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基于全国1023个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镇稳定居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为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稳定居留和返乡就业趋势,采用全国1023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和多重定类Logistic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居留稳定性影响因素、未来流动意向和返乡创业意愿。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是收入挣得而不是居留城镇和市民化;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居留稳定性影响具有两面性;农村产业不具有就业吸引力,大城市难以立足倒逼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归田;打工中见识和自省提高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研究提出协同推进农业转型和农村新型工业化,成立乡村学院培养紧缺人才,整合各类扶持资金支持发展规模化特色产业,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支持市民下乡和能人返乡创业等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战略设计:动力、制约因素与发展策略

返乡创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回报家乡与实现自我的重要途径,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能力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在明确自身能力的情况下,尊重返乡创业的客观规律,设计合理有效的战略规划以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需要,对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当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从意愿到行为的转化机制研究——基于资源获取的中介和创业环境的调节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提升乡村地区经济活力的主要动力。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引入变量——资源获取和创业环境,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的转化机制模型,并运用层次回归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源获取及其各维度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创业环境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即具有返乡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会积极获取各种资源并通过资源的可获得性进行返乡创业,而且其返乡创业行为还会受到周边创业环境的影响。因此,为进一步做好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相关部门应畅通返乡创业诉求表达渠道、强化返乡创业资源获取路径、创新返乡创业宣传工作手段。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研究

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加快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进程,不仅可以使新生代农民工带回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还可以带回发达地区新的市场经营理念和经营管理模式。多中心治理模式试图从政府、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机构培训、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关联性入手,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并且从政策扶持机制、人力资本投入机制、立体化培训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制度设计角度等方面提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的具体政策建议框架。     

协同治理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基于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在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和问题基础上,运用现代治理手段,提出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对策建议,全面推进各项制度协同发展,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新闻媒体、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稳定有序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障碍及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具备了市民化的条件。且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讨,有利于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进一步认识以及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完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能力、竞争能力、生存和发展能力,对其市民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探寻其突破市民化困境的出路。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基于CLDS 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LDS 2018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以及影响的代际差异和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机会型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其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均对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则影响不显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区域差异显著,其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东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中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应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群体差异化供给策略和区域差异化供给策略等,以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产业优化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主体,以其与生俱来的市场经济特质,与国家倡导的双创宏观导向高度契合。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入推进,回流创业已成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抉择。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产业优化为研究视角,剖析返乡创业的产业组织现状、产业模式、结构及薄弱环节,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引导,强化扶持性公共服务供给,提高产业发展的信息技术支撑,提升产业发展契合度、融合度,推动产业的生态化、集聚化发展,实现创业产业优化。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工问题非常重视,特别提出了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当前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其市民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重大意义,必须充分认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心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心理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方面。以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与迁移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心理因素由动机、态度、情感、参照点依赖、风险偏好与从众心理构成。从理论上来看,动机、对城市的态度与对相关制度的态度、公平感、风险偏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对流动的态度、相对剥夺感与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参照点依赖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参照点在收入与权益方面差距的变化趋势。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价值观解析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引导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实践,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文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的阶段性状况,剖析了其矛盾冲突特征,提出了通过利益调节、价值观引领机制建设等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现代转型的对策建议。     

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工问题非常重视,特别提出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当前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其市民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及对策研究

阐述了教育培训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剖析了教育培训存在机制不健全、经费投入不足、培训内容不切实际、培训方式缺乏灵活性、对培训重要性认识不足等问题;指出加快教育培训法制化进程,多方位筹措专项教育培训经费,加强培训基地及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育培训内容和培训手段等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主要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返乡发展意愿并不强烈,即使被城市边缘化,他们大多依旧不愿意返乡。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返乡发展的意愿高于女性;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家乡社会状况、国家扶持力度等都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中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     

返乡农民工创业原因分析及对策思考——基于皖北地区的研究

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根本原因,产业梯度转移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深层次原因,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在动力。农民工创业制约因素包括资金不足、支持政策少,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建议进一步健全组织协调工作体系,多渠道解决农民工创业事资困难问题,进一步加大农民工创业园的建设,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平台,以创业带动就业,对返乡创业农民工进行相关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280份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26个县28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身份认同、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率普遍较低,市民化意愿弱,文化程度和社交情况与其身份认同关联度高。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身份认同和对现状满意程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政府部门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维护其劳动权益,提高其整体满意度。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 逻辑前提、堵点及疏通路径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发展阶段农民创业的环境日趋优化。 宏观大局动因、 中观市场动因、微观协同动因构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的逻辑前提。 但在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仍存在许多问题。 从总体上观察,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信息知晓率低、农民工 返乡创业资金匮乏、农民工自身能力不足、农村缺乏良好的创业环境构成了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 振兴联动机制的堵点。 在新发展阶段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优化路径主要有:加大返乡 农民工创业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政策知晓率;拓宽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渠道,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 意愿;加强农民工创新创业培训,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综合素质;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高农民工返乡 创业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