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问、选择问的答句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答句是相对于问句而存在的,本文以正反问和选择问为参照,分析两类问句答句的生成机制,是答句研究的一部分。文章认为,正反问、选择问答句的生成是以两类问句的语义备选值为参照的,该值对答句形成选择限制,现实交际中答句出现背离问句备选值的情况,那是受到答句主体、背景知识、交际情景及认知能力和经验相关因素的影响,如主体对答句策略的选择等。正反问、选择问答句的生成必须结合问句的语义备选值和主体的策略选择,问句的语义备选值为答句生成提供基本的依据,答句主体的最终选择涉及各种语境因素。     

本虚而实——儒家教化理念的立身之所李景林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教化理念或教化之道,有"虚"与"实"两个特点。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乃伴随着"政"与"教"的解构,使教化之道由政治的事务逐渐转变为一种社会的、与人的个体内在生活相关的精神的事务,真正发挥出其"本虚而实"的作用。"心性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教养的本原",现代以来亦经历了一系列与现实政治事务解构的过程。但中国现代的文化状况,其病在于有"解构"而乏"建构"。儒学"以身体道"群体的失落,心性儒学之"道问学"层面的退居学院化、知识化一端,"后革命"时代主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性之"实"的教化方式的被边缘化,导致了切合民众生活之文化自觉和整合功能的缺失。返归历史文化本原以建立核心的教化理念和文化整合认同的超越性价值基础,已是势所必然。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要求,中国学人应有足够的理论和文化上的积累与准备。     

论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标准衡而量之。从学术求真到服务现实 ,从理论建树、历史阐释到史料搜集和史实考订 ,从间接功效到直接功效 ,一切真诚的学术努力 ,都为当今史学研究所必需。无视学术规范的学行和“回到乾嘉去”的倾向 ,都会使史学再入歧途。     

虚实之间 别开艺境——刘熙载《艺概》中“虚与实”概念的美学探析

本文探讨了清朝文论家刘熙载《艺概》中美学概念“虚与实”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以及在艺术和写作技法上的应用。对“无中生有”、“异形而同品”、“艺术通感”等概念进行了独到的诠释；并对刘熙载关于虚实关系存在的两种情形和其运用的限度加以述评。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脱实向虚":助推器还是稳定器? ——基于"沪港通"的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加剧还是抑制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一直是政府部门与学术界重点关注的话题.本文以"沪港通"交易制度为准自然实验,运用2012—2016年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视角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且该作用在大规模、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和司法效率较高的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沪港通"改善了公司内部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投机套利动机,强化了境外投资者外部监督作用,提高了股价信息含量和信息披露程度,进而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进一步发现,有为的政府治理和有效的金融监管在上述传导机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上述发现为新时期深层次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有序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提供了一定参考和借鉴.     

也谈傅山与王船山——两种不同体系的哲学和美学思想

一傅山和王船山,是明清之际分属于两种不同哲学体系和学派的两位思想家。他们之间有着某些相近或相似处,更有着一些差异或矛盾处。他们的相近或相似处,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反映;他们的差异或矛盾处,则揭示了他们分属不同的哲学路线和学派。魏宗禹同志的《傅山与王船山》一文(裁(《船山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列举好些方面,说明这两位思想家“虽有一定差异,但确为同中之异,且异中见同”,使人感到,这两位思想家在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上是相同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组织化潜在利润、谈判成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两种类型联合社的制度生成路径研究

本文围绕同业与异业两种联合社形态,以"组织化潜在利润—合作社产品异质性—谈判成本—合作社制度创新"作为研究主线,对这两类联合社的不同制度变迁生成路径进行了理论解释,得出了如下结论:当存在着联合的潜在利润时,产品同质性的合作社群体联合谈判成本相对较低,更容易发生诱致性制度变迁从而生成同业联合社;产品异质性的合作社群体,由于产品的差异容易导致合作社之间利益需求的不集中,自发联合的谈判成本过高,从而很难自发形成联合社,一般要在政府或公共部门的干预下,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能生成异业联合社。     

儒家性善论的两种型态与演进逻辑——兼论其义理困境及更化路向

儒学史上存在两种性善论: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与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回归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历史地检讨这两种性善论的学理得失,可以有效地促成儒学义理的更新转化。作为最原始的性善论形态,"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始于《中庸》对无所不在的"真知"问题的着重揭示与专门回应,这是一种融贯一致且以"率性"意识为中心的性善论。其短板在于:无法有效容纳传统德目与施教权威,其服膺者在"自作主宰"精神的鼓荡下,往往难以组成和谐有序之社会。"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则试图以传统德目规定"善性本体",这固然容纳了社会智识传统与政教权威,但却因为推崇、仰仗既定的教义与外在的治教,而架空或放逐了内在善性即时指引的活泼功能,故实质性地落入"重教—外铄—性恶"的荀学思路。论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性善论。在"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基础上,自觉引入或充分强调"率性的处境"与"共识的更新"这两个维度:将"传统教义""施教权威"以及"他人异见"统统归入"率性的处境"范畴,并力求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在新处境下的率性体认",不断就公共事务达成"新的共识"——这种充满张力的动态机制,应是传统儒家性善论更化升级的新路向。     

个人与群体间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转向——兼论个人存在的两种群体生活类型

个人与群体是唯物史观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在哲学史上,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主导性思想是实体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影响甚至阻碍了其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为此,从实体性思维向关系性思维转向就成为其理论的最新诉求.与实体性思维方式相区别,关系性思维不预先设定思考问题的前提或基础,而是在互动关系中动态追问其前提或基础.在关系性思维的引导下,探究个人存在的群体生活类型,重新阐明个人存在与群体生活之间互渗互斥的辩证关系.     

偶然性与哲学问题的现代转向——以杜威偶然性思想为基础

杜威看到对偶然性的否定使传统哲学陷入到身心问题所导致的困境之中。他通过使哲学返回生活世界,从而肯定偶然性,使哲学问题由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一思路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理解他的有关思想有助于理解哲学问题的现代转向。     

历史剧论争及其问题域:去蔽与反思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围绕历史剧所展开的讨论主要经过了五个阶段,迄今已逾七十年.表面看来,这段论争史热闹有余而成效不足;实际上,它却围绕着“何为历史剧”的核心论题贡献了一个极富阐释学意义的问题域,分别涉及“历史剧是否允许虚构”“历史剧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人民群众形象”“历史剧如何体现民族特色”“历史剧如何应对影视领域的新问题”“历史剧的娱乐性会否损害其严肃性”等具体问题.借助哲学阐释学的“问答逻辑”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对这一问题域进行去蔽与还原,而且可以发现历史剧讨论中的主要问题实际上不在“答”而在“问”的层面,例如核心概念的模糊处理、入思途径与讨论方式的单一、境外理论借鉴与主动对话意识的淡薄、重要论题的择选疏漏等.而历史剧理论建设的真正突破,有待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多重视角:东亚"安全复合体"概念所面临的质疑和挑战

近年来,有些学者依据“安全复合体理论”的相关概念体系,认为东亚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安全复合体”。但本文认为,无论是从概念视角抑或从战略与文化的不同视角分析,把东亚称为“安全复合体”还有欠考虑。推进本地区的协调与合作,决不能仅凭一厢情愿的理想和激情,更要认清并基于本地区潜在的冲突因素或显在的矛盾现实。     

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快乐的猪？——意义与经验问题的一种中式解答

＂意义与经验的关系究竟怎样＂,显然是一种西方哲学的表达方式。本文从儒家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出发,认为在面对类似问题之时,儒家哲学不是从事件承受者的＂意义＂角度考虑,而首先从事件施加者能否＂心安＂、是否＂不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一理论旨趣使得儒家思想带有强烈的实践特征,也使中国哲人在现实面前可以＂忧乐圆融＂,为这一西式问题提供了一种更愉快的中式解答。     

高校“两课”教育与时俱进的内容与途径初探

高校“两课”教育与时俱进是指“两课”教育要随着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变化自身的观念、内容、载体、方法和手段等。“两课”教育与时俱进 ,首先是“两课”教师素质的与时俱进 ,其次是“两课”教学的与时俱进 ,最后是“两课”教育渠道和载体的与时俱进     

拓展与被监督:中国特色检察监督制度之修构

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监督制度是我们在理性择取的基础上并加以民族化改造的成果。在我国权力架构中,为弥补一元分立权力结构模式下权力制衡因素的缺失,实质上是借法律监督之名,让检察机关担当权力制衡的角色。实践中,检察机关一直强调自身司法机关的属性导致其实际权能限缩于诉讼领域,法律监督演化为诉讼监督,这与检察机关的应然角色不符。拓展检察机关具有权力监督内涵的权能是修构中国特色检察监督的首举之棋,应把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落到实处,审判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内容,而不是重点。为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行使处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与行政权、审判权保持一种相对协调平衡的状态,扩权之前必先找到适合我国权力结构模式和司法体制的监督检察模式。     

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及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从清中后期学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 ,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案例本土化与大众化研究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原理性和严密的逻辑性,需要用教学案例来加以补充、论证与讲述。本土化教学案例零距离、真实性强、通俗易懂、便于实践等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本内容的丰富与补充,能有力增强课堂教学效果。在中宣部、中组部与教育部的共同倡导下,教学案例本土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改革的新趋势,它既能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又能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与价值——以"倾向论"为背景的反思

当前,虽然客观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呈现出从狭义向广义拓展深化的趋势,但中国化仍在一定范围内仅仅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一种倾向。这种表浅的认识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谓宿命问题,即学术性、思想性、实践性、政治性之间的多重矛盾关系。倾向论矮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化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只能在实践的生成运动中才能得以敞开。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传统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和思想进程之中。应该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及其问题,深刻阐发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和价值,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范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普遍认同和遵循的研究规范。     

社会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存在样式

社会真理既是人们对社会存在、过程及其本性和规律的正确揭示和合理把握,又作为社会演进的理论基础和存在样式贯穿于社会发展变迁的始终。客观合理地评价和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蕴含的社会真理思想,既是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的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