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与未成年人法的衔接与调适

我国已构建起以未成年人专门法为主体,其他法律为补充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法治保障。《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规范警察执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也肩负着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任务。新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从严惩处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细化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办理程序,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提升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质效,合理规制严重不良行为。但是《草案》中涉未成年人条款也存在法律原则缺位、保护对象不全面、保护措施不周密和教育措施不明确等问题,对此需结合实际,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以及专章规定未成年人警务制度。     

论地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立法中的智慧管理条款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智慧管理条款出现在上海、贵州等我国最新地方立法中。智慧管理的本质是数据处理,在国家亲权法则、利益平衡原则等支撑下具有正当性。但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与智慧管理的兼容性不够,并且智能算法可能会引发风险,使智慧管理可能对未成年人权益造成侵害,存在法治困境。应当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核心,明确预防犯罪主体的基本权责划分格局。在此基础上,探索通过地方立法为智慧管理赋能,加强制度保障。地方立法对日常型、专职型、功能型预防主体处理个人信息数据时的权责进行细化和明确;对数据收集、共享、分析等数据处理内涵进行明确,特别对智能算法的限度进行规范化。     

论网络不良信息犯罪之未成年人“被害-加害”机制及其预防

网络不良信息传播是涉网型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诱因,该类信息之传播泛滥,除未成年人被害自身心智不成熟因素外,尚有保护不周、政府管控效果差等诸多成因。预防涉网型未成年人犯罪,须立足于未成年人“被害-加害”之身份双重性的基本立场。鉴于此,从“被害-加害”视角出发,未成年人犯罪认定上坚持总体“从宽”原则,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不应仅从犯罪学角度出发,更应从被害易感角度进行分析。源头规范网络信息内容,建构网络信息分级管理模式以过滤不良信息,通过网络刑事合规建设切断网络不良信息之传播渠道,从“政府-家校”多元角度体系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应充分体现儿童法和社会法定位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为未成年人赋权并提供特别保护的法律,兼具儿童法和社会法特性,既要充分肯认和体现未成年人的主体地位,又要积极回应未成年人保护的现实需求。2019年公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在立法理念和体系建构上均有重大突破,但其篇章结构和规范条文尚有待细致研讨和充实调整。以现代儿童保护体系所遵循的家庭首要责任、国家全局责任、社会协作责任内在逻辑为观照,《修订草案》可进一步优化当前铺排不畅的篇章布局,凸显政府保护责任的基础地位,同时在未成年人参与权的具体实现、监护与收养制度的均衡与贯通、网络保护责任主体和网络暴力样态的扩展等方面臻于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背景下防治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困境与突破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未成年人涉网年龄持续走低、涉网人数占比持续上升,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高发、频发。与传统的性侵犯罪相比,网络性侵犯罪方式更便捷、手段更隐蔽,出现取证难度大、受害群体范围覆盖广、重复作案和重复受侵害情况明显等新问题,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后,增设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章,对于防治利用互联网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端预防不足、中期监控缺失、后期惩治不够等困境,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深度融合,共建共治,从构建性教育体系、落实监管责任、强化犯罪惩治三方面共同发力,才能构建起多维保护体系,进一步防治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论公益诉讼视角下未成年人网络技术风险的治理

互联网发展为未成年人带来数字便利的同时,技术进步也将未成年人置于网络安全风险之中。未成年人群体极易因网络信息管理不当和防沉迷机制落实不到位等技术问题受到来自互联网世界的侵害,在当前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和司法逐步完善的背景下,针对未成年人群体遭受网络持续侵害问题,通过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来推动网络平台技术整改、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加强监管是治理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实现未成年人网络权益全面保护的有效方式。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研究的演进、热点及展望——基于CNKI(1981—2022)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自1991年颁布实施以来,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Excel和Cite 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1089篇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从文献年度分布、核心作者、关键词时空分布和关键词共现等角度展示了研究热点和研究脉络。本领域研究经历了立法筹备期（1981年～1991年）、完善修订期（1992年～2012年）和深化拓展期（2013年～2022年）三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形成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保护、网络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合法权益等研究热点。未来研究中,在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建设、保护未成年人各类合法权益、加强和细化典型案例分析和普法宣传等方面做好前瞻性研究工作。     

青少年安全事故现状令人担忧

引 言 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保护少年儿童的人身安全，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是各个国家的共同奋斗目标。我国已通过了一些法律对这一群体进行保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权利公约》，《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在其他的一些法律条款里，也有一些对青少年保护方面的规定，如《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小学勤工俭学暂行工作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管理条例》等。这些法案的出台，有利于维护少年儿童的合法权利。但最近一些年来，我国中小学生人…     

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综合司法保护的检察路径

各种数据技术的兴起与应用在便利生活的同时亦给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带来了系列挑战。在“数据生命周期理论”的指引下,可以廓清未成年读者信息于信息创建阶段的信息错误风险、信息存储阶段的信息安全风险、信息传输阶段的信息篡改风险。为化解上述困境,应将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方法论引入未成年读者权益保障领域。具体而言,应分别从“刑事检察业务的强化、民事检察工作的衍生、行政检察保护的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的建构”维度共同细化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综合司法保护的专门检察规则。同时构建“救济型的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保护模式”与“预防型的行政检察公益诉讼保护模式”是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综合司法保护检察路径的特色。     

司法场域中《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表达与实践——对3323起案件的实证考察(1992-2019)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司法适用提供了观察与研究《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新视角。对该法颁布实施后至2019年的3323份判决书的研究表明,法院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案件数量增长较快,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持续上升,案件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省际区域性差别较大,援引条文分布不均匀。实践中,《未成年人保护法》承担了宣示、实体性规范、权利主张和教育说教等功能。文章还探讨了裁判文书反映出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案件类型等。《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为其规范、完善与修改提供了一种思路,从而更好地达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青少年网络安全状况、影响因素和对策研究报告——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为调查样本

基于实证调查数据,分析青少年网络使用的现状和特征,青少年具有一定的网络安全意识,但亟需提高。青少年所遭受的网络风险主要是网络诈骗、网络色情、个人信息泄露和网络暴力。青少年网络风险的应对方式因地域、性别等因素而有所差异。青少年上网的低龄因素、受教育水平的差异、青少年父母的网络素养低、网络亚文化等是青少年网络安全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安全意识,要强化网络平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加强青少年的网络素养教育和网络安全教育。     

基于犯罪科学的大数据时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研究——以未成年人住店权益技术保护为视角

社会进入大数据和AI时代,给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带来了诸多适应性和应对性研究课题。理论界对大数据时代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尚未全部搞清,但面临的权益保护需求与现实却倒逼学术界与实务界必须找到应急理论和实务举措。传统犯罪学理论研究主方向适应时代应急现实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存在困境,须另辟新径。起源于伦敦大学学院的犯罪科学,通过运用科技去预防、干预和侦查犯罪,以实现犯罪机会减少,它以结果为导向,像医学减少疾病一样去减少犯罪。犯罪科学跨物理学、社会学、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科学、大数据、人工智能、地理信息学、城市规划建设、行为认知学等学科,并运用这些学科的知识体系交叉融合进行研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尤其是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时有发生,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和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带来不可恢复的不良影响。犯罪学只能解释原因,却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犯罪科学的诞生无疑是一剂良药,通过犯罪科学手段解决和防范未成年人性侵犯罪具有现实和理论价值。     

网络不良信息诱导未成年人犯罪的网络文化失范问题研究

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数据所示,从2020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上升,未成年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显上升,在网络色情、血腥暴力等不良因素侵蚀下,对处于学习阶段、真伪辨别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诱导未成年人滋生犯罪心理,实施犯罪行为。因此,本文将从网络文化失范为研究基础,分析网络不良信息影响引起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类型及特点,分析网络文化失范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起因,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现代治理视域下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困境及其完善进路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是一种被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未成年人犯罪矫正制度。从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到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施行,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得到长足发展,成效十分显著。为加强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权益保障,结合未成年人特点,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区矫正法》又对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做出了专门规定。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尚未确立科学的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管理制度,尤其是缺乏具有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特色的具体矫正措施,在未成年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方面尚存诸多空白。进一步完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社区矫正体系,不断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教育矫正工作,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立足于分析我国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与困境,借鉴域外先进经验,试图从立法、机构设置与人员培养、科技赋能等方面探索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     

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原因与防治对策

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原因与防治对策□王强雷东生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已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青少年违法犯罪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响国家的繁荣、民族的...     

未成年人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状、问题及防范教育对策

本研究旨在探讨未成年人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状、问题以及防范教育对策。引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明确了本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其次,概述了未成年人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的概念和分类,并探讨了其特点和风险及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再次,分析了未成年人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状和问题,讨论了未成年人面临的现有问题和挑战,进而提出了对未成年人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教育对策。包括教育和宣传措施、技术手段和监管机制、立法、执法与司法建议以及家庭和学校的角色和责任。最后,总结了本研究对未成年人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状、问题及防范教育对策的研究结果,同时展望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论我国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构建——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背景

2022年1月1日实施的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调整家庭教育,使得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明确规定了特定情况下对监护人的强制家庭教育指导。这一立法回应了时代需要,社会中因监护失职导致的未成年人被遗弃、虐待、暴力伤害,以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多与父母家长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巧方法有关。对于监护人因监护失职导致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及其它严重不良行为,或导致未成年人成为违法犯罪被害人,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应该实行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在具体制度构建中,应关注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适用对象、决定主体、实施主体、实施内容方式等问题。     

检察监督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形态探析

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法律赋予的法定职责推进落实“两法”构建的工作格局和制度设计,是新时代检察监督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大使命。检察监督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形态包括司法化方式参与形态和非司法化方式参与形态,司法化方式参与形态主要是针对涉案的未成年人构建以办理案件为中心的预防涉案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的司法保护体系,非司法化方式参与形态主要是针对未涉案的未成年人构建以执法监督为中心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社会化保护体系。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预防路径的多元构建——以关系恢复为主旨的探讨

目前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相关研究多关注其基本权益保障,仅有的涉及犯罪预防的研究也未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与普通青少年予以区分,未意识到父（母）服刑导致的家庭功能弱化与亲社会程度降低两大困境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特殊致罪因由,所提出的对策因此缺乏针对性。从犯罪原因出发,应当以关系恢复理念为指导,从恢复家庭基本功能与提升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亲社会程度两个角度,多方向构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预防路径。     

论新生代未成年人团伙犯罪之治理——以西南G省为研究样本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解组现象加剧、犯罪结构变化、身心特征发展,新生代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在持续高发态势的同时,呈现出低龄化趋势继续加剧、辍学少年比例较大、恶性犯罪比例上升等新特征。究其根源,家庭监管不力、学校教育不到位、成长关联行业监管存在漏洞、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力量薄弱等因素均属该种现象的诱因。为此,应强化家庭监管功能,更新学校教育理念,职能部门协作配合加强社会治理,健全现代化三位一体未成年人法治体系建设,构建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社会治理机制,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教育矫治,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