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地区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劳动力结构的研究

文章使用中国199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是否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对地区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能显著提高地区收入水平,相比服务业,这一增长效应在制造业中更为明显。(2)2009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提高对制造业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文化、体育与传媒、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制造业增长效应更为明显;而科技支出则需要更长时期的积累才能提高制造业的收入水平。(3)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2009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逐渐形成劳动力的“素质红利”,从而带动地区制造业收入增长。(4)社会保障支出的提升不仅能在长期提高地区内的制造业收入水平,还能明显提高区域间制造业的收敛速度,从而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基于不同收入层级的跨地区比较

利用2009、2010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了医疗保险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类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则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医疗保险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差异显著,对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同样差异显著;分收入层级来看,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之间差异显著。此外,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农村消费起到带动作用。最后,本文从加大政府补贴和完善保障机制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家庭超常的预防性储蓄,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     

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因果推断分析

使用CFPS 2010和CFPS 2014家庭面板数据,以开通公路和公交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结果表明:通过增收效应和文化冲击等途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改善农户的教育观;进而促进农户提高物质和非物质人力资本投资;这有利于端正农村青少年的学习态度,并最终有利于提高农村青少年学业成绩。所以应继续加强城乡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激发农户和农村青少年对教育的内生追求动力,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教育公平,也有利于为“三农”注入内生发展动力,具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金融周期、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基于收入来源和收入群体视角

文章结合金融周期理论分析了金融周期对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并利用199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研究表明:(1)消费顺金融周期变动,正向金融冲击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负向金融冲击减少居民消费支出。(2)收入差距不仅抑制居民消费支出,而且对消费顺金融周期性存在显著负面调节效应。收入差距会削弱正向金融冲击对消费支出的促进效应,加剧负向金融冲击对消费支出的削减效应。(3)从全国层面看,城乡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负面调节效应更大;分区域看,城乡工资性、经营性收入差距对中部负面调节效应更大,城乡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差距对东部负面调节效应更大。(4)城镇中高、中等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负面调节效应更大。降低收入差距对消费顺金融周期性负面调节效应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持续恢复应精准收入来源、收入群体和区域施策。     

跨国人才外流与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基于出国留学的视角

人才的跨国外流,究竟是促进了本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还是导致了本国人力资本的净损失？回答该问题,对中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施合理的人才开放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开放经济框架内,将人才外流引入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决定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人才外流与本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使用世界上60个国家和地区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估计。实证结果表明：人才外流与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呈倒“U”型关系,但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线性负相关;人才外流对本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受到本国技能劳动占比和其所生产产品替代弹性的影响。进一步鼓励和合理引导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国际流动对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意义重大。     

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和验证平台经济发展对多层面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行业和技能层面就业结构有显著影响。（2）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U形”关系。拐点前,平台经济显著降低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值、高技术行业就业占比及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比值;拐点后,显著提升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值、高技能行业就业占比和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比值。（3）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存量在平台经济影响就业结构的机制中起中介作用。文章认为,应合理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配置,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建设多元化包容的人力资本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人口老龄化会阻碍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吗?北大核心CSSCI

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会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文章在检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中等收入阶段跨越概率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二,人口总抚养比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概率,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并不能显著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概率;第三,提高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加大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概率。因此,中国应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大研发投入,弥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实现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代际投入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合作与家庭效用

基于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文章通过Logistic多元估计模型与倾向值匹配等量化方法,以代际投入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分析为切入点,回应了代际合作与家庭效用关系的经典命题.结果表明:父代经济收入与子代数量,影响着子代投入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在三代的代际交换中,给予孙代的投入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产生显著性影响,并且存在着稳健性的正向效应.在三代的代际合作中,给予孙代的投入对家庭效用产生了正向显著性影响.文章指出了代际合作与农村老年人家庭效用之间的正向关系,生育偏好成为影响农村老年人家庭效用的重要参数,并说明了代际交换的不平衡以及子代家庭效用增长等问题.     

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影响研究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国人口流动与输出地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既有抑制效应也有促进效应,其强弱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规模。基于人口流动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混合OLS和随机效应估计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的主效应是负向影响,并随着输出地和输入地收入差距的扩大及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加而变弱。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收入差距水平和人口流动规模而言,人口流动总体上削弱了输出地的人力资本积累。     

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影响研究

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各项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利用泊松回归分析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量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显著提升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并进一步显著促进该群体的生育行为,即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促进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对生育行为的影响;（3）通过分性别、户口和出生队列的分组回归发现,家庭因素对不同组别的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表现为家庭规模对女性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户口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生育代际传递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随出生队列增加而增强。基于此,从积极发挥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正向效应,努力提升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加强性别平等引导与宣传教育,缩小城乡家庭发展差距等方面提出促进生...     

教育水平、教育回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会影响居民幸福。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教育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均对居民总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一致。分群来看,教育水平提升会显著增加教育程度较低、农村户口、男性三类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教育程度较低、城市户口及男性居民的幸福体验;而社会交往则会促进所有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明显提升。就中介效应而言,教育的物质和非物质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均较为显著,不过相较于社会交往,收入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另外,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中介效应目前尚不及直接效应三分之一水平。因而,为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增进居民幸福中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全方位大力发展教育,并着力破解教育机会不均问题,以使提高教育水平成为全体居民实现收入改善、阶层跃迁以及幸福提升的有效路径...     

公共服务、人口再配置与城市生产率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促进了公共服务的补偿式供给和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由此形成的城市间人口再配置会通过人口与劳动力集聚的“规模效应”和人力资本导入的“结构效应”对城市生产率产生影响。文章从供给端的公共服务能力与结构、需求端的公共服务可及性角度,分析并检验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对2010～2019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1）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城市生产率呈倒U形关系,且通过人口再配置发挥作用;（2）在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方面,发展提升型公共服务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比基础保障型更大,且更依赖于人口再配置的中介作用;（3）在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人力资本增加会部分抑制人口再配置的作用;（4）对空间异质性的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群的规律特征不完全一致,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发展系统的动态影响会最终反映在城市生产率的变化上,而作为城市生产率优势形成中“迁移选择”的能动因素,人力资本积累的直接贡献仅体现在领先城市群中。     

教育代际传递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北大核心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31个省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数据,基于居民总消费分解模型,进行省际面板回归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中国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二,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农村向城镇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三。考虑到城乡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差异,文章认为,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路径将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和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并提出通过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放宽并完善人口迁移政策等建议。     

我国省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两大基石,本文通过教育年限法和教育成本法,构造出就业人口的脑力、身体和综合素质三种指标,并利用卢卡斯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和有效劳动模型,对1982—2011年我国省城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初步核算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我国仍处于资本推动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阶段,应继续加大教育、医疗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及其利用率,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省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CSSCI

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两大基石,本文通过教育年限法和教育成本法,构造出就业人口的脑力、身体和综合素质三种指标,并利用卢卡斯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和有效劳动模型,对1982—2011年我国省城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初步核算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我国仍处于资本推动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阶段,应继续加大教育、医疗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及其利用率,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子女教育对老年父母健康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文章依据拓展的Grossman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结合中国家庭的代际联系特点,构建以子女收入、面对面和非面对面联系为中介的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子女教育影响父母健康的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1)子女教育对老年父母综合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子女收入衡量的预算约束机制与以面对面和非面对面联系衡量的非经济联系机制分别能够解释其中的34.3%和11.3%。(2)分城乡看,子女教育对城镇父母健康的正向影响较大,且完全通过子女收入间接产生;子女教育对农村父母健康的正向影响较小,有37.4%的影响通过3种中介变量间接产生。(3)分健康维度看,子女教育对城乡父母躯体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影响主要通过预算约束机制发挥作用,对城镇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完全通过子女收入发挥中介作用,对农村父母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则相对较小。鉴于以上结论,文章建议塑造父母重视子女教育的良好氛围,出台弱势家庭的子女教育倾斜政策,强化对农村老龄健康事业的扶持力度。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破解“三农”难题的根本

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在于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制约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教育与经济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教育可以多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中国农村儿童健康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测度了中国农村儿童健康不平等程度,重点计算了收入、医疗保险、母亲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回归基础上的集中系数及其分解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高收入家庭儿童的健康状况更好;健康不平等主要的贡献因素是父母亲收入、母亲教育程度、母亲工作状况、父亲身高等：收入对于儿童健康不平等的贡献最大,但不同的收人类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父母亲的工资收入对于儿童健康不平等的贡献为正,收入不平等会扩大健康不平等;医疗保险的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进一步强化了健康不平等。     

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变动的成因——基于回归分解的研究途径

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但是农村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采用回归分解的方法,利用吉林省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及其变动趋势的成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投入、工资性收入和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增加起到明显的作用;影响农村收入不平等水平的要素有劳动力投入、耕地、工资性收入、人力资本要素以及地区差异;耕地、工资性收入和劳动力投入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有显著影响,其中耕地的作用占51.60%,超过一半的解释能力,而教育对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