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背景下的城市文化与女性写作——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女性文学的一种解读

虽然沦陷区女性文学关于城市的书写只能作为一种"异质"的书写方式进入作为书写重心的乡土文学,而且背负着现实政治的沉重负担,但它却以其创作实绩构成了战争时期女性文学的重要一翼.女性书写对于市民阶层生活的精准把握颠覆了传统的审视城市的眼光和角度,将日常的凡俗生活写出一派泼辣景象.     

《西游记》研究的视点西移及其文化纵深预期

“视点西移”指近20多年来《西游记》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由“西域”这个概念扭结起来的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等领域。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误读,是近百年来《西游记》研究踟蹰不前的根本原因;而纠正误读之后,《西游记》研究打开了相当多的全新领域,一个复杂丰富,舒展有序而又能够融受现有基础资料的成书演化线路也被初步勾勒出来。对于更具文化纵深的进展,我们有理由期待。     

“西游学”的兴起——未来学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内的运用

作者认为,《西游记》不仅是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形象化的人生教科书和未来学著作,它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科学史上的地位应当重新认识。应当引进未来学理论和方法,开拓文学艺术与理性思维、超前意识未来观结合的新途径,使“西游学”更富有时代性和科学性,推动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作者还认为,90年代的“西游学”将在以下几方面有突破:1.《西游记》成书年代和作者生卒年代的研究;2.《西游记》主题和思想倾向的研究;3.关于《西游记》比较文学的研究;4.关于《西游记》理性思维和超前意识未来观的研究;5.关于《西游记》审美艺术的研究;6.关于《西游记》的社会科学价值的研究。《西游记》必将打破传统古典文学研究的小圈子,迈向多学科、多层次的未来学研究的时代。     

近几年来《西游记》研究综述

<正>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西游记》的研究更加活跃。1986年11月3日至7日,全国第二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在浙江普陀山召开,标志着《西游记》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将近几年来已发表的论文和这次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加以简要综述。一、关于《西游记》主题的新说在对《西游记》主题的认识上,近几年来的新说主要有以下五种: 1.哲理说。金紫千认为:“《西游记》是通过神话故事形象地喻明一个‘求放心’的道理”, “孙悟空的历史,是一条完整的人生道路,是一部很典型的精神发展史”,进而,他把这部作品的主题概括为:“《西游记》故事显然是在告诉人们这样一条哲理:人的思想只有归于正道,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见《文史哲》1984年第     

孙悟空与神魔世界

一在《西游记》讨论中,神魔问题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孙悟空的基本评价,影响着人们对作品主题的认识。为了不使讨论过于枝蔓,有必要先作两点说明:其一,《西游记》是在民间流行的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产生的,甚至有许多重要情节都来自元代的《西游记平话》,因此它不是吴承恩的独立创作。但是,与以前一切取经故事相比,《西游记》在主题、人物、结构和语言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改变,成为一部“神骏丰腴,逸趣横生”的杰作。正如郑振铎所说:“吴氏以他的思想和灵魂贯穿到整部《西游记》之中。”(《中国文学研究·〈西游记〉的演化》)我们应该把《西游记》作为一部有着整体艺术构思并体现着吴承恩的“思想和灵魂”的长篇小说来理解。其二,读《西游记》的人,往往很自然地由神魔联想到当时的社会,并不觉得神魔世界离现实生活太远,这是由于作者颇为自觉地把自己对社会的某些认识和理解融入了对神魔形象的描写之中的缘故,因此,我们应该承认神魔有象征意义,或者说有寓意。作者的《禹鼎志序》可做旁证。《禹鼎志》是作     

建国以来《西游记》主题研究述评

文章通过介绍和评析建国以来学术界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西游记》主题观:“政治说”、“游戏说”、“哲理说”、“宗教说”,以及这些观点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揭示建国以来《西游记》主题研究的概貌、发展轨迹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西游记》与《心经》

本文认为 ,《西游记》作者对佛学典籍并不熟悉 ,唯独对佛教的《心经》特别关注。《西游记》作者不但将《心经》的内容融入小说情节 ,而且还将自己对《心经》的理解贯穿作品的构思 ,以致于《西游记》成为一部“修心”的寓言     

魔幻现实主义叙事策略分析

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叙事往往以非线性的模式展开，事件情节被打乱分割，叙事角度变幻莫测，时空交错混杂，以此方式，将魔幻元素嵌于现实的背景中，为现实披上了魔幻的外衣。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不仅超越了时间的框架，同时也将传统的空间概念由物质空间延伸到精神空间。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视角的切换也为非线性叙事的模式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本文以《百年孤独》、《宠儿》等作品为例，对虚幻现实主义叙事策略进行分析。     

关于《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与丁黎同志商榷

一、“神魔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吗? 从《西游记》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应该看到,《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而“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因此,要把《西游记》中那么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神魔形象,统统“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就如同把幻想当作真实一样,并非科学的态度。     

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之一,又是当代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抢救、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存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弘扬和崇尚民族精神的必要条件。民俗影视具有真实、科学、动态、多维等特点,是记录、保存、保护和展示民俗文化原生形态的重要载体。通过影视手段,将具有浓郁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的“活”形态,包括民众的生活方式、历史发展以及民族或群体特有的民俗气质等等,真实地记录下来,从而成为见证民众生存状态和生活文化的“活态文献”。民俗影视片可以在现在进行时的情境下,通过人物诉说或表演连接历史与现实、过去和未来,这为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厚重感和时空穿透力,提供了一个特殊并有效的时空环境。随着全球一体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民俗事象已逐步被现代生活方式所取代,而且不再复生。因此,努力搜集、整理、拍摄、记录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积极拯救那些濒危的民间文化,是历史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也是回顾历史、温故知新、教育现代的“多赢”之举。而民俗影视片无疑将能全方位地创建一种“国家的形象历史档案”,与具有悠久传统的“民俗志”、“地方志”并存,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让历史连接未来,让历史告诉未来。发挥民俗影视片的优势,全力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进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是我们这一代民俗学人和影视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神圣任务。     

明清讽刺小说的文体建构和叙述模式

明清讽刺小说可分为文言与白话两大类型，他们表达的核心意义则具趋同性即讽刺主题意义的表达。它们都秉承“史传”与“诗骚”的叙事格式，通过文体的互变、互渗，各自展现小说的叙述风格。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明清讽刺小说要比明清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所呈现的文体形式更丰腴、更多彩，所涵盖的讽刺形式甚至横跨了神魔、世情类小说，因为明清讽刺小说把神魔、世情类小说固有的叙事方式熔铸到小说的讽刺体裁之中，这使得明清讽刺小说真正有了“文备众体”创作畛域。     

"求真是"与新安理学、皖派考据学间的学术演变

学派意义上的新安理学在明初终结之后,徽州学界失去了自我防御的机制,这使得心学的流入变得畅通无阻。心学在徽州的大肆传播又刺激了朱子学者对新安理学的回溯,从元代新安理学发展出的"求真是"的理念又被重新提起,"求真是"理念又激发了考据学的苏生。明代中后期,徽州学界兴起的考据倾向一直延续到清初徽州朱子学者那里,并对皖派考据学"真是"主张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嘉兴绳技》看唐代中印文化交流

《嘉兴绳技》是唐代流传很广的一个传奇故事,描写了一场神奇的幻术表演"通天绳技"。这种绳技在印度有悠久的历史,在唐朝时经海路传到中国,历元、明、清三代而传承不辍,对中国的杂技、魔术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也说明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深厚的传统。     

道学心态下的朱熹

道学 (或称理学 )诞生于北宋 ,这是一个发生道德危机、信仰危机、民族危机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出一种普遍的道学文化心态 :确立超越的义理 ,寻求存在的意义 ,获得理性的自由 ,渴望心灵的安宁。所以 ,寻天地必然之理 ,立人道当然之则 ,就成为宋明理学家共同的理论取向 ,也是朱子道学的内在理路。朱熹继孔孟 ,接周程 ,倡道统 ,汇四书 ,关注现实 ,彰显理性 ,探求心性 ,他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理论活动与实践均是道学心态使然     

明清杂剧在山东的流变及特征研究

山东明清两代杂剧承继元杂剧余绪,顺应社会的发展,在思想上有着深深的历史烙印和特征,在艺术上也呈现出了一些变化。明代杂剧在山东一度消沉,但也不乏闪光点,思想内容上凸现出反封建意识,艺术上更趋完美。清代杂剧在山东又显繁盛,其流变更加多彩。在思想内容上,儒家道统思想鲜明,人文气息浓郁;在艺术上,呈现出抒情色彩鲜明,语言典雅,文体精悍等特征。     

《元韵谱》声母系统的若干问题

明清时期,汉语声母系统已经大大简化了。《元韵谱》由于全浊声母消失、知章庄合流、喻影合一,其声母系统也大大减少了,但学术界对于《元韵谱》声母系统的讨论并未取得共识,有二十五母之说,也有二十一母之说,本文旨在对其声母系统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从而有助于归纳《元韵谱》实际的声母系统。     

李贽与中国的自由传统

从先秦开始 ,中国就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传统。晚明李贽突破中国传统自由观的局限 ,将先秦以来、特别是阳明心学对自由的追求落实到感性、现实、社会的层面 ,提出了极富现代精神的自由观。这是中国自由传统的重要发展。它的产生预示着中国传统自由向现代自由的转换 ,是一笔需要我们予以珍重的民族文化遗产     

“唐宋之争”与朱彝尊、查慎行宋诗观探赜

明清文学流派纷呈,各流派或宗唐,或崇宋,围绕尊唐尊宋、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等问题产生诸多争议,唐宋之争成为明清文学史上一大公案。朱彝尊的诗学观主要是尊唐黜宋,以唐诗为源为正为盛,以宋诗为流为变为衰,呈现出的是一种传统的源流正变的文学史观,强调伸正黜变。晚年其对宋诗态度虽有所缓解,但仍认为宋诗不能成为诗坛主流。查慎行与朱彝尊有表亲关系,两人经常诗文唱和,在对待宋诗问题上,查慎行不同于朱彝尊,朱彝尊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查慎行对唐宋诗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变化过程。最初,查慎行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后来逐渐认识到宋唐诗是并列关系。查慎行改变了长期以来所流行的以唐论宋模式,提出唐宋互参的模式,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与朱彝尊排斥宋诗不同,查慎行以宋诗为尊,诗学苏轼、陆游,尊宋而不废唐,兼法唐宋,以高超的创作成就使浙诗派呈现出独特的宋诗特质。     

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宗教学审视

明代帝王的仙道追求,对神仙崇拜的蔓延推波助澜。道教法器崇拜,是明清小说宝物描写原动力之一。许多宝物及描写套路,来自外域传来的佛经文献和佛教文化。密宗对小说中宝物、斗宝叙事作用巨大。佛教观念与宝物信仰结合,触发了许多具体情节、场面和细节的想像生发。民间秘密宗教,也构成了宝物描写依托的重要故事题材。清代小说多女将运用法宝的描写,因秘密宗教中女性地位突显。女将以其性别特点,更需要在文学表现上突出其宝贝兵器。小说中女性的经历、命运结局,是现实中秘密宗教女大师们的文学写真。     

论《金瓶梅词话》中的宴饮描写

《金瓶梅词话》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章回小说,涉及到大量的宴饮描写。全书约有228处宴饮描写,其数量之多在小说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与其他明清小说中的宴饮描写相比较,《金瓶梅词话》中的宴饮描写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在布局分布上,宴饮描写相对集中在第九至七十九回,并以第七十八回的数量最多;在描写密度上,大宴小请频繁交替、交叉上演,不避重复;在与节日的关系上,节日的安排是为宴饮描写服务的;在宴饮内容上,包含饮食、唱曲、游园赏景等丰富的内容,并表现出浓重的市井特色。《金瓶梅词语》中的宴饮描写在宴饮内容的纵深扩展及小说叙事观念的转变方面都具有开拓意义,对《林兰香》、《红楼梦》等著作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