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湖南绅士的反洋教运动

近代湖南绅士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对儒家文化怀有特殊的感情 ,加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 ,更加滋长了湖南绅士卫道仇教的心态 ,使得湖南的反洋教运动此伏彼起 ,连绵不断。本文从全局的高度概述了湖南绅士反洋教运动的基本情况 ,分析了造成湖南绅士仇夷反教的内外因素     

论湖南近代反洋教社会动员的乡土性

湖南近代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成为卫道救时的传统乡土社会动员的又一翼;盲目排外、护卫圣道、维护伦常、忠君救主、闭塞迷信、固守陋俗,以及在思想上以封建落后思想甚至迷信乩语来指导,使用原始落后的武器,以乌合之众采取大轰大嗡的打、砸、抢、烧、杀、谩骂和制造讹言等为主要斗争方式,都是反洋教的局限性;反洋教的社会动员被蒙上了一块乡土社会灰头土脸的色布。     

试论一八九一年热河东部人民大起义

本文论述了1891年热河东部人民大起义爆发的原因、性质、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并指出,这次起义是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1890年大足余栋臣起义和同年发生的长江中下游反洋教怒潮一起形成为甲午战争前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三个“洪峰”,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概述

<正> 建国以来,首次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于4月20日至25日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史学、宗教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150余名出席会议,就近代中国教案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教案”的概念问题。有人认为“教案”提法不科学,反映不出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侵略斗争的性质,容易引起误解,把斗争当做宗教诉讼案件。因此,不应再沿用清政府当时的叫法,用“反洋教斗争”比较好。有人认为“反洋教斗争”的提法也不准确,范围太     

再论“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笔者在《“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①(以下简称《关系》)一文中,曾提出“扶清灭洋”,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思想和农民与官绅联合反对洋教的纽带;参加反对洋教行列中的地主士绅,主要是该阶级中的顽固保守派,等等。文章发表后,听到一些不同看法,但都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讨。为此,不揣冒昧,仍按原来主题,就官绅反对洋教的原因和目的,以及“扶清灭洋”思想不能振兴中华等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裨有助于对传教、教案和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和讨论。一、官绅反对洋教的原因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社稷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为了夺取原料产地和市场,西方列强用大炮作为支柱,以“布道运动”作为辅助工具,进行开拓市场、占领殖民地的争夺。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他们猎取的重要目标。然而,清王朝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成为阻挡他们进入中国的最大障碍。     

浅论遵义教案

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农历五月,遵义人民掀起的反对法国天主教侵略势力的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场斗争的领导者和主力已由官绅阶层转为广大人民群众,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的新篇章。在研究近代教案时,了解遵义教案及其在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中所发挥的承先启后作用,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评余栋臣

余栋臣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前期参加过大足人民的三次反洋教斗争,领导过两次反洋教武装起义;中期投降清朝政府后,被“永远牢固监禁”于成都狱中;后期随着清王朝被推翻而获释回家,却打起“复清”旗帜进行复辟活动,因而为川军逮捕,枪杀于永川县城。对于如何评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展开讨论,显然是有意义的。本文拟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大家指正。     

近代云南少数民族的反洋教斗争

本文分析了近代云南少数民族的反洋教斗争的起因,指出它是一种正义的反侵略的自卫运动,是中国人 反洋教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高潮的伟大开端——贵阳教案

自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六十年间,大大小小的数百起教案,汇合成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的伟大洪流。但反洋教斗争,却是从一八六一年发生的贵阳教案以后才掀起高潮的。本文拟就贵阳教案揭开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高潮的序幕——这个中国近代教案史上十分有意义的问题一抒管见。     

近代山东的“驱教”与“灭洋”

<正> 近代山东的“驱教”与“灭洋”,是反洋教斗争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由“驱教”演变为“灭洋”,不仅与民族矛盾的日趋激化密切相关,并且受着当时山东政治.经济情况的制约和影响。今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一山东反洋教斗争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洋教势力的入侵开始的,到中法战争后趋向高涨。1888年6月(光绪十四年五月),鲁抚张曜奏称:“近年山东济南、兖州、济宁、东昌、沂州各府州属教案屡起衅端”,“遇有卖地于彼盖造教堂,则一哄而聚,折毁有之,近倡而远亦随,此惩罚而彼不戒。”这表明中法战争后在以鲁西南的兖州地区为中心,兴起了以反对建堂传教为内容的“驱教”斗争的高涨形势。那么,“驱教”高涨的兴起为什么不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在     

民间秘密结社与近代反洋教运动

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如果以1856年的广西西林教案为起点,迄于1898年的山东梨园屯起义,其间为时达四十余年之久,比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次重大事件持续的时间都长得多。反洋教运动是由西方列强的宗教侵略激起的,而宗教侵略正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根本上说来,反洋教运动具有鲜明的民族自卫性质,是反帝爱国运动。但是,就反洋教运动本身来说,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民间秘密结社直接参加到反洋教斗争的行列里来,并成为斗争的主导力量,运动的性质必然随着发生变化。对于民间秘密结社与反洋教运动的关系问题,目前专门性的研究还相当不够,本文试作初步探索,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一中法战争是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以前,运动的倡导者基本上是封建官绅,所采用的方式多半是骚动或械斗;中法战争后,封建官绅逐渐从运动中退出,而城乡人民群众则开始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运动卷入了越来越多的民间秘密结社成员,他们逐步居于运动的领导地位,而所用的方式也逐步发展为武装斗     

论文化冲突与近代反洋教运动之关系

反洋教运动是构成近代中国历史风云的重要篇章。过去对运动的研究,多是从政治的角度,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复杂的反洋教运动,对此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反洋教运动,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认识,因     

“顺清灭洋”、“灭清剿洋”两个口号在四川的由来及其影响

1898年春夏间,四川大足人民掀起第二次反洋教斗争时,打出“顺清灭洋”的旗帜。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影响邻近数省及四川三十余州县,使中外为之震动。1900年夏,四川二十余州县人民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举起“顺清灭洋”的旗帜,掀起打教堂、逐教士、起“勤王”之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表达了四川人民同全国一致抗击外侮的决心。1901年5月前后,四川东部地区又出现“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并成为1902年全川义和团大发动的战斗纲领。这场斗争,是继北方义和团运动以后,全国规模最大的反清反洋教的武装大起义。     

浅论反洋教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后果

以“教案”为热点的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本文无力展现其纷繁复杂的具体历史过程,只能从极粗浅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背景上来理解反洋教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后果。     

略论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的矛盾问题

中国官绅和民众的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值得认真研究。本文试图对贯穿于反洋教斗争中的矛盾问题作点探讨,以期得到同志们的教正。     

“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一八九八年七月,四川大足余栋臣再次起义,首树“顺清灭洋”旗帜。同年十月,义和拳在山东高橥“助清灭洋”的旗帜而兴起。这些斗争都是以反对洋教为主要目标的起义,是近代教案的继续与发展。因此,探索“扶清灭洋”思想(或“顺清灭洋”、“助清灭洋”、“保清灭洋”、“辅清灭洋”等)与近代教案的关系,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一“扶清灭洋”,诚然是一八九八年余栋臣起义第一次提出来的,但事实上,它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思想和政治纲领。“扶清”的“清”,是指朝廷、皇帝、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传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与李时岳同志商榷

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即简称为“教案”或“反洋教运动”者,实际上占有一个十分重要和相当显著的地位,它历时最长,差不多跨越整个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它分布最广,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和各地区;它次数最多,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仅就由于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而论,就“共达四百余起”①之多。我们所熟知的义和团运动,就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斗争发展的最高阶段。由于受到题目和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单就反洋教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来谈;而谈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笔者发现自己的观点和李时岳同志一些文章中的有关看法很不相同。因此就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同他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势必涉及     

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

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4月20——24日在四川成都市举行。这是建国以来举行的首次关于近代中国教案专题的学术讨论会。大约三年前,《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同有关单位在四川大足县联合召开了一小小型的“反洋教运动史和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会后,特辟“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研究”专栏,陆续刊登有关文章。自那时以来,随着有关文章和档案、资料汇编的发表、出版,关于近代中国教案问题的研究及其重要性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对关于教案的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和认识也不断有所深化;现在,尽管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争论,但却不能再视为不过尔尔和对它不此之图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发现和认识到:教案——反洋教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囊括中国社会各阶层群众之多,都为中国近代史上所仅见;它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篇章,而且同近代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密切关联;它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专题;而且还是中国文化史、宗教史、哲学思想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近代中国教案问题应当也必须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同太平天国史、洋务     

反洋教运动和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和永川地委宣传部、大足县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反洋教运动和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于六月十日——十五日在余栋臣起义的策源地——四川大足县举行。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召开的这样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反洋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篇章。它从1861年的贵阳教案(一说始于1848年的青浦教案)开始,到1902年的景廷宾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几乎连年不断,经历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发展过程(或说五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运动和历史事件。参加运动的群众十分广泛,有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有兵丁胥吏、举人秀才、中小地主、权门豪绅直至封疆大吏,几乎囊括当时中国社     

对中国近代教案研究中几种观点的商榷

对于中国近代教案,有些论者认为是“中西文化冲突”;自始至终贯穿着“基督教与中国封建礼教的矛盾”;这场运动在封建顽固派所掀起的“反洋教思潮”的引导下,走向了“极端排外主义的邪路。”总之,把一场民族自卫运动,曲解为盲目地反对西方文明,阻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教案,不能脱离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不能忽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