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淝水之战的性质

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论争,近年来为学术界瞩目。本文作者认为这次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北方的前秦封建王朝对南方的东晋封建王朝进行的一次兼并统一战争,而不是氐族对汉族进行的“民族征服战争”或“民族侵略战争”。作者不以东晋为“正朔”之所在,也不以前秦为“僭伪”、“异族”和“外国”。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作者给苻坚以肯定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作者认为把中国古代历史范围内前秦对东晋的兼并统一战争和近代世界史上帝国主义瓜分掠夺殖民地的兼并战争相提并论是不正确的。对于淝水之战的讨论,究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但讨论的意义却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因此,学术界对之予以重视就不是偶然的了。     

对淝水之战的不同看法

武汉史学界最近开会討論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疆域問題。討論中涉及到了对淝水之战的看法。有的同志提出,这次战爭,正义在苻秦一方,不在东晋一方。理由是:苻坚的民族政策及其他政治措施是很不錯的,他对待汉族文化的态度尤其出色;假如苻秦战胜了东晋,那么南北統一就会提早两百年     

从民心向背看淝水之战的性质

关于淝水之战,过去已为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的看法是:前秦方面是侵略的、掠夺的、不义的;东晋方面是反侵略的、自卫的、正义的。可是前些时候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见解,认为前秦方面是统一中国的正义战争,东晋方面则是保卫士族地主腐朽统治的不义战争。我将两种论点比较后认为,新论点不一定对,旧论点不一定不对。错的不能因其新而不加纠正,对的不可为其旧而不去恢复,凡事应以正确为准。     

再论淝水之战的性质

<正> 淝水之战,是对中国历史发展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一次著名的战争,关于它的性质问题,近几年来又有同志提出了与过去论者不同的意见,引人深入思考。下面想再谈谈对此问题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一) 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战争,但就其性质来说,不外乎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正确判断历史上一切国家和民族间的战争性质,分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科学的标准,主要是依据这一战争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是侵略还是反侵略,是压迫还是反压迫,并要看它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滞或破坏作用。“战争是政策的继续”(《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页),“一切战争与它从而产生的政治制度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3页)因而战争的目的、性质、作用,是同交战双方战前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以及有关的政策分不开的。我们认为要对秦、晋淝水之战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就有必要对交战双方的社会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政权性质加以考察分析。     

淝水之战东晋获胜的经济原因

在淝水之战以前，东晋首多次执行以土断、检籍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加强了东晋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收入。谢安以流民、奴客创建了北府兵，改度田税米为按口税米，在三吴推行检籍等，这些政策都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而制定的，对保证东晋在淝水之战中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淝水之战时负责长江中、上游防务的桓冲军团，是经过庾亮、庾冰、庾翼、桓温多次经济改革而形成的军事力量，这个军团在淝水之战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秦晋战争中的朱序

<正> 朱序与其同时代的一些东晋将相,如谢安、谢石、谢玄、桓冲、刘牢之等人相比,在知名度上似有逊色,但他的重要活动不仅与秦晋战争的关键战役——淝水决战有密切联系,而且他在淝水之战的序战——襄阳保卫战中曾煊赫一时,也称得上是当时的东晋名将了,而学术界对朱序其人却少有论及。本文拟透过他的一些重要活动,看看他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这     

也谈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上看到王勋铭同志《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一文。我读了该文之后,感到作者的观点和在引据经典方面,尚值得商榷。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该文说:“所谓民族观,就是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总的看法,也就是世界观在民族和民族问题上的反映。”说民族观是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总的看法不错,但是,民族观是反映了客观存在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世界观在民族和民族问题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依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     

72八公山

八公山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春城北。又名北山、肥陵山、淮南小山。相传西汉时淮南王刘安与七位名公在此修道炼丹，敞有八公山之名。东晋太元八年（383），前秦[艹付]坚南侵，晋谢石、谢玄御之于淝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淝水之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典故即出于此。     

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答袁祖亮同志

袁祖亮同志继拙作《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之后,发表《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一文,(以下简称“蠡测”)就其中几个基本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左的看法。为辨明是非,求得共识,因就分歧之处,再抒己见,以供商榷。一、十六国时期人口的前降后升十六国时期,北部中国陷于分裂混战的局面,延续达百余年之久。以淝水之战(383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十六国前期,各族统治者在相互争战中,每有大规模的屠杀,时“羌胡相攻,无月不战,     

关于“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与孔经纬先生商榷

孔经纬先生在他先后发表的“中国民族市场形成问题”和“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一市场”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不能形成“民族市场”;中国的“统一民族市场”是在鸦片战争后形成的。我对他的这种看法是不同意的。我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已不存在象欧洲那样的“统一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所形成的市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现在提出我的很不成熟的意见,与孔先生商榷,并就教于读者。     

东晋的镇之以静政策和淝水之战的胜利

西晋是在民族矛盾激化中灭亡的。自此直至淝水之战结束,建立在南方的东晋政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一直是民族矛盾。 但是,在东晋内部,又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一般地主和士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士族地主本身之间的矛     

论明与后金的辽沈之战

三百六十年前,明朝与后金(一六三六年改为清)为争夺辽阳、沈阳而进行的一场鏖战,可称之为辽沈之战。这是继萨尔浒之战以后,明朝与后金之间的又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对本地区和全中国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一、战争起因和作战性质明朝与后金发生辽沈之战并不是偶然的。后金统治者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满族先世)奴隶主贵族所以向明朝进攻,驱使本族人民为奴隶主贵族作战,是由女真社会发展所决定的。辽沈之战前几年,女真族基本上实现了本民族的统一,促进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的     

也谈国营企业的产品是商品——与刘弟久同志商榷

读了《人文杂志》1980年第3期刘弟久同志《国营企业的产品是不是商品》一文后,很受启发。鉴于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我在此不揣冒昧谈一点自已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刘弟久同志,并与大家共同讨论。 一、产品成为商品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的吗? 刘弟久同志说:“商品存在的直接原因是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无论是分析简单商品生产还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都把劳动的社会性作为出发点”。我认为,上述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绝对成本控制法”的几点答辩

《江汉论坛》1985年第3期刊登了肖作树、方善鹏二同志的《就“绝对成本控制法”与夏应琪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我认为,二同志从理论上探讨“绝对成本控制法”(以下倚称“绝控法”)是值得欢迎的。兹就《商榷》所提出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商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绝控法的实质并不是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互相转化,而是产品的个别劳动低于社会必要劳动。”这说明肖、方二同志并没有弄明白C、V转化的原理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区别。两者讨论的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把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消耗转化论扯到一起,是《商榷》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     

唐玄宗时西域战争性质与岑参边塞诗

关于古代中国境内各民族间战争的性质问题,经过几年来的讨论,原则方面现在看法已渐趋一致。即:看它是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是阻碍发展,是促进中国的统一还是阻碍统一,是有利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还是有害于交流。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内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战争,在研究岑参边塞诗时,因涉及西域战争,过去就曾有过不同的看法。至今在国内还有部分研究者,或者在个别地区,对岑参有些边塞诗还主张采取回避态度。因此,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唐玄宗时的西域战争,如何看待岑参涉及战争的边塞诗,今天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隆中对》与夷陵之战

蜀、吴夷陵之战,是三国形成中的三大战役之一。假如说官渡之战决定了北方的统一,赤壁之战形成了南北的对峙,那么夷陵之战就是最后形成了天下三分的形势。这次战争也是我国战史上的一次名战。毛主席在《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都曾提到过这次战争。因此,无论就历史影响或战略指挥的角度说,夷陵之战都是值得注意的。这里,想集中说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这次战争的发生,从蜀、吴双方政略方针看其原因何在?人们向来以为《隆中对》完美无缺,猇亭之败同它无关,是刘备不顾诸葛亮的劝阻、感情用事、“忿     

也谈期思陂与芍陂——兼与徐义生、吴海若同志商榷

我对徐义生与吴海若同志论述与考证期思陂和芍陂文章,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提出来,供参考。 一、徐义生同志认为,《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的都是叙述军事上的水攻战术,是利用水的自然破坏力,而不是生产上的水利设施来为社会造福。因此他认为,孙叔敖“决水灌野”很难肯定是利用水源灌溉。所谓水利也是“从单纯地在战争中利用它的自然破坏力”发展来的。没有战争也就没有水利建设。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古代的“夜战”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以来,战争就作为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出现。然而,作为从属并服务于战争的一种重要的战术形式的夜战,究竟产生于何时,如何产生,以及在战争中的作用,迄今无人论及,这是我国古代军事史、战争史上研究的空白。本文试就这二方面提出一点见解,求正于史学界和军事学界。 一、“夜战”一词的最早提出 据古籍记载, 我国最早的“夜战”一词提出,始见于《国语·齐语》、《管子·小匡》等篇。其中《国语·齐语》记有:“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管子·小匡》云:“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两者虽文字略有参错,但文意相合,都是记述管仲的话。管仲所谈到的“夜战”,并不是针对“夜战”的战术而发,而是提出改革军制间或对于实施“夜战”所带来的裨益。原文本意如下:     

关于箕子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思考──与杨军先生商榷

杨军先生《箕子与古朝鲜》一文,有三方面问题值得商榷。一、关于箕子“走之朝鲜”问题,箕子所以选择“走之朝鲜”,是因为半岛上有“古之辰国”,乃殷商海外属地,故“走之朝鲜”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二、辽左出土的铭文为“■侯亚■”的殷商铜器中的“■侯”不是箕子,把■侯当作箕子是一研究误区,箕子没有西迁辽西问题。三、箕子朝鲜不是■侯国,箕子朝鲜与燕国的关系仍有可商榷之处。     

南宋大仪镇之战述评

发生在南宋绍兴四年十月的大仪镇之战(包括天长、高邮之战),是一场规模不大但影响却不小的战斗。朱熹说:“只有韩世忠在大仪镇算杀得虏人一阵好。”当时人称誉此战为“中兴武功第一”,并把它列入“十三处战功”。说它是“第一”,显然是不恰当的溢美之词。但事实也确实表明:大仪镇之战不仅在宋军打败金齐的第一次联合进攻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整个宋金战争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学术界对此战尚无深入系统的研究。所以,本文试图作些探讨,欢迎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