应主动采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各种手段和方式积极加以建构。     

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分析

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引导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体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监督公共权力的关键要素、提升政治权威的有效途径、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培育公民意识的基本方式。     

论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与社会公正

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权利的贫困,即在政府主导的各种价值分配中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公共政策制定中,弱势群体的愿望和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真实的反映,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弱势群体处于政治参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社会公正的实质是社会主体权利的平等性,而转型期弱势群体在政治参与权利上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所以解决好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是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论我国转型期的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

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 ,政治参与既可以带来政治稳定 ,又可以带来政治不稳定。在我国现代化转型期 ,政治参与中影响政治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改革、完善政治参与机制 ,多角度地影响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心理 ,才能创设稳定安宁的政治环境 ,保证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稳步有序。     

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挑战和路径分析

引导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体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监督公共权力的关键要素、提升政治权威的有效途径、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并存、自主性与被动性并存、实质性与形式性并存、理性与非理性并存、微观参与多于宏观参与、执行参与多于决策参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需要着力健全参与制度、拓宽参与渠道、培育社会组织、提高公民素质、重塑政治文化。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类型分析

本文通过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类型的系统梳理,将其区分为消极抵制型政治参与、动员卷入型政治参与、权利主张型政治参与三种主要类型,并深刻揭示其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和行为特征。最后,提出只有彻底改革我国的二元体制,才能最终完善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实践。     

转型期我国公民群体性政治参与良性发展的法治路径探讨

群体性政治参与是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社会转型期的公民群体性政治参与呈现出膨胀性、分散性、非理性和突发性等问题特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转型期我国公民群体性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必须选择法治的路径。因为法治能够为群体性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提供成熟的理性公民、理性的行为范式、公平的价值理念、有效的制度保障。可以从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四个环节入手,完善法治机制,推进公民群体性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     

论中国现代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及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政治参与正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治参与经过了政治动员参与模式、“大民主”和全民参与模式、经济改革时期的组织参与模式和深化改革时期的社会参与模式这四次发展演变。分析研究各个时期各种参与模式的特点,对于我国现代政治参与模式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的变迁

农民工政治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现阶段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明显具有参与动机狭隘、参与手段极端化与非理性、参与过程无序化和非组织化等特点。根据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的新取向,进一步探讨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社会转型期影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及对策

本文所论述的农民政治参与指的是农民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委会组成人员的产生和村委会政策决策过程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思想、农民自身主观因素、不良社会群体与组织、熟人效应、乡(镇)级政府行为、村委会自身行为、经济因素等都是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     

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

改革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面对的一对矛盾。目前中国的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私人经济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经济部门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对当代各种社会问题的适当反应,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推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政治变革的社会风险--兼论现代化进程中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的政治因素

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变革不当极易诱发社会动荡.保持合理适度的政治变革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     

西部农村社会分化的状况及其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农村社会适当的分化将会促进农民的政治参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反之,如果农村社会分化不足,农民职业和阶层分化不完全,没有多元的利益需要,就不会形成多阶层积极参与民主选举竞争的局面,也不能调动各方面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从而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民的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很可能就会流于形式,造成一小部分人垄断村庄权力的局面,不利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西部农村目前这种社会分化不足的状况,成为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之一。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公民自愿主义、社会资本与村民投票参与——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

本文根据公民自愿主义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数据,利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视角检验了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关注度、政治身份和社会资本等等因素对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参与投票的影响,结果表明政治身份、政治关注度、社会活动网络对村民投票参与的正面影响相当显著。这一研究结果说明保障选举公正性、扩大村民社会活动网络、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率。     

经济全球化、社会不平等与中国社会政策转型--兼论加入WTO后的新挑战

最近20多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不平等扩大的趋势日趋明显.同时,各国的社会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发达国家出现了"福利国家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利改革,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的社会政策也明显发生了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导致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中原来已形成的劳资合作和社会伙伴关系被打破,导致了福利降低和不平等加大;在发展中国家中,在国际经济竞争的压力下,两极分化现象也日趋明显,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下降.中国现阶段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以及福利制度的改革和社会政策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发生的.加入WTO以后,由于在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中"探底竞争"和"探顶竞争"的同时存在,很可能使国内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并且,劳动力成本因素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重要程度的增大,以及跨国公司对国内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影响力的增大,将可能使国内的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和使社会保护进一步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构筑新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护体系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