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差异--《菊与刀--日本文化类型》读后

文化模式是历史中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它形成之后,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起到型塑的作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一种"罪感文化模式",日本是一种"耻感文化模式".两类文化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成长环境和具体行为表现,表明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在形成根源、制约机制、影响后果等方面的差异.     

"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神话学解读

"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是中西方文化品格的一组重要概述.但长期以来,对这一组文化品格的形成,缺乏"发生学"的研究.透过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的叙事,可以发现,中国神话饱含着"乐感文化"的因子,而希腊神话则演绎着"罪感文化"的主题."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因子滋生于人与自然抗争的集体体验,其深层成因,可以追溯至中希两族的地理母因.     

耻感的价值——兼论孔子德治思想的内在依据

中国儒家政治思想将"政"释为"正",即是校正、纠正之义.政作为制度,其目的在于正民,但又以何为"正"呢?孔子的立场是坚决的"扬德抑法",即赞成以德治为基本而反对以法制为基本.本文由此人手.分析扬德抑法背后蕴含的道理,最后揭示出其逻辑核心是耻感的确立.因为德治能让人"知耻",法治只能让人"知罪",而耻感与罪感的区别在于耻感蕴含了更多的伦理价值.使人能培养亲善远恶的自觉性,成为实现从德性到德行的转化,而这恰是个体道德修养和大众道德文明的根基.这便是耻感的价值.     

哈代小说中的罪感与救赎意识

在对人本质的认识上,哈代超越了基督教的传统思想,但基督教的罪感与救赎意识仍深深地渗透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之中.哈代以此塑造人物形象及对小说意象进行组合,描写人物深沉的罪感、灵与肉的冲突.由于哈代宗教观的矛盾性,他并未给世人开出获得救赎的良方.     

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谈知识分子的罪感意识

知识分子在通过改造实施话语转换的过程中之所以积极投入且有很大的主动性,是和他们的罪感意识分不开的。可以说,罪感是知识分子产生改造欲望的前提,是他们能在不断地被改造过程中诚心投入的心理基础。70年代末以来,一些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风云的知识分子在回忆性文字中透露出:罪感意识普遍存在于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中。     

从道德自律看中西文化“耻罪二分”之误

1946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耻罪二分说,将西方文化看作自律的罪感文化,将日本文化看作他律的耻感文化。这种看法将耻感与罪感、他律与自律相对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基于耻罪二分说,很多学者将整个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都看作特别注重他人反应的、他律的文化。其实,在中国文化中,耻是与道德自律相联系的,也是道德自律的一种表现。以此为视角分析耻罪二分说认识的误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异同关系。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罪感情怀与忏悔意识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呈现出强烈的罪感情怀和忏悔意识.它与19世纪俄罗斯复杂的现实状况、宗教、历史文化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谁之罪”和“怎么办”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大命题.但文化精英们探求真理的轨迹,却揭示出“平民专制”的历史必然性和逻辑的悖谬.     

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比较分析

作为审美感兴之范畴的中国的"感"字,至少在8世纪就见于日本文献。在"感"字的基础上,空海最早将"感兴"作为概念使用,世阿弥最早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戏剧美学概念加以使用。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中国是以心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离物而独立。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是"哀"与"物哀"。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中国的"感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日本的"哀"、"物哀"则包含着朴素而又过剩的感性与情绪;"感物"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情理适中,有"乐感"的性质,"哀"、"物哀"则是情理失衡、物我错位、自我倾斜,有"哀感"的倾向;"感物"是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哀"、"物哀"则具有阴阳失调、阴盛阳衰的女性化色彩。     

在现代西方思想中发掘“耻感文化”——迈向文化自觉视野下的人文心态比较研究

本尼迪克特对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区分虽影响广泛却颇受争议。通过思想史的追溯和发掘可以发现,这对概念在现代西方思想中既有变化也有延续。尤其是从德国精神分析到美国心理人类学,关注重心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罪感转向耻感,从西方儿童的耻感转向非西方社会的耻感文化,从强调耻感向罪感的纵向发展转变为对二者进行横向的跨文化比较。不过,耻感概念的基本意涵在流变中却得到了延续,它始终被视为缺乏自主性和道德性的社会性压力和恐惧。这种耻感意涵在很大程度上是欧美学者从罪感文化出发的文化无意识,相比之下,耻感在中国文化中则是深具道德性和自律性的美德。我们应在文化自觉的视野下比较耻感心态,从中国耻德文化的自觉出发,“化成”一种既“羞己之恶”又“美人之美”的“心态秩序”。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

国人颇热衷于区分东西方文化之不同,而东西方文化也确实有不少差异。比如东方,当然这里说的东方主要是指中国,崇尚＂性本善＂,并由对人性善的认知形成一种耻感文化;而西方却崇尚＂原罪说＂,并由对人性恶的认知形成一种罪感文化。这两种文化就其本源来讲,也许不相伯仲各有千秋,但从其传承、演变和发展来看,就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了。     

耻感的向度与公民道德建构

耻感是一种道德感,是中华伦理文化的重要范畴.耻感包含着"向外看"和"向内看"两个向度,它们在道德建构中彼此连接、相互呼应.我国公民的耻感具有明显的社群取向、从众倾向,在社会转型期易表现为一种"向外看"的单向度耻感,这是对耻感的曲解和异化.公民道德建构要深入把握耻感的双向度与单向度问题,遵循由"他控"到"自律"、由"规范伦理"到"美德伦理"的路线.积极构建法制、道德、耻感组成的规范共同体,促进公民的外向型耻感转化为内向型耻感,是公民道德建构的合理路径.     

罪感与救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及其嬗变

罪感与救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及其嬗变陈刚罪感意识是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至少从基督教诞生以来，西方人就时常受罪感意识所缠绕，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因而在尘世受苦受难，还有死之威胁。他们一心想摆脱这种威胁，使灵魂获得救赎，生命获得永...     

对网球“球感”的认识与培养

阐述了网球"球感"概念,定义其内涵与外延,分析"球感"的产生及发展的生理机制,指出人体条件反射原理即为"球感"的生理基础.并通过分析这一特殊条件反射的全过程.提出培养球感所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日本文化探索——以耻感文化为中心

本研究探索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文化。首先探究日本耻感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然后分析耻感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最后分析耻感文化对日本人行为规范的深刻影响,从而让他们很多看似不可理喻的言行得到合理的解释。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特色

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是一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文化形态,体现了"礼"的重德精神与"乐"的艺术精神的统一.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区别,在中国儒家文化语境中,人们不是敬仰和崇拜上帝,而主要是以现世关怀来代替"终极关怀",以伦理的"耻感"与审美的"乐感"来代替宗教的"罪感"和"爱感",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特色.     

耻感难题与荣辱的初始条件

"羞"与"耻"的关联与区分隐蔽着"耻感难题"的某种始源性的信息. "羞"的现代性命运可以概括为构成其深层根据的本体世界在存在论或本体论基础上的被瓦解,这是以现代人所经历的形而上学根基的丧失为典型表征的.世界"去羞化"是耻感丧失其"天然家园"的历史与逻辑.它必然历史地同时也是逻辑地使耻感在现代人类型和现代世界类型中成为一种现代性建构.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不是为耻感和荣辱观寻找某种绝对不变的形式原理,而是在一个"去羞"的时代、在一个"渎神"和"祛魅"的时代,真实地面对耻感重建的条件.这乃是我们所指证的荣辱的初始条件:作为现代人之质料条件的自由,即可为人所依赖的"物";作为现代人之形式条件的时空,即由人之在"此"的一种时间延迟而出的某种世界性收纳.     

论“感甄”故事的产生

围绕"感甄说"存在争论的一大原因在于"感甄"故事产生的问题没有解决。"感甄"故事产生于中唐元和年间,但魏明帝的统治为甄后形象的神异化埋下了种子,这为"感甄"故事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感甄"故事本质上是唐人对《洛神赋》的本事演绎,其内容建构多吸收自六朝小说。但"感甄"故事的产生和风靡则是由中唐读者特有的"期待视野"决定的。     

获得感与美好生活需要的关系研究

"获得感"是当前民众客观需求满足与社会公平公正发展的直接反映,与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追求和满足紧密相关.本研究基于民众对获得感和美好生活需要概念的社会心理表征,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媒云图数据中心美好生活状况调查(Better Life Survey 2019)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通过考察民众当前美好生活需要及其各维度的现实状况,进一步探讨了多维度获得感测量指标对三种不同维度的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民众美好生活需要总体水平较高,在各人口学变量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主观社会阶层的解释力相对较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获得感不同维度与美好生活需要关系紧密,但各维度相关指标的具体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获得环境"中的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以及"获得共享"中的赞美贡献者,与美好生活需要国家社会维度的关联更为紧密;"获得内容"中的身体健康和"获得环境"中的社会安全,对美好生活需要家庭关系维度有更显著影响;"获得内容"中的升职加薪和"获得体验"中的过得舒适,则对美好生活需要个人物质维度有更显著影响.明确不同层面获得感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影响,可以为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以促进社会改革发展、保障民众生活质量提供有效路径参考.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罪感、耻感与个人道义责任

在中国的极“左”思潮泛滥时、特别是在“文革”中发迹或接近发迹的文人学者究竟是否应当表示忏悔？这一问题因为京沪“二余”的笔战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笔者在此并不想讨论有关的细节，而只是将问题进一步引入国际文化的大背景，谈谈民族性中一些令人沉思的问题。 民族性中的罪感与耻感 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民族、政治团体或个人都会犯错误，比如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在二战前和期间的暴行，各种极“左”竭斯底里狂潮下的政治团体与个人。也许当事者在风头上时还不是那么敏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整个民族或国际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