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之“象德”考论

现代人对“象德”的理解侧重作品功能论的方面,强调乐符合道德、体现道德;古人对“象德”的理解侧重接受功能论的方面,强调以乐为媒,民之行对君之德的法象,以象致德。其实,“象德”还有本体论和创作论的方面,前者强调乐就是“象德”,后者强调使德成象（使德外显为一系列符号）。由此,构成了一个以“象德”为核心的乐论系统。     

新诗形式理论中“顿”概念的渊源及演变

新诗诗律论中的“顿”概念来源于古代表示顿歇意思的“句读”概念和“顿”概念。在现代，“顿”概念通过“节”和“音尺”两个概念而扩大成为既包含顿歇又包含音组（节奏单位）两方面意思的概念。至当代，它却变得往往偏指音组这一方面的意思了。在上述演变中，英语诗律论中的“音步”概念曾被借鉴过。了解上述演变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探索新诗的节奏和格律     

墨子与荀子“乐论”之比较

战国初年的墨子尚利,认为＂乐＂不利于民,而提出＂非乐＂;战国中晚期的荀子＂乐论＂则认为＂乐＂分先王之＂礼乐＂和后起之＂邪音＂。应＂贵礼乐＂而＂贱邪音＂。本文对二者的论乐体系进行比较,以彰显荀子＂乐论＂思想的光辉。     

“若之何”、“若·X·何”解

“若之何”、“若·Ｘ·何”解邹晓丽“若之何”、“若·Ｘ·何”，这个《左传》中经常使用的固定格式（注），是古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士文伯让（责备）之（指郑子产）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     

“比”之原始

前人对《诗经》表现手法之一“比”之研究,皆言及“比”与“物”的联系。“比”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方能产生：１．“彼物”与“此物”之间类似点的寻找,２．“彼物”与“此物”之间联系的建立。而这种类似点和联系是在原始巫术观念中确立起来的。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孕生了巫术咒语歌中的类比,成为“比”之手法中“彼物”与“此物”相似点的基础;巫术实践中“联想”的错误运用孕生了巫术咒语歌中的想象,成为“比”之手法中“彼物”与“此物”进行联接的基础     

《传统谏德散论》序──略论古之“谏”与今之“批评、监督”

《传统谏德散论》序──略论古之“谏”与今之“批评、监督”罗立斌谏，古汉语；释义是：以正言直人之非．一正一直两个字，正是目的，原则性必须坚持；正是方法，灵活性可以研究。古代的“谏”，多是用于下对上、臣对君，所谓“谏柬者，别善恶以陈于君”。历来高明的统治...     

略论儒学“为己为人之辨”及其文化意义

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修身求道也，为人者，仕进取初也．孔子“人已”之论，遂为后世儒家为学动机论之中心命题，争论颇多，影响深远．儒学“人已之辨”的文化意义有三：（1）养成中华土人”学以求道”的学风传统，谈泊宁静，乐学修已．（2）宋儒重“为己”而轻”为人”，偏于内圣，失于外王，忽略学问的社会功利意义，且有陋识人心之嫌．（2）今人论学习动机，复有“为个人”、”为社会”之辨，其实质仍是求道与谋利之矛盾；提倡先儒“学为君子”的传统，可补个人学为私己功利之阙．     

民生不是“活法”是“活路”

“云霄”（福建省云霄县）造“假”贩“假”的乌云还未散尽．中原某地又刮“假”风。仅被新闻媒体披露的假“酒”、假“药”、假“油”、假“米”、假“棉”、假“水泥”（几乎无所不及）等特大案件就有多起，令人触目惊心。然而。有人竞还在背后为其辩之：这是“脱贫”、“赶超”的需要：沿海发展了，西部也有望发展，中原走点“捷径”何妨之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编辑自然论：从“由之、知之”到“好之、乐之”的境界

本文是对“编辑通论”的理论基础─—自然主义方法论的概述。自然主义作为本体论，它与带证唯物主义同义，主张在编辑六艺中，一定遵循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的规律、写作规律、校对规律、审美规律等；而作为一种创作和编辑心理学，是一种超越论，即强调在科学理性的哺育下实现对理性的超越，从由之者、知之者，进入好之者、乐之者的无为境界，实现哲理与诗画的统一，而达到“与天同乐”的最高目标。     

释《马氏文通》之“句”

吕叔湘、王海在《＜马氏文通＞评述》中说：“《文通》讲句读，犯了术语不够用，问题说不清的毛病。”又说：“《文通》仅仅依靠‘句’和‘读’这两个术语，怎么能不左支右细，没法把问题说清楚呢？”这些话使我们产生了一些疑惑：《马氏文通》论句读，真的就只有“两个术语”，且“不够用”吗？同时也使我们觉得，对《马氏文通》的句及论句术语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很有必要。查《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书后“词语索引”，得“句、叠句、排句、起句、结句、两商之句、反正之句”等术语1五个。查《马氏文通读本》之“词语索引”，…     

庄子“小大之辩”与逍遥之旨

庄子逍遥之旨是通过“小大之辩”的寓言揭示的,但历代学者对“小大之辩”的注解各异。郭象从庄子万物自足其性的思想出发,认为小大虽殊,但其逍遥是一样的。钟泰、支道林等则从人的境界处立论,但二者又有不同,钟泰认为“赞大而斥小”,支道林则认为小大皆未适逍遥。各家都企图立足庄子思想,揭示逍遥之旨。庄子之进路在于通过“小大之辩”,进而超越“小大之辩”,进入逍遥之境。     

庄子“辩无胜”思想的真理观解读

先秦时期是辩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其中尤以后期墨家的“辩有胜”为主要代表。但庄子却以其“辩无胜”的反调,弹出了一组反对名辩思潮的不谐之音。庄子与后期墨家关于“辨无胜”与“辩有胜”的争论,具有多重理论内涵。文章试图运用西方实用主义、传统符合论的真理观为框架,阐述争论双方在理论上的所见所蔽,以期能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庄子“辩无胜”的深层蕴含。     

“天人之辩”的渊源及唐代刘、柳的贡献

“天人之辩”的渊源及唐代刘、柳的贡献杨欣中国古代哲学是围绕着“天人之辩”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先秦、两汉直到隋唐，中国前期封建社会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即是围绕着天人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哲学论战，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的争论和探索。以韩与刘（...     

辩说与治辨：论荀子之“辩”

“辩”是荀子正名思想的重要环节，具有沟通“名”与“事”的作用，然荀子之“辩”无意于构建逻辑体系，展现为“辩说”与“治辨”的统一，是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为目的，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与现实精神。为了使“辩”更为有序有效，“仁”“礼”“义”等儒家价值规范就成为“辩”必须坚持的原则。荀子之“辩”还呈现为“君子必辩”与“小人勿辩”两个层面，在这种“辩”与“不辩”的两难抉择中，荀子希望通过“辩”诸子之学为“邪说”,儒家思想为正道，从而说服世人摒弃诸子遵从儒家规范，但政治权力作为决定因素的参与，又使荀子之“辩”蒙上独断论色彩。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后羿射日”考(二)

在甲骨文中，后是司字的反写，即后司是一字，皆读si，周因於殷文才分为二字，后才读同后音，即《说文》所云：“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这是周以后才具有的后字的字音、字义，即后字的“今音”、“今义”。     

“乐”与中国古代审美体验

“乐(lè)”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重要的理论范畴。其美学意蕴有三：是审美过程中主体的审美愉悦感的重要体现;是对中国古代以诗、乐(yuè)、舞为代表的艺术创造或审美活动所引发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的重要理论提摄;是审美体验活动之高级阶段审美主体的超越性精神体验的表征。“乐(lè)”作为审美体验,贯穿于审美体验活动的全过程中,并呈现为“即身”之乐、“会心”之乐、“神游”之乐三个依次递进的不同体验层次。就其审美体验中所蕴含的超越性而言,“乐”又主要呈现为以“和”为旨归的儒家之“乐”境界、以“妙”为旨归的道家之“乐”境界和以“圆”为旨归的禅宗之“乐”境界。“乐”比“美感”更适用于描述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活动的层次性、超越性以及对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美学特色。     

论“朱陈之辩”并非陈亮的“免死之计”——与汤勤富同志商榷

本文就汤勤富同志提出的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乃陈亮“免死之计”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汉唐之辩”是朱熹首先发难的；陈亮有关“王霸义利”思想是一贯的；当时陈亮与理学的境遇并非困厄。     

论因明学之喻与墨辩之理类

论因明学之喻与墨辩之理类曾昭式中国先秦时期的《墨辩》与古印度的因明学适应当时社会环境而产生．与古希腊逻辑成为逻辑学产生的三大源流。三者对逻辑学理论的探讨各有其特色。同时，由于思维形式的相对独立性，他们在许多方面又有相似之处。本文就《墨带》的“理”、“...     

春秋“赋诗”及其它

古代典格记载，春秋时期有“赋诗”的习俗．《左传》所记最多．东汉郑立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毛诗正义小雅·常棣》孔颖达疏引《郑志》）这段话对我们理解上古的“赋诗”是有启发意义的．据笔者初步考察，春秋时候所谓的“赋诗”大约有两层意思．一、“赋诗”是指吟诵诗歌例如：《左传》禁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于西、子产、子大叔、二号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吾也，请皆赋，以卒君现，武亦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绸之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