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刑罚处罚方法

“轻刑化”是当今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这不仅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民主化进程的历史要求,同时也符合刑罚科学化的发展必然。我国一贯遵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随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逐渐深入,非犯罪化、轻刑化、非监禁化在刑事司法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突出。非刑罚处罚方法作为体现宽严相济这一刑事政策的最有效方法理应受到极大的重视。我们应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完善我国的非刑罚处罚制度。     

论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价值性

本文从目的刑主义刑法思想和报应刑主义刑法思想的论战开始,指出非刑罚处罚方法符合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法理要求和刑法的基本价值追求,与现代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力图从价值论上探讨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     

试论中国的非刑罚化改革

非刑罚化与非犯罪化是世界刑法改革的两大主题。我国刑法固有的结构缺陷导致其无法完全发挥作用,对其改革确有必要。非刑罚化改革作为我国刑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完善我国的保安处分措施,提倡运用刑罚替代措施,集中有限的刑罚资源打击严重犯罪,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     

中国非刑罚处罚观念的理论辨析

在中国目前的法律状况下,非刑罚处罚观念不断得到理解与关注,认知非刑罚处罚观念具有的理论内核对于这一论题的推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本文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理论辨析,以期在刑法理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非刑罚少年处遇比较论

少年处遇是对少年偏差行为与罪错行为的处理与待遇。刑法理论从附属体发展到国家亲权理论,由单一少年刑罚处遇、日趋淡化惩罚性质发展到防卫社会保安处分处遇,乃至到着重考虑犯罪行为个体的特性发展到保护处分处遇,少年处遇也随之分类为刑罚、非刑罚或刑罚、保安处分、保护处分。我国也存在非刑罚少年处遇措施,构成7个各不相同种类的体系,分别体现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中。中外少年非刑罚少年处遇措施的区别体现在其特点、立法形式、层次、种类等方面。借鉴国外少年处遇理论与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我国少年处遇现状,我国应该建立一体化少年处遇措施体系,规定适用的程序与各少年处遇适用层次,并确立少年刑罚的最后适用原则。     

论非刑罚化的生成及其实现途径

世代对立的报应刑理论和预防理论的论争导致目的刑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盛行,这为非刑罚化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刑罚谦抑性、人道化理念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把非刑罚化思想推向了成熟。非刑罚化从制度设置上就是指刑罚宣告的回避、刑罚执行的回避以及犯罪人的社会化处遇。但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长期以来对非刑罚化的存在持一种否定态度,因此,应该从犯罪结果的非刑罚化和刑罚执行的非刑罚化两个层面上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刑罚化制度。     

我国环境刑罚轻缓化探析

毋庸置疑,在整个国际社会对环境犯罪处以轻缓刑罚的背景下,我国亦应该对环境刑罚采用轻缓化的原则。诚然,我国的环境刑罚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环境刑罚制度。在环境刑罚中要突出自由刑的适用,扩大并完善财产刑的适用,明确财产刑中过于模糊的规定,逐步改善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措施过于单一的缺点和功能上的不足,同时提高对辅助刑罚措施的关注。在环境犯罪方面,在适用传统刑罚措施惩治的基础上配合适用辅助刑罚措施,使我国环境刑罚轻缓化实践不至于成为一纸空谈。     

刑罚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与非监禁刑在我国的前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控制和减少监禁刑的适用,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实现了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换。由于传统重刑主义的影响、"严打"的刑事政策导向、行刑体制的桎梏以及立法技术的粗疏,我国的刑罚体系仍以监禁刑为主,非监禁刑的适用步履维艰。尽管如此,非监禁刑在我国仍有广阔的前景:社会结构的转型、犯罪人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努力为非监禁刑的大量适用提供了现实条件。     

论犯罪形势与刑罚轻缓化

目前我国犯罪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重大责任事故类犯罪与暴力犯罪特别突出。有学者因此反思严打政策,并主张刑罚轻缓化,认为刑罚轻缓化是刑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刑罚轻缓化的概念并不明确,刑罚轻重取决于罪行轻重,现代刑罚的本质特征依然是严厉性、痛苦性,只不过是刑罚方式发生了改变．刑罚并没有轻缓!刑罚的发展变化最终由刑罚的本质所决定,不应随什么潮流或者趋势。应对目前严峻的犯罪形势,必须坚持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刑均衡三大基本原则。     

对我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的思考

非刑罚化运动是与非犯罪化并驾齐驱的当代刑法改革的两大主题之一,是刑法谦抑思想指导下,要求严格收缩法定刑罚圈,广泛适用刑罚的替代措施。在非刑罚化运动的影响下,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非刑罚化已成为主流。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顺应这一潮流,进行了与我国有关的方针和政策相吻合的一系列如社会服务令、监管令等突破传统司法模式的制度探索。目前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建立符合“双向保护”原则指导下的保护观察制度,并坚持制度尝试,完善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的推行制度。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论刑罚裁量个别化的实现

刑罚裁量个别化既是刑罚个别化包含的重要内容,也是刑罚个别化实现的方式之一,对于刑罚个别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刑法理论、法律制度、刑法体系和法官个人素质等要素没有变化的条件下,选择科学的刑罚裁量方法和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刑罚裁量个别化实现的关键。科学的刑罚裁量方法为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是运用科学的刑罚裁量方法的基础。     

论和谐社会的轻刑化构建

轻刑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也是刑法国际化的要求.应对普通过失犯罪刑罚适当民法化,而对职务犯罪刑罚适当趋重.应进一步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对过失犯罪普遍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刑,并完善对未成年人犯罪罚金刑的适用.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死刑规定,削减死刑罪名,完善死刑的适用条件,取消绝对死刑的规定.     

论食品监管中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衔接

本文对食品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在立法和适用上的衔接作了详尽探讨,提出食品监管行政立法应广泛采用独立散在型立法模式以替代现有的依附散在型立法模式,以达到解决刑事处罚虚置的问题。在食品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存在竞合的情况下,在适用方法的衔接上应遵循合并适用原则,同时依具体情况遵循类似罚则不再罚、类似罚则相折抵、不同罚则各自适用的原则。在适用程序的衔接上,应遵循“刑事先理”的原则。对因不同原因而导致的先罚后刑的案件,司法机关应区别情况分别作出移送立案、监督立案、自行立案等的处理。     

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的价值解说与体系构建

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事和解中有着重要的工具价值和功能价值。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工具价值体现在承担加害人刑事责任、实现刑事和解功能和保证达成刑事和解三个方面。恢复被害人损害、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和修复社区关系是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事和解中的功能价值。刑法中现有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刑事和解,应当以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功能为导向,在现行刑法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之外构建适用于刑事和解的非刑罚处理方法新体系。     

论刑罚的犯罪预防功能

刑罚和犯罪都是历史的产物,二者相伴而生。刑罚的本质属性内在地决定其具有预防犯罪的作用,刑罚在将刑罚本质外化的过程中实现预防犯罪的作用。但刑罚功能具有局限性,需要其自身的完善以及综合运用其他手段来突破这种局限性。而预防犯罪被主观化为刑罚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刑罚立法和司法的日益发展和完善。     

刑罚体系问题研究

刑罚的轻缓化是当今世界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但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重刑化倾向严重。重刑易破坏公众的公平正义观念;重刑会导致刑罚功能的贬值;重刑易导致刑罚外的其他预防犯罪的措施难以落实。因此,有必要改革我国现行刑罚体系:消减死刑;完善自由刑;扩大财产刑和资格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增设社区服务刑等,使其与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发展趋势相一致。     

刑罚轻缓化理论探析——兼论我国盗窃罪刑罚结构

虽然目前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但从现行刑法典的刑罚体系上看,我国现行刑法在量刑上还是一部偏重的刑法.在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大潮下,我国也应该充分考虑国情,摈弃重刑化思想,这是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死刑的严格限制适用政策以及罚金的适用与刑罚轻缓化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刑罚轻缓化、文明化、科学化.在刑罚轻缓化语境下修正盗窃罪刑罚之不足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也是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和谐社会建设与刑罚轻缓化

刑罚的价值观是刑罚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贯穿于制刑、量刑和行刑等整个刑罚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应当实行刑罚轻缓化。刑罚轻缓化的实现途径具体包括加强刑罚轻缓化的宣传教育、提高法官素质、限制死刑适用、下放酌定刑的核准权、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等措施。     

刑罚目的的价值化诠释初探

报应刑论、特殊预防论与一般预防论是刑罚目的的三种基本的理论；它们与刑罚的正义、人权与秩序价值存在着某种贯通；刑罚目的的价值化思考有助于消解各种刑罚目的理论的对立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