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世纪启蒙理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新的思想道路;它赋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尤其是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力量,这既是它运用于各思想领域的批判武器,更是启蒙理性内在的动力.如此,卢梭、赫尔德、康德等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真正"自我征服".正是这种自我批判能力拓展了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虽然启蒙理性主义早已成为消失了的历史背影,但那一时代所蕴涵的"独创力量",则至今令人着迷,也许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回到启蒙时代的原因.     

在西方现代性中发现中国历史

在西方现代性视野中,中国形象首先表现的意义是悠久的历史,它在文艺复兴晚期动摇了西方的基督教传统,确立了人本主义世俗历史的观念。西方文化进入启蒙运动阶段,取向未来、崇尚现代的进步史观逐渐形成,中国历史悠久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从荣耀变成耻辱。中国文明停滞的形象成为西方进步大叙事的“他者”。从中国历史构筑西方现代性,将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文化霸权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物质霸权,有效地协调起来。     

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鉴戒史观散论

在中国古代史学自身的发展中,曾经形成过神意史观、循环史观、英雄史观、鉴戒史观、进化史观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其中,鉴戒史观历时弥久,几乎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中心内容。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核心问题。“只有当我们能够提出一个确定的史观时,历史才能得到一贯性。”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对鉴戒史观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一、鉴戒史观:古代史家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基本估价。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与估价,是我国古代史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     

略论伏尔泰的历史观——以伏尔泰对博絮埃的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批判为讨论

伏尔泰 (Voltaire)是理性主义史学家 ,博絮埃 (J .B .Bossuet)是最后一位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家。在启蒙运动中 ,理性主义史学和基督教史学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此次较量以伏尔泰对博絮埃的批判为代表 ,以理性主义进步史观的胜利为结局 ,集中反映了伏尔泰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特点。     

1920年前后梁启超对文艺复兴的借镜

1920年前后,梁启超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两个欧洲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的性质做出区分,在批评后者将西方的现代发展引向歧途的同时,他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及实践方向作为中国现代发展以及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镜,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对于文艺复兴的启蒙主义化的理解分歧明显。梁启超将清代视做"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这同样与更为强调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的一致性的胡适形成差异。以文艺复兴为参照,梁启超既从清学的发展中确认了依靠自力走向现代的中国自我,也指出其片面强调理性。     

启蒙思潮·经典建构·文化转型——论启蒙运动与现代西方诸民族的文化转型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数百年是"西方"向"诸民族"的文化转型过程,而西方启蒙思潮为各民族国家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奠定了现代思想的基础。17—18世纪以来,西方诸国俗语文学的经典建构既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现代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语言体制化和俗语文学经典化是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重要步骤;而各民族国家的文学经典建构既是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也是现代西方文学新纪元的开始。     

雅各布·布克哈特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再思考

雅各布·布克哈特是现代西方文化史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被公认为诠释文艺复兴的经典著作。但长期以来,该书在国内学界却一直被严重误读。我们只有将布克哈特置于其生活的时代,并通过对当时史学潮流及布克哈特独特史学观念的剖析方能重新解读这部经典著作。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比较视野下的新启蒙运动

启蒙的真谛是敢于求知,启蒙运动的目的是使人从不成熟的依附状态中挣脱出来。在人类历史上,每逢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都会发生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近代中国发生的启蒙运动,因历史环境的不同,承载着与欧洲文艺复兴不同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大破灭"前提下发动的新启蒙运动,在批判性、理性的运用、看待问题的眼光等众多方面,都与五四启蒙有着明显的不同。"新哲学者"欲通过发动这场哲学上的"国防动员"运动,将各派思想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下,并借此机会将"新哲学"灌输到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中。     

中、西方史学的反思

这是一篇比较史学研究,对中、西方的史学现象进行了仔细对比。作者认为:如果以历史观为标难进行对照研究,即可清楚看出,中国史学难以划分阶段,在整个古代和近代前期,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徜徉在由“人事”和“天神”两种相互对立的史学观点交织融汇的精神氛围之中,几千年来,史学思想的主旋律上总是跳动着这两种史学观点的音符。而西方史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就是公元13世纪以前的神权时代、14世纪到17世纪初叶的人文时代和17世纪以后的理性时代。同一时期的中、西方史学为什么会走着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作者在本篇的第三部分向读者告诉了他的研究答案。     

试论清华简《系年》的人文史观

在新近出土的战国文献中,清华简《系年》是一部具有高度人文理性倾向的史学作品。它的历史叙事,完全以人事活动为中心,克服了早期史学作品中神话传说与人事活动相互混杂的缺陷。它的叙事选材,克服了早期宗教巫术之神秘主义的影响,相比于《左传》,其理性主义色彩更加突出。它的历史思想,克服了“天命”观念的影响,展现出清晰的人文理性的历史逻辑。《系年》的人文史观,代表了轴心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成就。     

眺望五四：未竟的文化启蒙——略论王彬彬的文艺批评

五四启蒙运动在中国有着百年的曲折历史,它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当代学者王彬彬以启蒙之精神、凌历之笔锋在文化批判、文学的史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等领域追踪着启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发展,并且继承了启蒙文化的传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文学性和修辞论批评,成为"仍在启蒙路上"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之一.     

启蒙运动思想传入拉丁美洲的过程及其影响

受欧洲中心论以及文化传播主义的影响，西方学术界长期忽视启蒙运动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认为拉丁美洲只是被动、消极地接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作为一场涉及领域非常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并非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在拉丁美洲，启蒙运动的开展是以先进知识的传播为核心的，具体表现为启蒙书籍的输入与传播、学术组织的创立与发展等，这一过程促进了拉丁美洲独立思想的产生以及拉丁美洲本土科学的发展。同时，拉丁美洲对启蒙思想的接受是有限度的，拉丁美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将欧洲启蒙思想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了调和。     

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

源自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由斯宾格勒首创,汤因比继之.这种西方史学的新说,自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传入中国已有整整80年,它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回响.文化形态史观对40年代初战国策派的影响深刻,林同济与雷海宗接纳与改造了它,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对战国策派学人在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地位应作新的评价.     

历史的边缘人——福柯及其后现代史学

本文通过分析福柯对理性的反叛、对传统历史叙述方法的改变以及对传统历史观中历史连续性问题的否定 ,阐述了站在历史边缘的福柯 ,如何用他的后现代史观对传统史学进行强烈冲击 ,并对现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有力的推动     

为政治立心——论卢梭社会政治思想在18世纪启蒙政治思想中的独特性及其意义

二百年前,磅礴的启蒙运动再度开启欧洲心智,一切现存事物皆不可回避地在理性法庭前接受无情审判.对此,康德曾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理智的广阔批判与建构极大地促进西方文明,但历史往往狡黠,经历重大浩劫与极权专治后,20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其代表著作《启蒙辩证法》中尖锐地批判启蒙(这里所说启蒙并不专指18世纪西欧启蒙运动),认为旨在征服自然和将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到它的反面.     

略论晚清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全面否定与其造因

梁启超等人对旧史的抨击 ,与明治以后的日本启蒙史学有着直接的因缘。日本启蒙史学以福泽谕吉等人发轫的文明史观为主流 ,他们是为日本社会开化而奋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打破传统陋习为其毕生的使命 ,在文化观上持有一元论 ,以西方代表文明发展的正轨 ,日本文化中如有与西方相异之处 ,也就是落后于西方的病根。他们“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 ,并非渊博” ,其史论大半是由于实践的热情。他们接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论 ,相信人类社会的进程依循着一种普遍的法则 ,且藉此攻击传统史学 ,主张“日本无史说”。而 1 9世纪与 2 0世纪之际的中国危在旦夕 ,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摆脱困境 ,积极学习西方 ,重估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 ,由于历史起因的相似 ,日本文明史观对晚清学人颇具吸引力。正因为如此 ,梁、刘等人“旧史乃帝王家谱”说和“中国无史”说 ,才会与日本明治初期文明史观有相通之处     

浪漫主义与卢梭的历史观

卢梭历史观是其浪漫主义学说运用到历史学的结果。卢梭一改启蒙运动的狭隘理性主义普遍主义的历史观念,关注到远古野蛮时代,并从中发现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由于对人性异化的考察和抨击,卢梭达到了人性的历史的发展的观念,从而弥补启蒙运动因固守人性永恒而对历史学造成的缺陷;卢梭通过社会契约对历史判断和价值判断加以整合,试图在更高层次上达到对二者的辩证统一,反映了浪漫主义的道德史观。卢梭开创了浪漫主义史学之先河。     

回望与守护--评张光芒著《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启蒙 ,始终是 2 0世纪中国知识界挥之不去的情结 ,甚至成为走向现代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据。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界对于近代以降启蒙思潮的流变进行了多种概括和多层面的反思 ,许多研究者做出了颇有影响的论断 ,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李泽厚提出了“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主题 ,作出了“救亡”中断“启蒙”的结论[1 ] ;姜义华认为中国启蒙运动是理性缺位的启蒙 ,“他们更多重视的是西方启蒙运动给现代文明提供的进化论、人性论、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卓有效的具体效果” ,而忽视了理性作为启蒙精神的核心[2 ] ;汪晖则认为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