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CSSCI

利用2000~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少儿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且社会保障支出的提升强化了少儿抚养比对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2)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老年抚养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以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为门槛变量,当社会保障水平达到门槛值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但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变化,其影响变化趋势呈现相反的结果,而中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需要加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城乡经济结构发展的匹配程度,转变社会保障的城市偏向性支出,合理考虑地区差异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东、中、西部教育投入和社会保障支出联合的收入差距效应CSSCI

利用我国东、中、西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MOLS)考察教育投入、社会保障支出及其联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全国而言,教育投入、社会保障支出及其联合均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教育投入有利于缩小东、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了西部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扩大了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东、中部的差距,但对东部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扩大了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东、中部收入差距,但对中部的影响不及东部影响大。     

中国劳动力转移的波动性研究——基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用于研究中国劳动力转移波动性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对1978～2009年的劳动力转移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了技术冲击对中国劳动力转移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中国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周期波动性,与产出是顺周期;二是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部分,尤其是技术冲击能够解释一半以上劳动力转移的波动;三是技术冲击对产出、居民消费、投资和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正向冲击,而对就业产生了负向冲击,其中,技术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最大,对产出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次之,对投资影响最弱。     

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分析——来自262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以2000-2016年26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规模视角探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问题,分析人口迁移和户籍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及不同规模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大城市的绝对收敛速度高于中小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高于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整个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逐渐超过了绝对收敛速度,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相反的走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因素,发现人口迁移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且通过户籍城镇化机制发生作用,迁入人口若能顺利转变为城镇人口可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在大城市中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较难,而小城市相对而言获得城市户籍较为容易,在低于526.48万人的小规模城市中户籍城市化更加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些发现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基于终生收入的职工养老保险代内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养老金制度是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作用。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养老金的代际收入再分配作用,但是其代内收入再分配对个体参保行为的影响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家庭金融数据,运用养老金收益的精算模型对城镇个体职工未来养老金收益及收益率进行估计,探讨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代内再分配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非收入因素如个体年龄、性别及婚姻等特征对养老金收入再分配结果的影响超过收入因素。通过使用交互项分析方法发现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作用显著受到收入因素的调节。收入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年职工、男性职工及已婚职工的负向转移程度。另外,在所有人群中年轻的高收入群体受益最大,中年男性高收入群体出现负向转移。研究还显示非国有经济单位养老金在分配作用中的受益明显低于国有经济单位,建议政府采取一定的补贴政策以促进其参保的积极性。最后,利率水平与工资增长率对养老金的再分配作用也具有极大的影响,政府需要考虑将二者设定在合理范围内以激发员工的参保积极性。     

教育投入与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联合影响

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引起广泛关注。文章使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教育通过作用于教育投资、社会保障通过作用于有效家庭时间共同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收入。一方面,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增加能够显著地增加收入;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城乡实际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本应该起到调节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发挥其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反而形成了"逆向调节"的负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此,文章通过理论与实证得出,缩小我国城乡人均教育投资和社会保障税率差距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 ,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以及收入差距的来源。结果表明 :(1)收入差距在迁移决策中起着显著作用。 (2 )在消除了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影响后 ,女性的城乡收入差距要高于男性。 (3)在男性的收入差距中 ,迁移者和非迁移者在素质上的差异占主导地位 ;而女性的收入差距主要决定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别。     

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根据甘肃省1978-2011年的数据,采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增加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此提出建议:应通过加大金融改革力度、稳定农村金融资源、提升金融中介效率、把握信贷投放方向和控制通货膨胀等措施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31个省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数据,基于居民总消费分解模型,进行省际面板回归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中国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二,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农村向城镇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三。考虑到城乡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差异,文章认为,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路径将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和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并提出通过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放宽并完善人口迁移政策等建议。     

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基于不同收入层级的跨地区比较

利用2009、2010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了医疗保险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类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则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医疗保险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差异显著,对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同样差异显著;分收入层级来看,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之间差异显著。此外,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农村消费起到带动作用。最后,本文从加大政府补贴和完善保障机制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家庭超常的预防性储蓄,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     

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原因何在？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口抚养比的居民消费模型,考察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2001～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即少儿抚养比越低、老年抚养比越高,居民消费率越低。因此,促进我国内需持续增长必须改善人口结构和老年群体消费的供求结构。     

教育代际传递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北大核心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中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是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文章基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构建了一个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理论框架,采用我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2010-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2010-2016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高,但呈上升趋势。此外,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空间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实证检验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农村贫困人口减贫效应,呈现出先减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我国普惠金融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减贫作用存在某一拐点值,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达到拐点值后,减贫效应不断增强。在控制变量中,政府对经济干预、人力资本与交通基础设施都具有减贫效应,而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不利。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也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效果要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政府对经济干预将有效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但东部地区政府经济干预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作用不显著。但两大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城乡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实证结果与全国样本相一致。     

中国的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基于深圳市住户调查的分析

文章以中国改革开放最早、也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深圳为例,研究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发现(1)利用2006年深圳市住户调查数据测算出深圳市的基尼系数为0.56,达到中国城市最高水平.(2)泰尔指数的分解表明,户口制度和地区发展优惠政策是产生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3)用Oaxaca-Blinder法进行的分解分析表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即教育差距)可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将近40%.文章的结论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由政府的差别性政策等制度性原因和教育差距等市场因素造成的.     

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影响研究

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各项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利用泊松回归分析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量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显著提升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并进一步显著促进该群体的生育行为,即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促进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对生育行为的影响;（3）通过分性别、户口和出生队列的分组回归发现,家庭因素对不同组别的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表现为家庭规模对女性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户口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生育代际传递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随出生队列增加而增强。基于此,从积极发挥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正向效应,努力提升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加强性别平等引导与宣传教育,缩小城乡家庭发展差距等方面提出促进生...     

中国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模式量化与分析

文章采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量化分析年龄别居民消费模式。针对同类研究只采用年龄变量作为自变量的不足,在经典的需求和消费函数基础上扩展年龄变量构建计量模型,获得了更好的解释力和准确性。基于计量分析结果刻画了分年龄、性别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式,并进行城乡比较。研究发现,居民家庭消费生命周期中存在30~34岁及45~49岁两个消费高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最大的是高龄老人;农村老人在高龄阶段的医疗保健消费明显下降;农村中年妇女的医疗保健支出低于男性。研究认为,应从政策层面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特定年龄性别人群的扶助力度;同时,未来产业规划应充分考虑人口结构变动因素的影响。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本身具有动态性,与消费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文章基于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城、乡居民消费率越低,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现阶段整体来看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时期效应,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相比,我国城、乡老年抚养比相对于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变化的影响更大;此外,少儿抚养比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则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说明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城、乡居民分别在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等方面作出了消费倾斜。     

社会网络对受助家庭再就业收入差距的影响

文章分析了社会救助家庭再就业收入的决定因素及受助家庭再就业人员间的收入差距,采用Shapley值方法分解发现,社会网络对不同区域受助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子约占1/5,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属于关键性因素。由于社会关系网络在有效扩大个体利益的同时,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公共利益,作者认为,一种良性的改革思路是促使其具备公共性,并向公共领域移动,使其能够在与公共利益重叠的领域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政府应确立正式的法律体制和公共管理机制,削弱社会关系网络的分配效应,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减弱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局。     

农村民间借贷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效应——基于新疆的经验分析

基于新疆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选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农村民间贷款方放贷行为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以及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U)模型,估计农村民间贷款方的放贷行为对新疆农户家庭纯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效应,并通过平衡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验证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研究结果表明:所有样本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均不同程度受到了农村民间贷款方放贷行为的影响,其中,农村民间贷款方的放贷行为在1%水平上显著促使农户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329万元,在5%水平上显著使得农户家庭纯收入和家庭生产经营投资分别平均减少1.454万元、0.126万元,说明农村民间贷款方的放贷行为促进了农户家庭生活消费,同时又抑制了农村家庭纯收入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行为,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新疆农村民间借贷对农户家庭正向驱动效应的政策启示.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消费领域产生的碳排放占比持续增加,未来家庭碳排放将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而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有显著影响。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基于结构方程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多重影响路径,探究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以及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存在两条影响路径,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正向直接影响路径;二是人口老龄化通过住房面积进而影响家庭碳排放,但家庭收入会削弱该路径,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人口老龄化对住房面积的影响减少,进而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逐渐降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人口老龄化对南方家庭的碳排放以直接影响为主,对北方家庭则是以间接影响为主。同时,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家庭类型中的表现不同,住房选择在中年型家庭中为完全中介效应,在老年型家庭中为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应以家庭为单位,加强家庭低碳生活宣传,进行消费变革以提高家庭低碳消费意识和能力。切实保障有老家庭的收入水平,充分发挥收入对家庭碳排放的调节作用。与南方相比,北方应投入更大力度进行低碳住房适老化改造,促进住房领域实现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