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陈垣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

陈垣和傅斯年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两位史学大师,其治学风格有异有同。他们一重“土法”,一用“洋法”,但都以史料为治史的基点,以发扬民族文化为治史的理念,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

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张书学顾颉刚和傅斯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同时又分别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史学派别的创始人，本文无意评说二公才学性情之优劣高下，仅拟就他们在治史方面的异同作一初步比较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顾颉刚的治史特点及其在...     

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可能与限度——以环境史为中心的几点思考

在20世纪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命运几经沉浮.环境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的的新史学,从治史理念到研究内容,再到研究方法,均不啻为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时,环境史学的兴起为自然科学方法名正言顺地入史提供了可能.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由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决定,自然科学方法入史在存在可能的同时又存在限度.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下)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上）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论傅斯年的史学方法与网络史料考证

现代史学家傅斯年所提出的重视史料以及处理史料的比较与互证方法,具有代表性。傅斯年的史学理论尤其是他的史学方法论,在网络史学时代仍然具有适用性。把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应用于网络史料的比较互证与解读上,并进行新的解读,可以为网络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尝试。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

最近在广州举行的广东历史学会一九六二年年会期間,中国古代史組討論了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內容与分期等問題。与会者一致认为史学史的范围、內容应該包括历史哲学、历史編篡学、考据学、史料学、目录学等发展的历史,但是在史学史中,历史哲学与历史編纂学的关系与地位的看法上則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刘节教授认为,史学史应以历史編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輔。史学史的任务在于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介紹出来;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写出来。但是,史学史主要是闡述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如果以历史哲学为主,必然会拋弃很多应該讲的东西,并且容易与哲学史混淆不清。关系很密切,不能彼此割裂。如果有主次之分的話,那只能是就史观与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而言。陈千鈞教授认为,史学史的內容和研究对象,就是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史学部分,从紛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条史学发展的系统的綫索——规律来。史学史必须阐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什么必然产生某一类型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史学家所写出的史学著作必然脫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史学史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历史学科学性问题之我见

历史学科学性涉及两个层次问题其一,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是否为科学;其二,历史学内部哪一类型是科学的.我们以为不必赋予历史学以自然科学式的科学意义;历史学内部的科学之争纯属门户之见,其原因在于史学根本上的主体差异和史学与生俱来的多样性.     

浅议何炳松对史学史的贡献

何炳松是本世纪上半叶风靡我国史坛几十年的“新史学派”代表人物,在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他对史学史提出过不少独到见解,并从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等方面为中国史学史的草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文化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化贡献 ,具体表现为他在白话文理论、汉语拼音化方案、国民劣根性批判等方面 ;他在史学科学化、学科规范化方面的贡献是不仅提出了建构科学史学的概念和理论 ,而且还具体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学术群体的集体攻关 ;他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 ,具体表现在五大教育理想的提出以及强调做人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观念上。傅斯年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不在于提出系统的理论 ,而是典型地表现在其前卫的观点、创新的意念以及敢为人先的勇气等诸多方面。这位兼通中西学、自由主义思想浓厚的学者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     

傅斯年:批评主义史料学派的文化建设论

评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史诸学派 ,传统的说法是两大学派 :文化激进主义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学派。这样的划分较机械与欠科学。似可划分为文化守护学派、文化批评 (破坏 )学派及文化建设学派较为适宜。胡适群类是中国文化批评学派最有力与最有影响的积聚。他们从“破坏”入手 ,以期中国文化的彻底重构。他们的实证疑古的方法论即为此目的服务 ,并将此种方法运用于史学。傅斯年属胡适史学“猛将”之一。他主张中国文化“脱弃旧型入于新轨”,于“破坏”前提下重作新制 ;他对中国“性”、“命”说作全新诠释 ,倡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认真实践 ,做出成绩 ,在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留下鲜明印记     

“史学学”的创建及其意义

文章认为，教学实践中的“史学概论”不是一门严格的学科，必须由“史学学”取代；“史学学”是以历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学的特点和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关于历史学的一种“中观理论”，它比“史学概论”更为科学；创建“史学学”既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又是长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科学的“史学学”应包括两大部分、七大块共１０章内容，并有严谨的内在逻辑结构；这样的“史学学”必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傅斯年的史学贡献

<正> 傅斯年(1896—1950)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和政客。他一生奔波于“亦官亦学”之间,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锋开始,到台湾大学校长为止,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却又时常议论政治,卷入政潮,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志向不停地求索奋斗。然而,他毕竟主要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评论以及教育思想等各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其中尤以史学成就最大。本文专门论述傅斯年的史学贡献,至于其史学理论和方法则留待另文再述。由于傅斯年学术生涯的最大特点是既长治事又善治学,所以他的史学贡献既包括他在学术行政方面的工作成绩,又包括他本人的史学研究成果。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

近代史学大师傅斯年以客观实证为其史学思想的核心。但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学理念本身及其与治学路向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的追求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本文将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及其根源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史学思想矛盾性的现实启示和局限性予以简要陈述。     

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评哲学解释学的历史理解论

<正>本文以几个基本问题为线索,对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研究状况作初步的分析,着重讨论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历史理解论,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历史认识论提供必要的理论视界,拓宽研究问题的思维空间。 一、历史认识的对象与任务 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是在批判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在其领域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实证主义风靡一时。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研究者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应该遵循史料第一的原则,让史实自身说话,不妄加猜测、不安作褒贬、不随意概括。正如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言,“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 面对这种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罗伊森、狄尔泰、文德尔斑、李凯尔特等人权力强调历史学的特殊性,试图在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等人文科学之间划清界线,以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蚀。他们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就是不同的:自然事实是外在的,没有内在精神;历史事实则不仅有“外表”,还有“内心”。因此,自然科学是从外部去认识对象,而历史学则主要是从内部去体验、理解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