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可能与限度——以环境史为中心的几点思考

在20世纪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命运几经沉浮.环境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的的新史学,从治史理念到研究内容,再到研究方法,均不啻为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时,环境史学的兴起为自然科学方法名正言顺地入史提供了可能.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由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决定,自然科学方法入史在存在可能的同时又存在限度.     

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二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诸种思潮中,年鉴学派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两种。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以学科综合为旗帜,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客体建构论、问题史学,以及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思想。历史人类学则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产物。它继承了年鉴学派进行学科综合的理想,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之名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集体/整体作为自身研究的终极对象,广泛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为当代史学再次树立了学科综合的典范。     

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2006年4月17日,一场由刘平教授发起及其与包弼德教授共同主持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会议室举行。该对话围绕着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人类学的由来、中国历史人类学状况以及台湾的人类学研究等主题展开。而关于"什么是历史人类学"的问题,更是汇聚了来自多方的不同声音。这样的交流和交锋,对于中国当前以及今后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着可以预期的启示作用。     

多斯对年鉴学派的分析与批判

年鉴学派及其创建的“新史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已预感到年鉴学派所代表的新史学将出现危机和必将瓦解。他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一书中对年鉴学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对年鉴派史学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与年鉴史学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二者都受到涂尔干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年鉴史学通过借鉴结构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视角,促进了整体史观的发展与完善.同时加快了年鉴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拓宽了年鉴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年鉴史学研究方法.在发展与完善年鉴派新史学范型的同时,结构人类学并未改变年鉴史学的学科特性.     

史论是现代史学的灵魂

20世纪是历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个世纪中,一方面,人们的历史视界急剧地扩大了,另一方面,先进的史家们更已掌握和运用了愈来愈多的比较科学和合理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他们的史论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史学发生了从印象主义的经验史学到理性主义的科学史学的重大转变.在这场深刻的史学革命中,20世纪的中国史学,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自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史学界以后,一种以史论为灵魂的新史学中国的现代史学更已愈益成为了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强势潮流这同20世纪世界史学革命的基本方向无疑是完全一致的.     

浅谈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

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在历史学发展进程中曾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当前新史学研究路线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对德国的历史主义史学思想及其主要表现特征进行批判性考察,有助于历史研究工作者在比较中深刻理解新史学对于当代历史学拓宽历史研究的视域、实现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综合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略述20世纪上半叶欧美“新史学”思想的异与同——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和初代年鉴学派作为讨论中心

本文比较了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出现的两种“新史学”思想，即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以及以初代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认为两者虽均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但也体现出共同带有区别的立场，鲁滨逊偏向于将历史学“科学化”，而初代年鉴学派则对此提出质疑；同时在研究指向层面，鲁滨逊更强调历史学的实用性，而初代年鉴学派则更关注历史学的独立性；不过，就“新史学”的发展趋势而言，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是两者的一致追求。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规范、传承与文化霸权

“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间的对话是两个耳背者之间的对话。”这是 2 0世纪 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 (F.Braudel)针对当时历史学和社会学各自为是、互不沟通的状况而发的感叹。时隔近半个世纪 ,可以说 ,不止法国 ,整个欧美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均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就历史学而言 ,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不断向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寻找理论支持 ,将那些学科的概念和方法直接引入到历史研究中 ,使历史学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机。以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牢牢地树立起在世界历史学界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 ,社…     

新中国世界史研究六十年

严格来说,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形成的.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处于奠基时期,出现了一些拓荒性的研究者和论著、译著.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世界史讲究取得了多方面进展,在世界史体系的探讨、外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引进、专题史研究、经济_社会史研究、国别史研究、世界史学科基础建设等方面收获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通过回顾总结,我们期盼进一步提高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社会地位,加快建设中国本土的世界史研究学派,努力在更多的领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同时为国民传递准确丰富的世界史知识,培养国民的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     

西方“科学历史学”何以可能——以兰克、马克·布洛赫和劳伦斯·斯通的史学思想为例

在19世纪形成于德国的兰克史学使历史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并且使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家写作中公认的学术规范.兰克史学发源于德国,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受到了新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批判,其范围也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以法国的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在批判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努力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又忽视了保持历史学自身特色,存在过分"科学化"的倾向."叙事史的复兴"则是对这一倾向的纠偏.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时代条件下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科学历史学"及其之间的传承演变关系.     

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基本理论的思考

史学史是一门具有反思性质的学科 ,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一方面揭示史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促进史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论述史学与其它学科、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它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从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到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经历了颇为艰辛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确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其必然性。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的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入,相应地,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视以及多部中国史学通史的完成出版等,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加强史学理论诸层面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其中,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史学史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问题。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达史学思想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达思想众多研究领域中,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稍显单薄,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李达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研究,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研究等四个方面。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20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不过,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仍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缺乏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对李达的史学思想进行整体的考察和系统的概括;第二,缺乏从史学近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李达史学思想的地位;第三,缺乏对李达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及其运用方面的研究;第四,缺乏将李达与同一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价值判断背景的口头传统与文学史学结合

口头文学作为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经历了持久的讨论．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各种文学史学彼此之间存在分歧。20世纪文学史学在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学理论体系。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口头传统研究虽然挑战了文学史观、文学史上的既定结论以及文学史叙述方法,但是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仍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史学应在价值判断、真实性、艺术性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变革,真正揭示口头文学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价值、意义和特征。     

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下)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有关著录反映了这一高潮的基本面貌.这个时期成书的各朝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发展了司马迁、班固撰写民族史专篇的优良传统.<华阳国志>和<蛮书>记述了西南少教民族的历史;<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则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魏书>和<周书>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少数民族史的性质;<通典·边防典>本质上是一部古代少数民族史.以上这些,反映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史撰述的盛况.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与反思

中国古史分期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始终未形成定论。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开始反思并重新认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逐渐认识到五形态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对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质疑和否定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我们应不断反思,从而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