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斯福的印度支那政策(1941—1945年)

1939年9月,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英法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欧洲形势急剧变化。陷于中国战场的日本军国主义认为独占中国进而谋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日本公开宣布其对外政策基本目标是建立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地处战略要冲和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南进计划中占有重要地     

战后初期美国印支政策的演变:从罗斯福到艾森豪威尔

二战后期,美国虽然有意＂国际托管＂印度支那,但因英法的强烈反对,被迫默许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爆发后,美国确立了＂不插手＂的政策。然而,1953年的奠边府危机却使美国进退维谷,被迫放弃＂不插手＂政策,转向＂积极介入＂印支事务。     

美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公约草案”的政策析论(1951—1953)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始着手起草国际人权公约。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公约的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国际人权公约基本上持积极态度,主张尊重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意见,不回避签署单一的人权公约。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以国际人权公约与美国宪法基本精神存在差异为由宣布暂不批准该公约。美国对国际人权公约持保留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人权的不同诉求。     

极性敏感项的允准:从否定到(非)真实性

极性敏感项指的是只能存在于一定语境中的词项。本文从语义的角度,介绍了自Klima[1]以来(四十多年)国外对极性敏感项的允准问题的研究,阐述了允准条件从否定、下单调语境,到(非)真实性语境的变化及各自的局限性。     

从“宗教自由”到“宗教接触”：奥巴马政府国际宗教自由政策的新转向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自1998年出台后,推动"国际宗教自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令世人遗憾的是,它提倡宗教自由、减少宗教迫害的美好愿望不但没有实现,反倒增加了更多有害的形式:宗教恐怖主义以及跨国恐怖主义。"宗教自由政策"之所以难有成效,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完全从美国的视角理解和看待"宗教自由"。2013年8月"信仰共同体倡议办公室"的成立,标志着美国不再专注于"宗教自由",而是强调与海外宗教领袖与团体的交往,以此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更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促进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多元主义和人权的发展。从"宗教自由"到"宗教接触",就整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政策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不仅意味着人事上的变迁,更是奥巴马政府对于备受争议的国际宗教自由政策做出的战略性调整。     

姚沁:从“国际小姐”到美国金融大腕

她曾经摘取了美国国际小姐的桂冠,她掌管着7.3万亿美元的美国法兰克林国际金融财团,她是2009年奥巴马访华团唯一亚裔顾问,她荣获了欧洲共同体颁发的"特殊成就奖"……姚沁,这位集美貌与智慧、成就与荣耀于一身的女性,是如何走进今天的荣誉殿堂的?     

从“没收资本”到“利用资本”——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资本政策析论

资本曾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紧密相连的范畴,是资产阶级赖以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土地革命初期,中共的资本政策从“没收资本”逐步转变为“利用资本”,在允许、提倡私人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同时,积极利用政权的力量组织运营资本.中共资本政策的转变是革命实践直接推动和受共产国际影响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特殊性认识的深化.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缩影,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成果之一.     

从威尔逊的国际“新自由”到“民主和平论”——二十世纪西方国际政治思潮演进初探

20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际“新自由”中关于美国“引导世界”、划分“文明国家”和“独裁政权” ,认为国家制度决定战争与和平等观点 ,在 2 0世纪后期最终发展成为“民主和平论”的主要内容。     

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

1940年后,由于华北各根据地陆续颁布婚姻条例及妇女动员的广泛开展,以女性主动提出为特征的"妻休夫"离婚现象急剧增加。从公私两个领域和传统、革命、性别三个视阈切入,可以窥见这一婚姻变革现象的曲折过程及其与民族战争、政治变革、性别解放等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妻休夫"现象所呈现的婚姻自由诉求、抗战需要与乡村习俗、家庭与社会稳定需求间的颉颃,使各地中共政权在实际操作中陆续调整女性婚姻政策,从支持"妻休夫"重新转变为以维护稳定为主的婚姻政策,以适应情与法冲突下乡村社会实态和军心稳定需要。通过跳出传统的"压迫-解放"框架,将各根据地乡村女性的存在、婚姻、情感的多重考察与乡村传统、民族战争、革命的时代背景相结合,能够客观阐释战时华北各根据地女性婚姻变革及妇女解放的实态及意义。     

从“学说”到“思潮”的知识演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7—1921)

从知识成长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完整图景不仅包括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阐释知识的过程,还包括这种知识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体现为：知识群体的成长与理论“承载者”的扩大;呼应“实境”的知识资源的集合带来的知识体系的更新;“制度性媒介”构建起超越个体、到达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社会网络。三者融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由一种曲折而至的“学说”演进为与中国社会变革同频共振的“思潮”。建立知识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叙述,将为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的汇通提供更多元的研究进路。     

从推行多党民主制到合作反恐:后冷战时期美国对肯尼亚政策(1990—2005)

肯尼亚位于大非洲之角的战略位置以及殖民时期与宗主国英国的紧密联系,使其在独立后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一直是西方阵营坚定的盟友,并成为支撑美国在东非与非洲之角利益的重要国家。冷战结束后,肯尼亚的战略重要性下降,又因老布什政府在非洲推行多党民主制,美肯关系曾一度紧张。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美在非洲经济利益的凸显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日趋严峻,特别是1998年美驻肯大使馆恐怖袭击事件,使得美再度重视美肯关系。"9·11"后,美国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将反恐列为首要任务,肯尼亚成为美在非反恐战略的三个支柱性区域大国之一,美肯关系全面提升。     

“反国际法”—法国近代社会矛盾的产物(1865-1872)

国际史学著述中经常提及“反国际法”和第一国际在法国的活动,但至今仍缺乏对它们的专门研究。本文首次全文译出“反国际法”,并探讨它产生的历史原因。19世纪60年代第一国际的法国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也在此加以专门介绍。第二帝国政府对工人运动采取压制政策,先后三次审讯第一国际法国组织的领导人。国际的法国成员们曾积极投身巴黎公社的斗争。长期的社会冲突,促使第三共和国政府制定“反国际法”,该法是法国近代社会矛盾的产物。     

“松控”与“自治”:论民国初期(1912-1927年)大学与政府关系

民国初期(1912-1927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初创时期,出现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复杂纷乱的时局下,北洋政府教育部通过立法、任命校长等方式对高校进行宏观管理,并拨款支持高校办学.高校的内部事务则由高校“自治”,政府“松控”,从而在政府与高校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互动关系,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得以形成和确立,高校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观今鉴古,研究当时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对推进当今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中美健康人力资本发展趋势比较(1950～2050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其中健康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之基,又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性与长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引领性和促进性作用。本文对中美两国健康人力资本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趋势作了纵向(1950～2050年)比较。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多年,中国实现了从“东亚病夫”之国到“东方巨人(健康中国)”之国的转变,实现了全局性、根本性和历史性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积累了最丰富、最具竞争力的健康人力资本。展望未来时期(2022～2050年)中国式健康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和主要指标的发展趋势,旨在全面促进国家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投资于全体人民全生命周期健康,不断创造规模宏大、更高质量的健康红利,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民健康型社会,迈入世界健康强国行列,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健康人力资本基础。     

从“技术官僚”到“职业官僚”——翁文灏从政之路与蒋介石关系探微(1932—1949)

九一八事变后,地质学家翁文灏与蒋介石相识并获重用,进入国民政府体制内。全面抗战后,翁文灏主要负责与其专业相关的资源调查与工矿开发,属于“技术官僚”。全面抗战爆发后,翁主管战时经济建设,领域扩大到工业生产、资源开发、易货贸易等事业,随着权限扩大,也卷入体制内的政争。抗战胜利前后,翁出任国民党内职务与行政院副院长,已逐渐变成“职业官僚”。1948年,翁任“行政院长”,更深地卷入官场纷争和派系纠葛之中。翁文灏是民国时期“学者从政”的典型,他的经历显示,沉浸体制日久,从政学者的角色也有变化。相比而言,充满理想的学者对体制的改变有限,而官场对学者的改变也许更大。     

“数字福建”建设中政府推进电子政务的注意力测量——基于福建省政府政策(2000—2018年)的文本分析

电子政务是"数字福建"建设中的引领项目。注意力测量可从政策文本中挖掘内嵌其中的电子政务推进逻辑。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以及结合ROST与NVivo11质性工具对福建省2000—2018年间的电子政务建设的注意力配置进行厘析。使用ROST建立关键词库,构成测量维度,利用NVivo11完成编码工作,最后测量得出电子政务注意力比重。研究发现,政府推进电子政务的注意力体现在信息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和管理规范等4个维度上,在时序上,呈现从"全面铺开,个别聚焦"到"走向纵深,稳步发展"的嬗变,在区域发展上,越来越重视电子政务的全局统筹。     

从“专业术语”到“生活理念”:版权观念的媒介建构与变迁(1951-2021)——基于《人民日报》580篇“版权”报道文本的扎根理论研究

来自专门学科知识的版权观念,逐渐突破专业性边界,成为公众日常生活实践中被频繁讨论的一种创作和生产原则,甚至成为一种价值尺度。那么,大众媒介提供的“中介场”是如何为这一过程提供建构机制的?通过对《人民日报》70年来有关“版权”议题的报道文本分析,发现“版权观念”的建构逻辑大体由社会情境、观念诉求、现实挑战、典型行动四个范畴构成。范畴的编码参考点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映射出“版权观念”变迁的四个不同阶段。范畴的互动促成相关议程主旨和偏向,从而牵引“版权观念”扩散与传播的变迁路径,形成了媒介在不同语境中催化版权术语培养成为生活理念的建构机制。     

从“故意”到“过错”:商标间接侵权规制条款的重塑——以《商标法》第57条第(六)项的司法适用为考察对象

《商标法》第57条第(六)项以商标间接侵权为规制对象,并将规制对象限定于行为人主观故意支配下的帮助侵权行为.这种规制方式限制了商标间接侵权制度所能调整的行为样态,导致该条款在面对形态多样的间接侵权行为时,无法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侵权形态多样性与法律规范调整范围过窄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承认注意义务但否认过失侵权责任、混淆行为人主观“明知”与“应知”、以行为人具有“过错”替代法定的“故意”要件等困境.应当在立法上确认商标间接侵权的多元过错形态,将商标间接侵权规制条款的调整范围由“故意”侵权拓展至“过错”侵权,区分“明知”与“应知”,引入“推定明知”规则,实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方式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