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与“首孩”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多子女家庭内，家庭内部教育资源普遍存在着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利用2010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匹配数据，本文研究了我国多子女家庭中教育获得的“首孩效应”和“末孩效应”。结果显示：（1）末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高0.883年，存在显著的“末孩优势”效应；（2）首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低0.535年，但仅在非农业户口群体中存在显著的“首孩劣势”效应；（3）“首孩劣势”与“末孩优势”存在世代差异，该效应在1978年后出生的个体中具有显著性，而在1978年以前出生个体中不显著；（4）分位数回归表明，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优势”只在较低教育阶段显著，在较高教育阶段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在较高教育阶段禀赋效应抵消了排行效应。政策设计时，应加大对多孩家庭的外部教育资源支持力度、提高养育教育成本补偿的精确性，进而缓解家庭教育资源约束、优化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     

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家庭照料的影响

如何缓解家庭照料压力、弥补老年照护人力资源短缺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3、2015、2018年数据，并与相应年份地区统计年鉴数据匹配形成四期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对家庭照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护理保险显著挤出了家庭提供的老年照料时间，使试点地区失能老人家庭提供的日均照料时间下降44.8%，显著缓解了家庭照料服务的压力。（2）从动态效应看，长护险的政策效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且随时间变化呈增强趋势。（3）长护险对缓解重度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料压力更为显著，城镇地区的政策效应强于农村地区。（4）长护险对家庭照料时间的挤出并没有伴随着家庭转移支付的显著下降，但减少了子女提供的陪伴和情感联络。（5）长护险对家庭照料时间的挤出并没有以损害中老年人的健康为代价，且降低了其医疗服务的利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老年人的健康。文章认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缓解家庭照料压力的基础上，应重视对家庭照料功能的支持，促进子女对老年父母的陪伴和情感联络。随着长护险制度不断扩面，着重推动农村地区...     

农村低保会引致负向就业激励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和2014两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PSM-DID)的因果识别策略,实证检验农村低保对具有劳动能力受助对象的就业激励效应,进一步考察该效应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获得农村低保会显著降低有劳动能力受助个体的就业激励,当就业状态变量纳入工作意愿信息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不同的低保救助金额所产生的就业激励效应存在差异,其中,获得较低救助金额对受助个体产生的就业效应并不显著,而获得较高救助金额能够对受助个体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按照社会人口特征分组后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低保在女性、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以及健康状况差的群体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就业效应。按照地区分组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低保的负向就业激励在东部地区更为突出。采用多种匹配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本文上述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为了缓解负向就业激励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福利依赖问题,未来农村低保制度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优化:第一,通过设置就业收入豁免和救助渐退政策来降低低保金边际税率;第二,逐步解除农村低保与其他专项救助之间的捆绑关系;第三,采取更加积极精准的就业援助措施来促进低保个体参与就业。     

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是关键。而流动人口公共健康权益的可获得性和可及性程度又是增强流动人口身体素质、定居意愿、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聚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公共健康权益的现状,进一步使用二分变量对数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少数民族流动家庭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定居意愿发生比的影响,关注家庭主要劳动力（个体）和家庭其他成员（幼童、孕产妇）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特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家庭定居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公共健康权益可获得性、可及性程度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家庭成员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大于个体影响效应,但孕产妇公共健康权益可获得性与家庭定居意愿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二是不同健康权益项目对单个个体健康权益可及性的影响权重不同。健康档案项目对个体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最大,疫苗接种项目对幼童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最大,孕产妇四项公共健康权益项...     

健康的同群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本文使用2015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对健康的同群效应以及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显示:(1)社区平均健康水平对个体的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平均健康水平每上升1个单位,个体的健康水平将会提高48.1个百分点;(2)健康的同群效应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相比于男性和老年群体,女性和年轻人对社区平均健康水平的反应更加敏感;(3)进一步研究发现,社区平均健康水平的改善不仅能在潜移默化中降低个体的风险行为,同时能够促进个体积极主动的寻求健康行为,进而提高个体的健康水平。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旨在合理规范和有效促进国民健康水平的有关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到同群效应的重要影响及其性别、年龄差异,以充分利用健康的同群效应,最大化国民健康收益。     

我国已婚人群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困境——基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分析

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在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扮演角色时，在某方面存在互不相容的矛盾所导致的冲突。我国已婚人群数量庞大，工作-家庭冲突已成为已婚人群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已婚人群受教育水平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在不同特征已婚人群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一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已婚人群工作家庭矛盾的效应和途径具有性别差异，二是与青年已婚人群相比，中年已婚人群所接受的教育的沉淀效应更为显著，三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农村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的效果明显高于城市已婚人群；在传导机制上，受教育水平主要通过提高工作获得、减少工作损失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而家庭融洽则在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工作冲突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为改善我国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应大力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缩小地域和城乡教育差距；同时要为劳动者提供管理规范、服务高效的就业市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完善家庭支持政策，缓解家庭压力，建立普惠多元的托育服...     

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

构建全局参比技术下的超效率SBM(GS-SBM)模型对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运用双固定效应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中表现较为明显，而在东部地区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中不明显；基础设施水平与能源强度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缓解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而能源强度的提高则会加剧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人口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会抑制本地生态福利绩效，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从构建生态文明共同体，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城市能源结构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持续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提供重要参考。     

学历提升与居民幸福感——来自CFPS微观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

幸福是个体价值追求的重要维度，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跨期匹配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2SLS），从辩证统一视角考察了学历提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前学历提升引致的正向激励效果超过了负向抑制作用，使得学历提升总体上增强了居民主观幸福感；（2）机制检验表明，收入增长效应和地位获得效应是学历提升增强居民幸福感的关键路径渠道，但学历提升同时也会通过教育错配效应和健康损害效应降低个体幸福感；（3）进一步检验还发现，在已婚、低信任度人群中学历提升的“致幸福”效应并不明显。此外，学历提升的负向抑制作用在就业正规化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下能够有所缓解。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突破了传统单一视角的逻辑束缚，采用更为科学的因果效应识别方法，从正反两个维度系统探究了学历提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潜在影响，同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增长、地位获得、教育错配以及健康损害四大机制路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学界关于该问题的认识。基于此，文章认为，降低教育错配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教育回报率，激发社会性流动活力以及加强就业正规化建设等是提...     

退休对男性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研究

退休是个体从过去工作生涯中抽身出来的转折点，退休后个人福利的变化是老龄化社会值得关注的问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2年数据，以男性为例采用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识别退休对个体心理、生理健康的因果影响。结果显示，退休对个体的生理健康并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其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从影响渠道来看，退休后个体压力减少，认知功能、记忆力以及对生活满意程度提升是导致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改善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研究为未来退休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贫困脆弱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整体幸福感水平仍还有较大的增进空间,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也面临着较高的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其面临的这种风险是否是制约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探索增进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具有必要性。文章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8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具体探讨了其中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以收入相对贫困标准测度得到的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仍较高,且其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处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以及男性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主观幸福感降低效应更为严重。（3）作用路径分析发现,贫困脆弱性的幸福感降低效应主要是由风险脆弱性,即个体应对风险能力的欠缺所导致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未来信心的增强均能够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对个...     

数字技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FPS2018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居民数字素养得到提升,各类数字技能的掌握为居民带来巨大效用,对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聚焦各类数字技能对居民产生的福利效应,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技能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通过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可以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成立,其中数字工作、数字社交和数字娱乐技能的掌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居民的福利差距,具体表现为缩小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以及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福利差距;在个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不同教育水平居民之间的福利差距。机制分析表明:居民掌握的各类数字技能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效应”“收入增长效应”以及“社会资本效应”三种途径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基于研究结论,建议地方政府重视数字技术普及程度的同时也要重视普及质量,让数字技术的普及真正惠及民众;政府应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使民众跟上数字技术发展步伐,并正确引导民众使用数字技术、提高数字技能,让民众充分发挥数字技能所带来的积极效用。     

私人转移支付与农村反贫困

文章利用中国农户的微观数据,分析了私人转移支付的决定因素及福利影响。处理效应模型、双变量Probit模型和回归分解的结果显示,私人转移支付具有利他动机,弱势农户更易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私人转移支付对接受者的支出、贫困没有影响,而对储蓄有显著正向影响;私人转移支付在缩小接受者和非接受者的福利不平等方面作用微弱。     

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CFPS数据的检验

我国已步入超低生育率水平行列,未来将面临严峻的低生育风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HLM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30市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城市经济福利对个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一定的社会福利水平基础上提高生活福利水平,不会带来个体更多生育意愿的提升,改善城市的各项环境福利水平会提升居民生育意愿,但结果不显著。第二,从个体层面来看,年龄与生育意愿呈倒“U”型关系;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中共党员、幸福感最高的个体更愿意生育“两孩及以上”而并非独生子女;仍在职工作、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个体更倾向生育独生子女;认为“男性较女性受社会压力更大”的个体,更不愿意生育两个孩子或更多孩次。第三,根据跨层交互项系数,随着城市经济福利的增长,年龄、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在职工作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有所增强;随着社会福利的提升,在职工作、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弱化趋势;随着城市环境福利的提升可以增强城镇户口的居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即环境福利产生的边际效应为正。文章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这一我国典...     

数字经济下平台就业能改善个体生育意愿吗?——来自专项调查的证据

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平衡是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利用2021年7～10月一项针对平台就业者的专项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下衍生的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就业显著提高了个体生育意愿,特别是一孩和二孩的生育意愿,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女性样本中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平台就业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平衡工作和家庭机制来提升个体生育意愿。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显示,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城镇地区以及高中和大专这些典型学历个体。这些研究发现为通过促进更加灵活的就业形式来改善个体生育意愿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构建更加生育友好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探究——基于CHARLS追踪调查数据的检验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有助于扩大内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文章利用长护险制度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2011～2018年CHARLS追踪调查数据，从消费视角考察长护险制度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长护险有助于促进中老年消费，缓解失能风险对消费的冲击；其消费促进效应突出地体现在食品、日常生活开支等基础型消费中。长护险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因各地试点模式不同而存在差异，筹资方式多元、参保群体集中、保障水平较高、服务方式多样的长护险模式对中老年消费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此外，长护险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也存在人群和地域差异，失能家庭和低收入的中老年人群受长护险的影响更大，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地区长护险的消费促进效应也更为显著。研究指出，预防性储蓄和家庭代际支持模式的变化，是长护险影响中老年消费的重要机制。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探讨了进一步完善长护险制度顶层设计的政策思路。     

人口有序管理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基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视角

本文探讨了发达国家在人口登记管理、信息管理、流动人口调控及社会融合政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及植入我国的四大体制障碍——人口信息整合环节断裂、地方财权事权环节断裂、鼓励就业环节断裂、举家迁移环节断裂。基于人口有序管理良性循环的理论框架,论述了发达国家人口有序管理经验对我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启示,即建立"双核心"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人口有序管理协作机制,突出"成本杠杆"作用;建立居住证制度,实现流动人口渐进式福利供给;改革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实现公共福利均衡供给;建立以"城市功能定位"为导向的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机制,促进人口与产业有机结合;建立以家庭团聚为重要维度的社会融合机制,体现对"事实移民"的人性关怀。     

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

非户籍地省际回流是回流返迁的重要构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劳动力回流特征及其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CMDS）,探究我国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特征,并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对其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地区是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其中县级城市的回流比例相对较低,非省会的地级市回流比例高于省会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双向流动模式已初步显现;回流的家庭化特征明显,实现家庭团聚和寻求家庭稳定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与跨省流动相比,省际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与配偶、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外,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跨省流动时间越长和跨省时子女随迁的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总体来看,家庭因素是整个回流决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和福利保障;同时回流地区也要重视回流劳...     

近朱者赤：健康的同群效应——来自中国农村中老年群体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四期数据（CHARLS 2011-2018）,以村庄中老年群体为参照对象,实证检验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同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农村地区,中老年群体存在显著的健康同群效应,本村中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越高,个体的健康状况越好。采取不同健康衡量指标、构建虚拟同群、寻找工具变量进行参数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从群体特征来看,健康的同群效应更为显著地发生在女性、文盲和低收入的农村中老年群体,信息获取能力和行为决策水平的差异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通过考察本村中老年人吸烟、饮酒、健身和参与医疗保险等行为表现,本文证实健康行为在群体内存在显著的示范效应,进而合理解释了健康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制定中老年群体健康干预政策以及推进中国健康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农村家庭增收致富，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基础。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首先利用A-F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资产、住房、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主观态度八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进行测度，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倾向匹配得分法实证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其次，将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佐证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再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社会资本减贫机制。最后，利用面板随机Probit模型从单个维度分别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无论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且具有稳健性。（2）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声望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3）劳动力流动显著缓解除教育以外物质层面的贫困维度，但加剧了社会保障及主观态度维度的贫困。（4）劳动力流动增加了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家庭及中年期、老年期农村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降低了青年期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增加了中、...     

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早期的家庭政策是通过普适性的福利性手段减少家庭贫困,全面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完成人口转变之后,家庭的发展进入后现代化时期,家庭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为达到国家的人口战略目标,西方国家的家庭政策从覆盖全民的福利性保障,逐渐转为在保证福利的同时,更加注重鼓励生育。当前西方国家在家庭政策的实施中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家庭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产假、生育补贴和工作保护,以及儿童看护和教育政策。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的已有经验,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可以采取"保基本、广覆盖、福利与调控人口并重"的政策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