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雅”怨刺诗的创作动机

生活在西周厉幽时代宗法制下的二雅怨刺诗作者,与王室血脉相联,其自身的荣辱祸福与王朝政治兴衰之间有着直接紧密联系,由此决定了怨刺诗抒发忧愤情感所持的立场和动机。二雅怨刺诗斥责昏乱败坏的朝政,其情焦灼,其意精诚,深具孤臣孽子之心。表达对王室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自身利益的深刻关怀,是二雅怨刺诗最坚实的创作动机。     

从“变雅”看《小雅》怨刺诗及其意义

西周后期是一个纷争的时期,在这时期里,《诗经》经历了对理想的美好社会的祝颂到挣扎、裂变时期的哀怨。《小雅》怨刺诗多出现于这一历史时期。本文试从"变风变雅"(或"变雅")的背景下分析《小雅》中古代先民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所言所感,并从中依稀看到的先秦诸子们高扬的理性精神在这一时期焕发出的淡淡的光彩。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从《诗经》婚恋诗看周代婚姻的多元性

文章阐述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在企业内部的综合反映和表现.搞好企业文化建设,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     

从《诗经》婚恋诗看周代婚姻的多元性

《诗经》婚恋诗真实地反映了周代的婚姻制度和爱情生活。明媒正娶是周代男婚女嫁所必须遵循的婚姻法则 ,它突出的是社会对婚姻本身的愿望和期待 ;非礼仪的“野合”是对正规聘婚的补充和完善 ,它体现了社会对夫妻人伦的重视 ;媵嫁婚是多婚或群婚制的残余形态 ,它表现的是周人对拆除隔绝人群的氏族关系的古老壁垒的重视。总之 ,《诗经》婚恋诗写出了周代婚烟的多元性 ,表现了周礼张弛有序、刚柔相济、丰富而灵活的文化内涵。     

从《论语》看孔子的“怨”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点,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本文试从《论语》原文中透视孔子对“怨”的真实态度。孔子主张只要“怨”是合理的,有助于社会群体利益的,就应该明确地表达出来。从范围上看,孔子的“怨”是广泛的,包括对违反仁道、不合礼者、遭到挫折与打击时以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程度上看,孔子的“怨”是很深的“怨”,甚至是“恶”。有了怨情,就必须表现出来,故而孔子认为把怨情隐藏起来是可耻的行为,“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肯定了诗可以表现怨情的同时,也就赋予了艺术情感表现上的真实性,“诗可以怨”对后代影响是深远的。     

从二雅中的宣王时诗看毛诗学派的历史化阐释

郑玄在注释《十月之交》时对《六月》的创作年代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是汉初经师有意改动了篇目次序。这说明毛诗学派对宣王有特别的偏爱,一定要把宣王当作承接正雅和开启变雅的关键性人物,着力塑造其形象;而《六月》则被用来充当正变雅的转折点。本文通过分析毛诗学派对＂宣王变雅＂的阐释,希望对更深入地理解毛诗学派的历史化释诗方式有所启发。     

从《诗·蒹葭》看周代形神兼备文艺观

《蒹葭》是《诗经·秦风》中的一篇,近人研讨此诗多有真知灼见。然而也常常看到人们用西方象征主义、意象派等诗歌理论比附论说,似有削足适履之嫌。现在,本文拟从下述两方面试作讨论:《蒹葭》诗体现了周代何种文艺观点;这种文艺观点是怎样得以产生的。 一 秦人尚武,《诗经》中秦风十篇,自有一种苍凉慷慨的情调。而《蒹葭》一诗开篇所展现的境界就异常浩茫、优美、深远、高洁。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从“六艺之教”看周代的审美教育

“六艺之教”是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雏形,其中也包含着美育的内容。夏朝时就已形成了兵革教育与礼乐教育,到了商朝,进一步发展了“六艺之教”,至周代初年,则将礼乐教育与维系宗法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乐教与礼教互相配合,形成了中国古代美育与政治伦理密切联系的特点     

从《诗经》看周代“人”的审美观念

本文揭示了《诗经》所反映出的周代“人”的审美观念中对于人的健旺勃发的生命力及优秀品德的追求———一种更富于“人”的意义的生命信念，有助于我们认识华夏民族人文精神的某些基本特征     

从周代社会结构看“礼”的社会功能

“礼”,历来被视为周代社会政治思想的最高凝结(如《周礼》、《仪礼》、《礼记》的存世),对它的作用和意义,人们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本文试图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法,对“礼”的功能进行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加深对“礼”的认识和理解。什么叫“社会结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它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所组成的动态社会框架。在这个渗有血缘关系的文明社会的社会结构中,经济结构是指占主导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从何其芳的诗看“自我”

人们对于抒情诗中诗人的“自我”问题,已经发表了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不过我总是认为,如果只是抽象地讨论诗究竟应当表现的是“大我”还是“小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一时是不容易得出一个公认的标准结论来的。因为每一个诗人都在走着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任何人也无法规范出一种亘古不变的诗歌创作模式。与其进行马拉松式的争论,不如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来加以研究,从中探讨诗人的“自我”是怎样体现在他的创作中的?怎样地影响着和决定着他创作的基调的?它是一种凝固不变的存在吗?作这样的研究和分析,就可以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使     

周代采风制度与“诗谏”

上古采风制度是不是根据汉代乐府制度所作的虚构,历来争议颇大。本文根据上博简《孔子诗论》有关＂邦风＂的讨论,确认了先秦出土文献中有关＂邦风＂（国风）采自民间及其舆论功能的明确记载。同时,引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将采风制度纳入上古＂乐政＂系统加以考察,并将采风制度视作包括＂诗谏＂在内的谏议制度的一个上游环节。     

从《诗经》饮酒诗看周代的酒礼及酒德

周代是我国造酒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酒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诗经》中有许多作品表现了周代的酿酒、饮酒等活动,这些诗篇的主旨反映出隆礼、重德的文化精神。其中"祭祀诗"反映出酒与周人宗教生活的关系,酒是沟通天人关系的重要媒体;"宴飨诗"直接描写王室贵族的饮宴活动,体现宗族团结、敦结亲情的礼义之道;"农事诗"表现周代春祈秋报的祭祀礼仪,以及酒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谏酒诗"是对饮酒活动的规谏,体现周代酒德观念对生活和行事的约束作用。     

周代礼俗的一面镜子──对《诗经》二雅礼俗燕飨诗的认识

本文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点面结合的方法分析论述了《诗经》二雅礼俗燕飨诗所反映出的周代社会“试周”民俗、占梦风习、宴饮礼节以及建筑等方面的风俗民情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从人道主义精神看“安乐死”

本文作者从人道主义精神及儒家的生死价值观的角度,讨论“安乐死”所涉及的伦理问题,首先对“安乐死”的定义、词汇作一陈述,其次讨论“安乐死”牵涉的人道主义问题,最后引用儒家的经典,证明“安乐死”是符合儒家生死价值观的思想。     

从"二雅"战争诗的纪实性看"宣王中兴"局面的形成

《诗经》"二雅"中的战争诗主要产生于周宣王时代,反映了当时频繁的征战,歌颂了宣王对外用兵的胜利,有着很强的纪实性。从正义之战、敬德重义、重视良将三个方面不仅可以了解宣王时能够建立强盛武功的原因,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宣王中兴"局面形成的理解。     

从“诗教”的艺术符号学阐释看中华美学的生命精神

《诗经》是一个融汇礼乐文化的综合文本,诗教的实际操作贯穿了人对艺术语言符号的认知过程。这是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阐释的合理性依据。诗教的实现手段是艺术,艺术在中国美学体系中获得了本体性地位。这是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阐释的哲学意蕴。诗教追求的尽善尽美的艺术理想,使艺术批评不能离开善与美的维度。这是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阐释的实践要求。诗教的最终目标是使人成为"仁人",从中可以管窥中国美学的生命精神。     

从《诗经》中政治讽谕诗看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的政治讽谕诗主要收录在《大雅》和《小雅》中，按照《毛诗序》的说法共有53首。这些诗歌主要产生在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期，作者主要是当时的士人，包括“卿士”、“上士”、“中士”、“下士”。这些作者虽然爵位级别不同，与周王室的关系有远近之别，但因为他们绝大多数身为王臣，或多或少都与王室王事发生关系，有知识，有才华，头脑比较清醒，思想比较敏感，政治见识较之常人更深远，容易发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潜在的矛盾和危机，所以他们创作的这些作品，也就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忧患意识。《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出的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虽有个人的忧生之嗟，但更多的则是对国计民生的忧虑，不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身处乱世的危机感，而且也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关切而升华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忧国忧民、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它不仅对后世士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