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的态度

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和尊严”便于他领导全国共同抗战,也为促使蒋介石“所答应的条件”“不至于反悔”,张学良在宋氏兄妹和政府的保证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于12月25日亲自送蒋介石回了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回到南京后,不仅不履行诺言,不放张学良回西安,反而扣押了张学良将军并调大军压迫西安。张学良将军以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始终考虑的是“国家的前途”“故乡的惨状”。在1937年元旦“告东北军将士书”中,他告诫他的将士们要振起精神,坚强意志,认清目标,巩固战线,“来为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和平而奋斗!”     

关于共产党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国历史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最后决战。国共两党围绕着建什么“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毛泽东曾指出:“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比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呢?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①这场斗争的开始,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共产党反对他篡夺的斗争。而斗争的首要问题,则是争夺东北。     

何香凝与中国共产党

何香凝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对共产党的宗旨、主张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坚定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积极支持廖仲恺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全力推举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担负重要工作;并与共产党人一起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地斗争。在抗战时期,她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成立爱国团体,力主抗战;提出对日作战纲领,推动南京政府再次与共产党合作,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和对日妥协政策;将民族抗战前途命运置于自家安危之上。在解放战争时期,她赞赏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政策及美国的所谓“援助”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她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热心侨务工作;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抗战期间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即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战争中,两个战场之间曾有过摩擦,甚至出现过两军对阵的局面,但从总体上看,从战略上看,两个战场始终是配合的。两个战场战略上的配合是主流,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伟大胜利。1 中国的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全力以赴,积极抗战,在战略上为解放区敌后战场的创建和开辟创造了条件。“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8月初,蒋介石召开了有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确定了抗战的原则,全国分为四个战区,朱德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八路军在山西作战。这次会议后,全国性的抗战就开始了。     

“湖口兵变”：蒋纬国人生的转折点

“湖口兵变”是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发生的两次“兵变”之一，有30余名国民党中高级将领涉案。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蒋纬国涉案，但他受影响极大。此后，蒋纬国基本上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也为蒋经国所排挤，政治地位从巅峰坠落谷底，政治前途由“一片光明”转入“暗淡无光”。可以说，此次“兵变”是蒋纬国人生的转折点。     

抗战时期两次文学“下乡”运动比较

抗战的初期和后期分别有两次文学“下乡”运动 ,这两次运动都是文艺大众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但二者又有本质的不同。前一次以国统区为主 ,后一次是在解放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下乡”的目的不同 ,对旧有的文艺形式的利用不同 ,文学创作的主题不同以及文学创作的思想不同     

蒋介石并非黄河决口的策划者

1938年6月，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进攻，妄图夺取郑州，南逼武汉。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以滔滔黄水阻挡日军的进攻。蒋介石的这一抗敌手段淹死日军1000多人，赢得三个月的抗战时间，但使黄河改道7年，受灾人口达1000万，至今仍遭到历史的谴责。其实，这个计划并不是蒋介石的主意，而是在抗战爆发的两年前就已经制定出来了，向蒋介石建议“黄河决口”的“罪魁祸首”另有其人。     

蒋介石鲜为人知的“两多”

蒋介石这个人很有趣，他有令人吃惊的“两多”：一是发迹前的辞职多．二是发迹后的兼职多。此“两多”，皆为当时之冠。     

道是无情却有情--1949年后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新中国的建立 ,标志着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代表的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已基本结束。从这时起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开始凸显。到了 2 0世纪 5 0年代中期 ,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及时地把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并开始倡导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两岸之间进行了有限的接触。虽然蒋介石未能在民族大义上迈出关键的一步 ,但毛泽东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一系列主张 ,为后来“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基础     

国共两党对“九一八”“七七”两事变的立场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和1937年7月7日,发动了旨在侵略中国本土的军事事变,这是世界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两起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粗暴地挑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太平洋战场的帷幕,“七·七”事变则宣告了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对这两个事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采取了完全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立场,现作一比较。 “九·一八”事变前,驻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毫无准备;事变后,蒋介石对日军的     

当代中国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的历史透视——政治领袖心态的案例分析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代表的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已基本结束。从这时起，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开始凸显。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把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倡导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两岸之间进行了有限的接触。虽然蒋介石未能在民族大义上迈出关键的一步，但毛泽东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一系列主张，为后来“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基础。     

关于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评价的两个问题

分析和研究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必须注意二个问题。一、要历史地看待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当时实际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忽视国民党军队采取的一些战略性撤退；二、蒋介石的抗战心态可谓“一箭三雕”：打败日本侵略者、削弱和消灭中共及其革命武装、削弱和消灭威胁其统治的各派军阀。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实际行动自然互为矛盾，这就势必影响抗战的成效，最终招致了初期抗战中不应有的损失     

关于国民党当局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是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逐步放弃了实行多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走上“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的道     

再论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动机

三青团是蒋介石于抗战爆发后成立的青年政治组织,蒋介石创立三青团的动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对于中共实现“和平统一”,以组织手段消弭国民 党内的派系之争,建立嫡系“法统”政治力量,运用三青团“统一”和“领导”青年运动等。其成立的根本动机在于实现政治资源的高度统一与集中,从而加强蒋介石的自身统治 ,通过组织形态的建设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最终政治目的。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和淞沪抗战的失败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蒋介石在“一·二八”抗战中推行的反动方针，这个方针与“九·一八”时蒋介石“力避冲突”的电报比较言词有异，然而基调依旧，是新形式的不抵抗政策，其后果直接断送了淞沪抗战的大好局面。本文以详实资料就此方针的提出、它的实质、提出的理论依据作了分析，并在战役中的种种表现比较具体地论述，使我们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毛泽东与蒋介石两种持久战思想之比较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持久抗战思想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毛泽东的持久抗战思想是以国内和国际环境为依据建立起来的完整理论体系，其立足点是全民抗战，争取外援，目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蒋介石的持久抗战思想则是零散的、一般号召性的，其立足点是依靠外援，军队抗战，目的则是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由于这种差异，中国共产党就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者，并最终把抗战引向胜利。     

体现全面抗战路线的正确纲领——洛川会议的召开——《延安精神专题讲座》之五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召开于全国抗战爆发的历史关头,不仅对于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直至夺取全国的胜利,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而且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辉煌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预示着两种不同的前途命运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     

抗战前后民族复兴节初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些国民党员提议把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的日子(12月25日)定为民族复兴节。抗战前后,国民党当局在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节叙事着力建构蒋介石的领袖形象和强调统一的政治权威。国民党当局通过民族复兴节纪念来强化民众对“西安事变”的共同记忆,灌输“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意识形态,从而动员民众投身抗战,推动蒋介石崇拜运动。不过,民族复兴节一直处于尴尬境地,实际效果有限。     

围绕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的斗争

从一九四○年十月起,国民党反动派配合日寇的诱降阴谋,由蒋介石直接出面,疯狂地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我党采取“尖锐对立的态度”,并在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下,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时战斗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仅直接参与党中央的决策,而且领导和团结了国统区的抗日力量.同顽固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仅就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前后,我党拒绝出席这次参政会同国民党展开的一场尖锐斗争,作一简要述评,诚望党史界的同志指正.     

缪斌其人和“佐藤”事件

缪斌是一名无耻政客,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抗战爆发后,叛国投敌,成为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奉蒋介石之命,化名佐藤,前去日本,妄图与日本单独媾和。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采取“舍卒保帅”的策略,将缪斌收监,并被第一个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