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用“底”看“的”“地”合并的可能性

状语带“de”,这个“de”写作“地”还是写作“的”,即和定语后头的“的”是分是合曾经有过争论,现在的教科书和语法书通常写“地”,这似乎已成定论。其实,“的”地”分合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我那个前妻”格式中的“那个”

"我那(个)前妻"等格式中的"那(个)"除了保留了原有的指示意义(远指)外,还具有特定的语用功能,不是可用可不用的任意性因素.同时,由于领属性定语的存在,该结构中的"那(个)"指示作用相对弱化,其主要功能是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起连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与结构助词"的"具有了某些语法共性,有成为领属性定语标记的倾向.     

河南方言结构助词“哩”的来源及相关问题

河南方言的助词“哩”可以在多种句子中出现,表达多种语法意义.定语标记“哩”的来源,有人认为和普通话结构助词“的”来源是平行关系,有人认为来源于方位词“里”.定语标记“哩”来源于方位词“里”更有说服力.定语标记“哩”虚化为表确认的语气助词“哩”,这个语气助词和唐代表示夸张的语气助词“哩”无关;状语标记、补语标记“哩”分别来源于名词“地”和动词“得”.“哩”没有标句功能.     

现代汉语的关系助词“的”

关系助词“的”是指用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的”(不包括构成“的字短语”的“的”),比如“老师的书”、“伟大的祖国”之类。我们把这种格式记作“A的M”。这是“的”在现代汉语里最常见、最主要的用法。定语是限制、修饰中心语的。限制的作用是排他,就是不断缩小事物概念的外延,使所指的对象具体、准确;修饰的作用则在于积极描写事物的性状特征,使之形象、生动。定语多用于表示中心语的性质(勇敢的人)、状态(笑吟吟的样子)、领属(谁的钢笔)、同一(修订宪法的事)、用途(喝酒的杯子)、来源(进口的商品)、质料(尼龍丝的袜子)、数量(千斤的重担)、时间(八点的班机)、处所(街口的路灯)、     

定语位置上名词的句法表现及其语义特征

文章根据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把定语位置上的名词分为领属定语和属性定语两类.二者在句法表现和语义特征上存在着明显的对立:领属定语句法上表现为能前加名量词,能受形容词、区别词、名词等定语的修饰,语义上显现出空间义、有指义、外延义;属性定语与之相反,句法上表现为不能前加名量词,不受形容词、区别词、名词等定语的修饰,语义上显现出性质义、无指义、内涵义.文章还指出,做定语不是名词的典型句法功能,而是名词非范畴化的结果.     

“是”对疑指代词“谁”的焦点标记

疑问代词"谁"有疑指、虚指、任指三种用法.但只有主语、宾语位置上的疑指代词"谁"可以有条件地接受焦点标记词"是"的标记."谁VP"做单句和谓语时,疑指代词"谁"大都能接受"是"的标记;"谁VP"做主语、宾语、定语时,疑指代词"谁"都不能接受"是"的标记."谁"做动词宾语时,不能接受"是"的标记;"谁"做介词宾语且"P谁"做状语时,"谁"才能接受"是"的标记.     

“V＋N＋的＋O”结构分析

V+N+的+O结构有甲、乙、丙三种格式,其句法来源是V+(N+的+O)、N+(V+O)和(V+O)+N.甲式为V+O的自然扩展式,N是领属定语;乙式和丙式为N强制性地裂割V+O并插入其中而造成的离散式,N是准定语.为了满足语用需要,N从主语位移至定语位,N+(V+O)变换成乙式; N从宾语位移入定语位,丙式成为被抑制格式(V+O)+N的一种自由的补偿形式.对同一语义结构的不同句法形式进行选择,是语用平面的核心内容;同义句式维持着语义平面动核与题元关系的大同,体现着语用平面不同交际需求的小异.     

“NP1有NP2”句式新探

动词"有"概括起来有两种主要意义:一表领属,一表存在.不同意义的"有"对句式"NP1有NP2"中的NP1有不同的语义特征要求.NP1大致有六种形式,对"有"的选择形成一个连续统,从而确定"NP1有NP2"句式的归属:存在句或者领属句.     

论现代汉语中的“XX地V”结构

"XX地V"为状中偏正结构,"XX"为"名 名"/"数量名 数量名"/"数量 数量","V"为光杆动词,"地"音"de",书面上写作"地".把三种不同形式的"XX地V"结构放在一起考察,分析了其句法、语义和语用上的共性和个性,指出这种特殊形式的结构有一定的语用价值和修辞作用.     

现代汉语"名1+(的)+名2"定中结构内部语义关系的确定

现代汉语"名1+(的)+名2"定中结构内部的语义关系主要有两大类,即表领属和表属性.确定这两种语义关系的标准分为主要标准和辅助标准.     

近代汉语中"我"的情态标记功能

"我"在近代汉语中有情态标记功能,相应的它对后接名词的语义类型也有一定的限制.标记性"我"在表达上具有强调己方性、凸显对比性和主观认同性三种功用.标记性"我"可以分别从表人称的和表领属的"我"演化而来.     

“红”与“黑”的辩证法——“文革”时期对《红岩》的“协商式阅读”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曾经是最红的小说<红岩>同样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并在形形色色的"文革"小报上遭到否定性的"判决".这种遭遇典型地表现了革命文学写作中的全部困难所在--革命文学的"合法性"是和作者团队以及作品中描写的正面人物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的.首先,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靠作者的红色身份和作者的现身说法,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这些作者很难保证持续保持原有的身份.一旦这些作者的政治身份发生问题.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必然连带遭到否定.革命文学写作的困难还在于,革命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在解放后,过去国共两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很快就转换成了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来说,把革命过程中的复杂性写出来,对权力机构来说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因此,对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就要进行某些装饰性的描写,但政治斗争或者说革命斗争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对革命的装饰随时有可能转变成为对某人的装饰,这就有为桌人翻案的嫌疑,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还是环绕在作品周围的写作团队,只要所涉及到的某个人物有了问题,作品就会受到牵连.因此,对革命文学的作者来说,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部作品能够永远"政治上正确",即使是像<红岩>这样"最红的小说",也是一样.     

《金瓶梅词话》中助词“的”的用法

从汉语史的发展来看,助词"的"在明代使用情况最为复杂。代表明代中后期北方话的文学著作《金瓶梅词话》一书中的"的"主要有这样一些功能:(一)用作结构助词。(二)用作动态助词。(三)用作表可能的助词。(四)用作语气助词。这些功能有的在现代汉语中保留了下来,有的则消失了。     

现代汉语领属结构被领者上“一/这/那”的语用属性考察

汉语领属结构＂他的一张嘴＂中的＂一张＂以及＂他的这/那位父亲＂中的＂这/那位＂都不是结构的必有成分,都不表数量和指别等基本意义。通过与光杆被领者前后成分匹配情况的对比,文章发现此类领属结构被领者上的＂一/这/那＂并不是定指/不定指用法,而是主观评价性用法,同时指出了其中有定和无定标记词用法上的差别。     

话语标记语“也是”

"也是"在现代汉语中发展出了话语标记用法。既可用作接受标记,也可以用作表达标记。文章考察了"也是"作为接受标记的语义特点、语用功能和作为表达标记的语用功能。并认为"也是"的表达标记的用法是其接受标记用法的进一步发展。     

批判杜威的“实验逻辑”

杜威是很注意逻辑问题的.他写了"逻辑问题论文集"(1916),和"逻辑"(1938)等专门讨论逻辑的书.他的"思维术"一书中,也有一大部分是讨论逻辑问题的.他制造了一套他称之为"实验逻辑"的理论.他的这一套"逻辑"是对于形式逻辑徹底的破坏和歪曲,是逻辑学史中最荒谬的一种"理论",是不折不扣的胡说.     

东兰壮语的指示词

东兰壮语指示词的语义特征是距离定位,分为近指、中指、远指;句法特征为:指示词有指示代名词、指示形容词、指示副词;语用特征为情景指、认同指、回指、篇章指、下指、助指以及概念关联。语法化的目标为:第三人称代词、标句词的词内成分、定语标记的词内成分、后置定语的边界标记、不定标记以及数词"一"、表"直陈式"的句末语气词、句子连接词/话语标记。     

“读薄”与“读厚”

<正>读书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其真谛和要义在于:先"薄"而"厚",再"厚"而"薄",如此循环往复,则境界全出。华罗庚先生曾经说过,读书的真功夫在于"既能把薄的书读成厚的,又能把厚的书读成薄的"。华罗庚先生这番对读书的独到观察,耐人寻味。"读薄"与"读厚",虽然有着相同点,比如都离不开读,都要聚精会神、一以贯之地读,都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思考着读,等等,但终究取向不     

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和老挝语结构助词thi︶33的对比研究

汉语结构助词"的"前后成分与老挝语结构助词thi^︶33相对应的后前成分有异同,尤其表现在老挝语里的thi^︶33字短语的使用范围比汉语里的"的"字短语小得多。在"的"和thi^︶33的隐现规律的异同中,又表现为特别老挝语里的结构助词和汉语的结构助词一样具有凸显偏项的功能,不同的是汉语内涵定语是否加"的"形成称谓性定语和非称谓性定语的对立,而老挝语里没有这种对立,老挝语里表称谓性的定语不加结构助词,而一些描写性的定语也同样可以不加结构助词。     

永定客家方言补语标记“去”及其探源

永定客家方言的"去"和"起"语音相同,语义功能繁多.通过分析作为补语标记"去"的用法,并与周边其他方言比较,考察" 去" 、"起"在方言中的使用情形,探讨了"去"的本字和来源问题--永定客家方言作补语标记的khi52应写作"去",来源于动词"去"的语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