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C02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区域碳强度对比分析

本文估算了我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5-2010年的人均CO2排放量,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并采用系统广义矩法对影响我国人均CO2排放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以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为依据,采用沃德法将全国划分为五个区域,并对各区域的碳强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人均CO2排放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现象;人均GDP与人均CO2排放量之间呈N型曲线的关系;碳强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各区域能源强度、煤炭消费比重和重工业集聚度。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三种力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需要各种力量相互融合促进,其中第三种力量对新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第三种力量主要是指社会中间层组织、非营利组织及社会经济组织等.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的第三种力量正在发展之中,而且第三种力量既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促进农村乡风、村容、民主建设的发展,从而可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足够的动力支持.     

程序价值理论的第三种模式

我国的程序价值理论模式大致分两种,但此两种模式都没有解决程序与实体公正的关系问题,存在缺陷,无法指导中国的司法改革.程序价值理论应当采纳第三种模式,即:在立法的宏观层面,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构成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而在司法的实践层面,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构成纯粹的程序正义,理论上是不完全的程序正义,在制度上却作为纯粹的程序正义而发挥了作用.只有采纳第三种程序理论模式,才能真正理解法治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为法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边值问题解的一种估计

本文应用分析方法,经过严密的论证,获得第三边值(Neumann)问题解的一种有用的估计,并利用此估计证明了第三边值问题的解连续地依赖它的边值。     

以创造为核心的第三种文化探析

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冲突已成为当今的焦点问题之一,而关于这两种文化的融合问题更是当今时代的一大难题.因此,以创造为契合点探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进而形成以创为核心的第三种文化,对推进两种文化和谐发展和中国新文化建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迈向《资本论》阐释的第三种逻辑

《资本论》虽然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科学著作,但其中也蕴含着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理想。既往对《资本论》基于“拜物教”批判的价值逻辑阐释以及对之反拨的科学逻辑阐释,均有所偏失,故有必要走向一种基于科学理论与价值理想相互中介的实践逻辑：一方面,科学理论服务于价值目的,其研究领域和对象的选择受价值理想指引或限定;另一方面,这一服务的方式是对价值理想进行中介,即根据所揭示出的事实性规律限定行动的目的与方式,使之具体化为可行之方案。这样一种价值理想与科学理论的交互中介、价值逻辑与科学逻辑的交互中介,方才构成了人的对象性的现实实践活动之构架,因而,对《资本论》的阐释便当在这一综合了科学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第三种逻辑”的视域下进行。     

研究意义理论的三种进路--论伊莱休·卡茨对第三种研究进路的构建

哲学史上关于意义理论存在弗雷格式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式两种研究进路。弗雷格对“意义”与“指称”的区分和应用引发了“弗雷格难题”。伊莱休·卡茨认为他的第三种研究进路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卡茨指明了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之间存在着两大关键共同点,认为第二种研究进路也并不尽善尽美。通过对前两种研究进路的批判,卡茨对第三种研究进路的建构背景、优势、思路和具体方法进行了阐述。     

第三种叙事方式:对休谟法则的超越

2000年以来的国际学术界,一场由经济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共同发起的“跨学科思想运动”,正在撼动“休谟法则”的根基。他们对人类“趋社会性”的研究表明,康德所谓“超验”的“道德律令”,罗尔斯在“无知之幕”下构建的“正义选择”,不过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作为人类合作秩序的社会规范,在经过自然与环境双重选择和人类长期演化之后,被“固化”在我们身体和心智中的禀赋与品质。从人类心灵与社会共生演化的角度看,“实然”与“应然”之间,不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者——贾根良教授访谈

○贾老师,您不仅是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最早研究者,被一些年轻学者称作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先行者,而且我知道,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也是您一手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一直以追随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为荣,而您却一直反对这种潮流,     

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

目前,在独立自主的发展上,演化经济学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传统思维模式的很大干扰,能否保持其独立的研究纲领是当前演化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从经济思想史上追根溯源,演化经济学实际上属于源远流长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它是一种独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共同基础和对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普遍赞同,为其演化经济学的综合与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演化经济学综合的目的为了避免其研究者作茧自缚,局限于狭小的主题范围,同时也是为了系统地建构演化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克服目前演化经济学理论研究难以深化和不利于对经验研究的协调等弊端。演化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深远的渊源,演化经济学对其综合具有客观基础,综合的目的是为了创建以国家崛起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国家主义经济学。     

第三种路向：和谐本位——关于伦理价值观的反思

个体和集体的关系问题是一切伦理价值观的基本问题.人类在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本位或路向:东方路向--以集体为本位来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推崇集体主义;西方路向--以个人为本位来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奉行个人主义.它们不可能趋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应当成为处理个体与集体关系的第三种路向.从哲学、政治文化、经济、历史发展、社会现实等视角看,和谐本位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     

论张薇小说《第三种水》的审美价值流向

张薇 ,这位 2 0世纪 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其女性惯有的柔情再述了江南一个凄美的故事 ,以“不入流”的姿态展现了她的执着。作为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张薇来说 ,摒弃粗砺、强悍的高原气质 ,继而以细腻而秀丽的风格来完成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三种水》,这是一种反向的追寻 ,也是文学创作中一种奇特的现象。一《第三种水》的创作是一种女性生命的组合。在作品中 ,张薇巧妙地运用时空模糊化的手法 ,将几位有着亲缘关系的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探寻串在一起 ,用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语言、同时也用审美的立场将“往事”与“今事”精心地糅合在一起…     

“裁判员困境”与“第三方”入场——对第五种权力一种特性的剖析

新闻媒介素有"第四种权力"之称,是一个独立于立法、执法、司法之外的一种特殊权力,其存在保证了行政权力的透明公开和社会肌体的健康运行.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及网民群体的扩大,网络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或可称之为"第五种权力".它既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等基本特征,又发挥着"第四种权力"所不具备的社会功能,从而弥补"第四种权力"的先天不足.能够作为一种第三方意义上的"他者"而存在,是"第五种权力"独立于其他四种权力的鲜明标志.它避免了传统监察中"裁判员运动员集于一身"的弊端,作为社会的"第三只眼睛",最大限度地监督权力运行,实施社会"纠错"功能.     

“第三种批评”:理论原创的困惑与探索

1990年代,批评家吴炫等人提出的"第三种批评"体现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中逐渐凸显的集体原创性焦虑。"第三种批评"理论是当代文学批评自我怀疑、自我质询和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是已经取得独立身份、具有现代理论品格的文学批评自身迸发出的原创冲动。这一批评话语更多的提供了一种话语策略,一种原创姿态,而其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辨析与反思这些问题对于认识理论原创的困惑,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原创思考及可能的解决路径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人·星光·凤凰——从三种典型意象看同性恋文学的发展

在以异性恋为正常和典范的社会里,同性恋文学以顽强的生命力在逆境中生长着,不同时代的作者都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对同性恋文化现象的探讨和忧思寄寓于一个个同性恋文学意象之中,带我们走入了这个遥远而深邃的非主流情感世界。     

现象学形而上学的第三种可能——舍勒现象学的实在问题研究

实在问题在现象学形而上学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该问题或是作为现象学开端就需要克服的障碍,或是作为现象学追求的最终目的,但无论如何该问题都在规定着现象学的方向。胡塞尔的先验还原从一开始就要悬隔实在,而后在纯粹意识基础上重新将之构造起来。海德格尔则将提出实在问题看作哲学的耻辱,根本上将之消解为存在者的一种存在方式。只有在舍勒的哲学中,实在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其哲学中的积极问题。在其进入现象学之后,更是尝试在现象学上用抗阻来阐释实在。在最后舍勒还基于对实在问题的探究,确立了意欲与冲动的基础地位,在现象学上恢复了一系列形而上学的论题,并批判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开创出现象学形而上学的另一种新形态。舍勒后期的实在思想成为当下讨论现象学形而上学的新资源。     

功利:第三种视角——评滋贺秀三与黄宗智的情理-法律之争

滋贺秀三夸大了中国古代司法的不确定性,而黄宗智在纠正滋贺秀三观点的同时也陷入了狭隘的立场.因为司法中的某些准据并不属于律例的范畴,仅仅用法律或者情理都不能准确地描述他们,毋宁说,是一种关于功利交换的准则.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     

法治型管理、德治型管理及其结合——管理模式的第三种选择

本文提出了法治型管理与德治型管理两种不同的企业管理模式,并分别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的特征,提供了在企业中推行德治和法治的实践方法.作者认为,在环境多变和员工成熟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企业应该采用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的"合金型管理".     

"政治犯不予引渡"规则与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第三种解释

围绕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研究这一课题,学界在孙中山进入清政府驻英使馆的方式上存有两种论点：一是绑架说;二是自投说。孙中山本人对自己进入使馆的方式,先是称被“绑架”,后改为“自投”。无论是“绑架说”还是“自投说”,均无法合理解释涉案双方的材料。如果把“政治犯不予引渡”规则纳入分析的视野,则从孙中山避难香港起的历史发展线索就比较容易得到合理解释,不但可以印证孙中山方面的材料,而且可以解释清政府方面的相关材料记载。为了推动革命宣传,改变处于困局中的反清革命,孙中山主动策划了自己被清使馆囚禁事件。通过分析两方的材料,可以认为,孙中山被囚禁于清使馆是一次有预谋的自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