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与私人政策之辨析

公共政策与私人政策有许多相似相通和相互交叉之处 ,很容易被人们混淆 ,既不利于公共管理 ,也不利于私人管理。有必要通过比较分析 ,澄清基本概念 ,把二者识别区分开来 ,才有利于公共政策于公共管理活动和私人政策于私人管理活动的正常有序地开展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特性

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公共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公共政策批判都为公共理性在公共福利的追求中保留了相当的地位。根据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刑事司法政策批判,不仅主张多元的刑事司法利益,而且将多元、普遍的刑事司法批判作为刑事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包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突出的批判不足问题。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群众司法批判经常越界,这应当受到法律知识和法治原则的严格规制。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的理论初探

政策执行模式经历自上而上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后,正向一种双向互动的公共对话式模式发展。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本质、宪政民主价值等理念,并且强调平等、共识、辩论、尊重公民权、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和个人责任、官民双向互动的新型公共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对于促进有效的政策执行进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但公共对话本身蕴藏的无限潜力使得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攻破的,很多矛盾与悖论可以向着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方面转化,其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国际贸易政策理论文献述评

贸易政策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但贸易政策不是一般的公共物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国际贸易纯理论主要考察国际贸易的基础和所得,而国际贸易政策理论关注的重点是贸易限制和保护的原因和效果.贸易政策理论的不同流派在经历了交汇与对碰之后,基本上从规范的模式转向实证的模式,最后大体统一在同一框架内,而这一框架就是实证的贸易政策理论-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的理论初探

政策执行模式经历自上而上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后,正向一种双向互动的公共对话式模式发展。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本质、宪政民主价值等理念,并且强调平等、共识、辩论、尊重公民权、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和个人责任、官民双向互动的新型公共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对于促进有效的政策执行进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但公共对话本身蕴藏的无限潜力使得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攻破的,很多矛盾与悖论可以向着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方面转化,其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中国政策冲突的降解之道——建构兼容性政策网络

政策由政府和其他公权力机构制定并执行,以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标和发展公共事业,特定的政策经过合法程序可转变成法律。缘于环境不和谐、法律体系有冲突、目标不一致、信息难共享、彼此不信任、政策不清理等引发的政策冲突导致公共利益受损,公共政策目标渐行渐远,甚至阻滞法治环境的进步。兼容性政策网络建构多元参与者的协商对话平台,打破科层制对行政体系和公共政策的束缚,促成单项政策与其他不同层级、不同类别政策的信息共享和信任联动,形成各级政府、社团乃至个人之间的无障碍沟通渠道,降解政策冲突和整合国家整体力量,实现地方自主治理、各级政府协调一致、服务公共目标、推进公共事业发展和完善法治环境。     

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透视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兼论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重要环节。在现实公共政策实践中,存在着常态式的政策终结和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两种情况。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对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进行分析,有助于探究非常态式政策终结的原因和克服非常态式政策终结的对策。在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实践中,应当注重与公共政策各个环节协同配合,进行科学的政策论证,推进公共政策终结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艾滋病传播目前在我国呈上升并有加快的趋势。从公共经济学视角以公共物品为切入点分析,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需要政府适当介入,并通过探讨艾滋病防治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模式,以及在立宪层次给予防治政策的正当性说明,给出一个可能的有关艾滋病控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政策演变：论从制度外走向制度内供给的必然

考察建国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政策,可以清晰地发现,制度外供给是农村公共物品政策的基本特征,主要依靠行政的组织动员,采取"民办国助"的筹集资金方式。制度外供给造成两大问题,一是农民负担过重,二是不公平。鉴于"三农"的天然弱势和农村经济条件,目前推行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政府仍要起主导作用,从制度外走向制度内是农村公共物品政策的基本走向。     

论社会政策主流化

社会政策主流化,是指社会政策摆脱从属于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地位,逐渐成为公共决策关注的焦点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公共政策领域也出现了结构调整的现象,其趋势是越来越注重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运用即社会政策主流化。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主客体关系研究

公共政策目标是公共政策方案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制定政策方案、执行政策方案、评估政策方案的依据和标准。对于公共政策目标形成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公共政策的规制和引领,政策目标的形成过程首先要分析政策主体的需要和政策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明确政策共同体中的利益相关者如何进行博弈。通过协调政策子系统之间的低碳政策信仰、构建政策主体之间及政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低碳对话机制、引导低碳舆论融合政策目标。     

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研究述评

政策宣传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首要环节。通过对国内外的研究发现,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政策和公共政策执行等方面;国内对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的研究大多是借鉴和引用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因而在实践和创新等方面还有待加强;且国内外,对某一项具体社会政策宣传的研究都不多见,这也是今后政策宣传研究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高校贫困生助学政策的制度分析

高校贫困生现象已成为一个社会公共问题.我们必须对高校贫困生助学政策这一具体问题从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的视角,运用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的分析框架,对其产生背景、变迁过程以及存在问题作深入细致的探讨;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给出进一步完善政策的相应建议.     

论社会政策主流化

社会政策主流化，是指社会政策摆脱从属于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地位，逐渐成为公共决策关注的焦点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公共政策领域也出现了结构调整的现象，其趋势是越来越注重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运用即社会政策主流化。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公共物品供给视角下我国现行高等教育 资助政策研究

高等教育公费制度改革以后,学生开始承担部分费用,由此产生了经济困难学生群体,教育资助政策也应运而生。教育资助政策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对公共物品排他性标准的科学界定避免了教育资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政府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是实现供给方式最优选择的关键。     

公共政策的物品属性初探

本文结合经济学的物品分类方法,分别探讨了公共政策的纯公共物品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政策的纯私人物品属性即排他性和竞争性,以及公共政策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即竞争非排他性和排他非竞争性,并指出公共政策的不同物品属性分别具有不同的激励功能,应结合其激励功能来评价公共政策的物品属性。     

论国家留学政策执行中的几种主要模型

公共政策的执行建立在一定模型基础上,西方公共管理已经有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随着我国留学事业的发展,逐渐形成并留学政策执行模型,这些模型对于开展公派留学事业、培养人才,改善政策有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公共治理中政策模拟研究与前瞻——基于二十年来重点文献的计量分析

政策模拟是社会科学领域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手段之一,对探讨当代公共治理问题,尤其是政策动态机制和发展预测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对20年来国内外政策模拟研究的重点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比较,以期揭示公共治理领域政策模拟应用态势和前景。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政策模拟研究主要聚焦工具理性、治理范式、决策支持,其关联主题及应用领域广泛,具体使用方法趋于多元,同时,国内外研究在工具选择倾向、认知态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政策模拟为国内公共决策支持及研究范式转换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与社会科学模拟实验室建设,使公共政策模拟工具的现实应用发挥更大价值。     

论政策工具的应用——结合中国控烟政策分析

作为影响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政策工具,根据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介入程度的高低,依据强制性——自愿性不同强度,可以分为三大类:管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结合我国的控烟政策,应用各政策工具,包括立法控烟、烟草专卖制度、规范烟草行业标准、社区控烟、非政府组织控烟、宣传吸烟危害以及利用税收和价格手段调节。     

房地产政策制定的解构与重构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合法性框架应是“部分人”在公共能量场中的有效对话。通过解构房地产政策制定,可以发现我国房地产政策制定既不属于环式民主模式,也不属于社群主义模式,而是具有一种典型的单向度官僚式独白特征。要重构有效合法的房地产政策,必须推动政策对话由官僚制走向公共能量场,根据话语理论来建立多元政策对话机制,建构“部分人”之间有效对话的政策制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