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评估与制度创新

农民工处于城镇化的最前沿,但基本处于无保障或低保障的状态。从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关系角度出发,业已实行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可归纳为农保模式、城保模式、双低模式、综合保险模式等。本文在对这4种模式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建议为农民工建立新的制度模式和运行体系,并创造性地设计出具有“基本结构因年龄制宜,缴费及待遇低进低出,管理方式灵活方便”特点的“个人账户与集体账户弹性结合”的新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局部推进制度设计研究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将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互动发展。在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各因素的基础上,设计了符合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局部推进战略的制度模式。该模式建立了自动对农民工分层分类的机制,充分考虑了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未来改革,在保证政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上保护了农民工的权益并平衡了企业利益。     

新温州人群体：内涵、特征、作用

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80万农民工来务工和创业,温州把他们称为“新温州人”。本文针对温州出现的这一新现象,以社会学和人口学为视野,着重阐述新温州人群体的内涵、特点及其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理解农民工、尊重农民工、善待农民工、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的形成,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     

农民工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研究

由于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消除,加之很多农民工缺乏就业竞争优势,导致农民工在劳动关系矛盾中很难通过“劳资博弈”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构建农民工劳动关系政府规制机制非常必要。要明确规制目标,查找短板,不断提升规制效率和效果,就要建立绩效考核制度,而其关键环节就是构建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然而,这方面的研究极为缺乏。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农民工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关键绩效指标层次结构模型,该模型体现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促进农民工劳动关系和谐健康发展”的战略导向,能督促各级政府部门将工作重点集中于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重大驱动力的要项,促进战略目标的达成。     

结构转型、期望值与工作满意——对民工荒成因及对策的新视角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农民工素质结构发生了明显转型,在此基础上农民工,尤其是第三代农民工对工作的期望值从量和质两方面都大大提高,这与农民工输入地僵化的经济生态发生错位,由此导致农民工尤其是第三代农民工就业心态不稳定,这是民工荒突然出现的内在原因。为此,地方政府应该在职业培训、宣传推广、失业救助、社会交往、行业管理几方面有所作为;对企业来说,不提高农民工薪酬不行,只提高薪酬也不行,还应该尽力改善农民工尤其是第三代农民工关注的“非经济指标”。     

我国农民工自我归类模式的理论研究——基于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合过程分析

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上对我国农民工的自我归类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一般而言,农民工将自己看作是城市人,农村人或边缘人,这种自我归类来自于一种特定阻止他们融入城市的心理保护机制.为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必然制定一系列保护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策.     

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调查与思考田凯所谓“农民工”，是指户口尚在农村，而来城市以从事各种“自由职业”为其主要经济来源的人。改革以来，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从世代躬耕的土地上解脱出来，冲破城乡阻隔，潮水般地涌向城市。每年春节前后，民工潮都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和新...     

中国乡—城人口两阶段迁移模式及其经济学分析

乡—城人口两阶段迁移模式是中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不同于国外模式的突出特点。本文简要介绍了两阶段迁移模式的特征和影响,并运用经济学方法分别从城市政府和农民个体两个视角来考察该模式的内在动因和影响因素,揭示了这一模式在根本上是由城乡差别和"城市偏好"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基于此,本文主张在政府行为导向上要努力克服政府的"城市偏好"和"经济偏好"倾向;在政策变革时机上要认识到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对于扩大内需以应对当前经济困难的重要意义;在政策重点上要紧抓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生存、居留和发展等核心问题,为农民工逐步适应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群体的识别与分析

本文基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视角,应用深圳市P区和河南省Y县的调查数据,描绘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的总体现状和特征;将农民工群体分为流出地就近流动、流入地就近流动和流入地异地流动三种典型流动模式,分析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的集群行为参与现状;识别农民工集群行为高风险人群,对其进行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仍具备集群行为爆发的巨大潜在势能;农民工集群行为具有年轻化、主动化特征,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人群是在人口净流入区异地流动的"80后"农民工,其参与动因在于当前生计和未来发展的弱势性;不公平感和公民权意识是农民工集群行为爆发的直接心理动因,流入地非正式组织参与为其提供资源支持,政府信任对集群行为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     

我国南北中三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比较分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政府的重视,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各地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分别从我国南、北、中部地区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城市——深圳、苏州、长春,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对其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无论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还是各地农民工关切的具体问题,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从政府的角度制订农民工政策不能全国"一刀切",应该区别对待并分类指导。政府应有重点、分层次地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北方省份应该充分借鉴南方省份关于农民工的法律保障、养老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经验和对策。     

基于城市容量的农民工深度城市化探析

从城市容量角度关注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本文从城市容量出发结合人口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系统,并建构了人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认为,在现阶段,城市的自然容量和经济容量有助于人口城市化,而城市的社会容量则因无法满足农民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延缓着这一过程,也使农民工＂半城市化＂成为长期现象。因此,作出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阶段、四种身份和八个特征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关键须从城市的社会容量着手,系统地考虑三维容量之间的相互嵌入和协调扩张,并提出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in Chi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cause of the low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farm products and the ability of farmers to increase labor productivity, economic growth requires that farm employment decline if farmers are to share in the benefits of such growth. In 1952 approximately 84 percent of China's workers were engaged in agriculture; in 1997 the figure had declined to 41 percent. By 2030 farm employment may account for only 10 percent of the total. The productivity of farm labor must increase at a rapid pace if the 63 percent decline in farm employment does not adversely affect the rate of growth of farm output.     

农民（工）城市融入“内卷化”测度与空间分异研究——基于社会生活空间视角

农民（工）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中一个独特的＂移民群体＂,经济制约、制度限制、心理排斥等因素固化了其城市融入,是被动城镇化、内卷化的。本文在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与实地访谈的基础上,从经济融入内卷、社会交往内卷、制度参与内卷与心理认同内卷四个维度共计21个变量,构建＂内卷化＂综合测度指标体系;通过特征变量法、利考特量表法、二值变量法将原指标量化,以主成分分析法、Kaiser标准化正交旋转法得出＂内卷化＂测度函数模型,并运用GIS统计法评价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内卷程度空间特征,研究表明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内卷化＂程度空间差异明显：总体上看,＂内卷化＂程度由中心向四周逐渐递减,并与区域内消费水平呈正相关,整体上呈现＂圈层＂结构;南北方向＂内卷化＂程度高于东西方向;城东与城西其内卷程度由城中向两边逐渐递减,呈稳定趋势,区域内＂内卷化＂程度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均匀。     

90年代以来甘肃省人力资本水平空间差异探讨

随着知识生产与创造的高素质科技劳动者逐步成为一个地区能否吸引现代经济活动的关键．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增长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文章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入手．探讨了90年代以来甘肃省人力资本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变化状况。结果表明：甘肃省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地理空间格局由1990年的中部高、西北和东南部低的“凸”字形分布渐渐转向2000年的中西北部高。而东南部低的倾斜式分布：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仍然较大,其增长幅度的区域差异也十分显著。文章还就人力资本差异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促使区域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和对策。     

The fertility of two-generation urbanites

In this paper it is argued that in studies of urban ferti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and fertility has been obscured by the presence of rural migrants in the populations under investigation. Accordingly, data obtained from families of completed fertility in six probability samples of metropolitan Detroit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arm migrants and two-generation urbanites.

In general, the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observed among the “pure” urban types in Detroit are found to be small and inconsistent, most of them being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The inverse fertility pattern found in the total Detroit population is attributed to : (a) the overrepresentation of farm migrants (who have high fertility) in the lowest social and economic positions in the city, and (b) the pronounced inverse pattern of fertility among the farm migra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bsence of an inverse fertility pattern among twogeneration urbanites and its presence among the farm migrants can be attributed to differences in family organization.     

中国国有林场职工的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河北、浙江、山东等14个省（市、自治区）490个林场10000位职工的问卷调查为依据，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深入分析职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53.6%的国有林场职工对生活感到不满意，68.2%的职工感觉生活压力很大。同时，职工年龄、工作年限、配偶工作、收入、住房面积、工作时间、工作环境、社会保障、林场与职工之间的关系以及职工对未来的信心程度等因素都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妖魔化”与权力关系再生产：国内报纸对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

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存在“妖魔化”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这种“妖魔化”,在客观上隐藏着一种话语暴力,反映了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象征形式,“妖魔化”所建构和传递的意义突显了群体边界,推动群体身份认同和维系,为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提供合法性,并参与这种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预测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出现了巨大缺口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导致基金支付能力持续下降。本文应用社会保障精算方法与技术,以社会养老保险现行政策为导向。引入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新养老金计发办法的经济参数。构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与基金支出测算模型,其中以2006年新政策实施年为时间界限。分别构建“老人”、2006年前退休的“中人”（“老中人”）、2006年后退休的“中人”（“新中人”）、“新人”四类群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洲算模型。从而推导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预测精算模型。以期对养老保险基金失衡风险和支竹能力危机进行及时预测。并为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调整和制度完善提供量化依据。     

退休年龄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自1951年以来。中国的退休政策并未随着平均寿命、经济发展等情况的变化做出大的改变。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老年劳动者,在其仍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因为政策的规定离开工作岗位。过低的退休年龄使得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被潜在的低估,如果调整现行退休政策,将修正劳动参与率、减少“人口负债”期问题、缓解未来养老金收支失衡压力和挤压劳动力市场。     

地区发展、经济机会、收入回报与省际人口流动

利用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考察了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发现省际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态势.并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作为流出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人口流出具有显著的阻力效应,但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并无显著的影响;作为流入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吸引人口流入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其“拉力”主要表现为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因地区发展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经济开放性会继续增强、收入地区分化仍将存在,加上更加自由的流动环境和不断改善的交通和通讯条件,省级人口流动在局部地区集中的趋势将会进一步被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