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与中国国剧运动

在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的直接启发下,中国开展了“国剧运动”.倡导者提出“认清目的”、“研究方法”,即仿效爱尔兰戏剧运动而力图实现中国民族戏剧的振兴,努力实践一种艺术化而非问题剧式的戏剧,但因当时社会环境所限,这样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并惨淡收场.时过境迁,从当下的角度看,国剧运动的理念具有很高的价值,它所体现出来的“宏大的视野”、“贯通的思维”、“辩证的方法”等思想对今日中国的文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国剧运动"对"五四"戏剧改良的反思与超越

在"五四"戏剧改良中,<新青年>派对民族传统戏剧进行了全面地批判、否定,不顾国情机械移植西方戏剧,无视戏剧艺术本体特征,把戏剧变革政治化、工具化,导致了"问题剧"的风行泛滥."五四"以后,"国剧运动"派对"五四"戏剧改良和"问题剧"进行了审视、反思,开始了话剧民族化的理论思考,提出了民族传统戏剧有它独具的价值、戏剧要以自己的艺术去真切地表现社会人生、戏剧变革要立足国情去创建一种"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来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开辟了传统戏剧从民族的平台走向"中西合璧"的道路,揭开了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戏剧艺术的序幕.     

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论国剧运动的理论资源及文化策略

国剧运动具有一种跨文化的性质,它是余上沅等人在西方戏剧理念的基础上对旧戏的重新发现,他们的戏剧理念主要来自西方唯美主义,但这场运动是一种误读的产物.内容和形式的断裂是这一运动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与实践悖论——对国剧运动的一种跨文化反思

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国剧运动意指1926年前后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闻一多等留美学生归国后开展的一场短暂的戏剧艺术实践。国剧运动派的“初心”是试图在中西跨文化视域中重新评估和定义中国旧剧的价值,以实现民族文化传统的再生产,这是一种建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的过程,也是在“西强东弱”的国际格局中重建东-西方权力结构重要的探索性尝试。在理论上,国剧运动派力图融合中西方戏剧的“写实/写意”传统,建设具有“中国性”的民族戏剧,然而这种对于文化差异性的强调难免落入“自我东方化”的陷阱,也导致了“国剧”的民族性理念在其文化价值的论争中解构了自身。在实践中,由于国剧运动派对本土的文化环境缺乏深度考量,以及在“国剧”办学方针上的含混和剧本创作上的薄弱,导致国剧运动最终游离于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流。然而,在百年后文化复兴成为主流叙事的今天,国剧运动对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与实践悖论,为我们如何集成和创新中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也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格局中的中西方文化关系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意义维度。     

"中间人心态"、"纯诗"立场与"现代"价值观念 --论"现代派"诗人群体的思想特色与文化心态

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 ,因《现代》杂志而得名的“现代派”诗人群体 ,在当时社会矛盾激化 ,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的环境中 ,形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中间人”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他们从“新月派”继承下来的“为诗而诗”的“纯诗”立场和艺术态度 ,与重视自我、强调艺术自律性和纯粹性的象征主义诗潮取得了契合。同时 ,他们还具有鲜明的“现代”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     

关于“新批评派”成员构成的几点认识

说到“新批评派”的成员构成,国内外学界有许多不同理解.这些认识,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乏随意甚至混乱之嫌.为进一步推进国内“新批评”研究,文章提出,“新批评派”本身复杂丰富,须分人、分层、分国籍考察;对“新批评派”成员的译介须统一译名,避免混淆而用全称;祛除对“新批评派”单质化和标签化理解,还原其丰富性和复杂性.     

“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

“学衡派”成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流动群体,文化认同构成了他们的“精神共同体”。文化保守成为他们的精神联系,并表现在“学衡派”成员创办的三个刊物、一个报纸副刊、三个外围刊物上。“学衡派”的国学研究在学术传承意义上体现出的是知识传统的延续。     

中国古代"旅游"观念及其民族文化心态探析

中国古代的“旅游”一词 ,常有着一种游离故土的感伤甚至哀愁。这在字义上是由于与“旅”的搭配使“旅游”有了漂泊乡愁。而从民族文化的深度探析 ,在农耕经济和宗法制度下 ,中国人特别重视乡土观念和血亲关系 ,一旦“失其本居” (旅 )而游于外 ,便难免有思乡之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人们的旅游文化观念才逐渐改变。商业经济萌动与旅游观念更新带来了明朝中后期的旅游热 ,对该旅游热的出现及其文化背景加以分析 ,可以更好地印证古代特定经济背景和思想观念对中国古代旅游文化观念的影响。     

论新月派的戏剧观及贵族气

新月派同仁对于戏剧虽然都是"嫡亲外行",但他们都热爱戏剧,并且以他们贵族的方式玩味着戏剧.将戏剧视作纯形的艺术,认为戏剧是少数贵族人的艺术,认为贵族的戏剧只需要小剧场不需要大剧场.显示出新月派戏剧观的独特性与局限性.     

诗学接受·文化心态·地域风神——同光体江西派的三重视阈

同光体江西派通过重振地域文化传统、改变传播媒介等方式来应对近代文学的变革潮流,一度影响极大.但其"文化守成主义"思想与"复古求变"文学观使得流派风格分化,此时地域文化传承的"渊明风神"成为维系其流派的纽带.     

青春之歌——国产青春剧的类型演进与文化逻辑

作为中国电视剧的流行创作类型,国产青春剧的类型演进始终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斗转星移相呼应。近几年,随着媒介融合和“互联网+”战略的推进,国产青春剧在快速发展态势中呈现出较之前更为复杂的青春文化样貌。这不仅意味着国产青春剧类型边界的不断扩充与升级,而且反映出青年文化在电视剧话语建构中的策略性表达模式。通过对近三十年来国产青春剧发展状况的分析,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其类型发展经历了“移植”“自生”以及“复合”发展的过程,详细分析这种类型演进背后的文化逻辑和对青春世界的想象图景,讨论其中折射出的中国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转型发展,力图为当下国产青春剧的发展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     

早期中国话剧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理论意义

外倾社会心态制约着近代以来的中国戏剧变革最终走向了移植西方话剧的道路。人们对话剧的热情有时并不在话剧本身 ,而在于赋予话剧之外的那层心理色彩 ,在于人们对话剧的热情中把自己的社会心理倾向表达出来了。早期中国话剧研究的成果 ,对认识当代中国文艺的诸种现实多有裨益。话剧传入中国的文化史价值 ,主要不在于它传达了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而在于它改变了传统中国戏剧的格局。早期话剧在文化史上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恰恰在于它的艺术特征。     

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

本文是对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的学术批评。文章指出该书类似史料长编 ,作者惯于材料平面的罗列排比 ,不无简单化的分门别类 ,却拙于分析 ,更无力纵深地“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致使既定理论设计未能如愿以偿。文章还批评了该书部分章节概念芜杂 ,持论偏颇 ,史实有误     

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论纲(上)

本文是整体研究 2 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历程的一种尝试。在简述 2 0世纪对中国戏剧发展影响最为显著的事件之后 ,本文指出 ,话剧、越剧和评剧等许多新剧种的诞生 ,是本世纪戏剧进程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之间的全面融合 ,作品在思想上更趋重于政治与道德主题、在内容上对现实题材前所未有的注重 ,都体现出本世纪戏剧创作的明显特色 ,戏剧作品整体风格上的女性化趋势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本世纪的戏剧发展还呈现出开放的特点 ,导致了戏剧观念的演变与现代剧场制度的引进这些深刻影响中国戏剧发展方向的变化。最后本文还指出 ,2 0世纪中国戏剧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留下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难题     

论19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文化心态

北京与上海不同的文化环境形成了1930年代京派作家与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巨大差异性。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或者因为对政治的失望而远离政治,或者因为对政治的恐惧而放逐政治,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体现出自由主义文化心态的趋同性。     

大学校训的文化特征及其功能

校训是一所大学独立思想和传统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文化沉淀。大学校训是大学文化的灵魂,因此,在大力提倡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今天,对大学校训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功能进行诠释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通过对大学校训的文化特征及其功能的研究,揭示大学校训背后隐藏的文化特质。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关于“文化研究”的一种思考

文化研究理念的确认给新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这种机遇与挑战，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关注文化转型　与文学过渡期的理论整合，同时更加重视文学史自身在史料方面的积累和学术史建构的规范　化，在方法上则重在建立文化研究互动认知的方法论，追求差异性的和而不同。     

论中国话剧悲剧意识的时代语境

中国话剧初期创作笼罩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识。从当时国内、国际的时代语境来说,中国大转型时期社会观念的颠覆与重建与西方悲剧意识的影响与渗透应是中国话剧悲剧意识的主要成因。悲剧意识的形成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大团圆”模式,成为中国话剧初创时期的主导艺术特色。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文化侵略”源流考

20世纪初 ,西方在华宗教文化活动的持续扩张引起国人的忧虑。在 2 0世纪 2 0年代的非基运动中 ,瞿秋白等人把西方这种活动概括为“文化侵略”,深刻揭露其服务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一面 ,成为反帝话语中的利器。不过 ,是否使用这一提法来针对西方在华文化事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明显受国际形势及国共两党对外政策取向的影响。在实际影响的层面上 ,“文化侵略”提法颠覆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肯定倾向 ,唤起国人对外来文化渗透的警惕和反抗 ,也迫使这些宗教文化事业实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这个基于反帝斗争需要的提法 ,一度泛化为人们集体记忆中对近代西方在华文化事业的全面认识 ,则影响和限制了此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