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帝到反清:由浙路运动看辛亥革命之社会基础

1905年以美国要求承办浙赣铁路为契机,浙江绅商申请浙路商办,奉旨奏准.浙路完全商办和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所订立的苏杭甬铁路草合同相冲突,为了保护路权、主权和自身利益,浙江绅民掀起了长达六年的保路运动.由废约纠葛而始的反帝斗争,继而发展为集股拒款、反侵略同反卖国斗争交织在一起的风潮,最终以反罢汤运动、与清政府公开对抗并取得胜利而告终.在保路运动过程中,地方和中央的矛盾不断升级,斗争矛头最终由反帝转向反清.在浙江保路运动过程中,绅商民各阶层参与不断扩大化,加大了各阶层与清政府的离心力.浙江保路运动成为决定辛亥革命人心向背的重要因素,最终为浙江的辛亥革命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试论晚清的商办铁路政策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铁路政策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中止了商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甲午后“商办”铁路的一例实证——姚锡光日记所见之刘鹗

甲午战后,清廷诏令招商举办芦汉铁路,刘鹗作为"四商"之一起而相应,继又悄然出局。这是刘鹗个人在"借径实业,富国养民"道路上一次功败垂成的经验,也是印证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商办"、"官办"持续争议的一个特殊标本。今据新刊《姚锡光江鄂日记》可清晰勾勒刘鹗倡办芦汉路的实相。在观念上,刘鹗认定"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对维护铁路利权不乏自觉;但在具体操作时缺乏凭借,对政府、洋行两面皆有不实之言。而清廷鼓励"商办"口惠而实不至,以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的官方力量,更对华商缺乏信任,并相互结成利益联盟。"商办"芦汉路终究无果而终,折射了国家举办新政之际官、商不复同心的现实,也透露出刘鹗作为华商个体格于形势、举步维艰的无奈,并预示了他悲剧性人生的结局。     

晚清的商办铁路及其结局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创建商办铁路公司的高潮.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各商办铁路公司的资金筹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内部的组织管理也相差较大,但整体上存在着缺少资金,组织管理混乱,路线规划各自为政等问题,筑路成绩普遍较差.在此情势下,清政府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     

对清末商办铁路弊端的检讨——兼论“商办情结”

清末商办铁路的弊端主要表现为绅领、省界、腐败及强征股等,从这些弊端入手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铁路商办手段的局限性。官办与商办二者互为优劣,互为长短,都是发展我国交通的方式或手段,二者并不冲突,相反,则应是相辅相成的。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晚清商办铁路公司中官商关系的影响因素透析

晚清铁路商办公司所包含的官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通过省界意识、地方实力派的把控程度、铁路外债政策一系列问题体现出来的,并存在着从趋同、互动到妥协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本质上而言对抗则是实质性内涵,妥协又一直相伴相随。商办铁路公司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的结合物,体现强烈的地方主义色彩;无法实现的经济动机和政治权势的变化最终也使商办铁路公司退出民族主义的舞台。商办铁路公司所展现的官商关系本身并不存在从合作到对抗的单向演进历程,而始终处于游移状态。     

晚清的商办铁路及其结局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创建商办铁路公司的高潮。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各商办铁路公司的资金筹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内部的组织管理也相差较大，但整体上存在着缺少资金，组织管理混乱，路线规划各自为政等问题，筑路成绩普遍较差。在此情势下，清政府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     

简评清末商办铁路

清末商办铁路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2 0世纪初 ,民族危难空前严重 ,朝野上下急思振兴之策 ,收回路权以及组织公司、筹款筑路蔚然成风。商办铁路作为清末民族救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许多方面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近代胶济铁路筹款赎路运动述论

一战爆发后,日本侵占青岛,将胶济铁路纳入直接统治之下长达八年之久。为收回该路,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日本进行了艰难的交涉,最终确定了"债券赎路"的方案。为筹集赎路所需的巨额赎金,中国政府先是计划将胶济铁路付诸民办,即由国民筹款赎回该路,收回后归民办,永属民业。政府为此设立筹款机关,并制定了较为缜密的招股、储金简章,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但由于种种原因,胶济铁路民办的尝试最终失败。之后,胶济铁路本身的收入就成了筹集赎路款项的唯一来源。胶济铁路筹款赎路运动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近代中国具"文明排外"特点的赎路情结的表现。     

商办工业是发展经济的一条成功之路——肇庆市商办工业开发区的情况调查

肇庆市商办工业开发区位于肇庆市二塔路,占地面积24800平方米。它是市商办工业开发总公司开发的一个工业区。从1988年8月筹建至今仅两年时间,即建成了一个厂房规范整齐、产品畅销、效益颇佳的工业生产基地。这个商办工业区的建成,有两个问题引起我们思索:一是商办工业这条路子是否可以肯定;二是在治理整顿的环境中他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为     

张之洞与盛宣怀铁路筹办策略异同评析

清朝末年,张之洞和盛宣怀在筹建铁路干线方面的策略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在粤汉铁路筹建之初,盛宣怀倡导的"干线国有,借款筑路"之策成为官方主流意见。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深知清廷民心基础已趋坍塌的张之洞则力主"干线商办,安抚民意"之策,甚至在其遗折中叮嘱慎行"借款筑路"之策。由于强行推进"干线国有""借款筑路"之策,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析清末“铁路国有”政策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针对商办铁路出现的一系列弊端,决定改弦更张,实行“铁路国有”政策。这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但由于清政府措施不当,各省借此机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以维护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由于人们情绪高涨,将与铁路国有连为一体的铁路外债也席卷进来,一并反对,而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     

秦浙江郡考

历来论秦郡的论著从未提及浙江郡。秦灭楚所设会稽郡,南界浙江。到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浙江水以南的广大区域,尚未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陈婴"定豫章、浙江,都浙,[定]自立为王壮息";陈贺"定会稽、浙江、湖阳,侯",两处"浙江"不能读作水名,应该都是行政区域。虽然《年表》所叙之事在秦亡之后,但秦楚之际连续几年的混战中,不可能对秦的行政区划有所更动。现存秦代印玺中的"都水"印,如"东晦都水"、"齐都水印"、"琅邪都水"、"长沙都水",均为郡一级行政官员印玺,"浙江都水"自也不应例外。上海博物馆藏秦玺印"浙江都水"也可证浙江为一级行政区划。秦浙江郡东濒海,与会稽郡、鄣郡(故鄣郡)、九江郡(庐江郡、豫章郡)、闽中郡相接。     

陈璧与中国铁路

陈璧是清末任期最长的邮传部尚书,对近代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任邮传部尚书期间的主要政绩有四:一、"定法"邮传部,规划全国铁路轨线;二、主持京汉铁路的收回,为中国挽回了部分利权;三、提拔重用了一批铁路管理人才,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四、支持商办铁路,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国家海洋战略下的长三角区域合作与舟山群岛新区发展战略——2012年江浙沪皖政治学年会综述

由浙苏沪皖政治学会主办,浙江海洋学院承办的"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第六届论坛,作为"当代浙学论坛"分论坛之一,于2012年7月24-26日在浙江舟山召开。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苏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以及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上海市社科联、安徽省委党校等单位5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新华社、东方早报等国内主     

清代浙籍散文家的几个特点

清代浙籍散文家自由思想,恣肆落笔,少与桐城派相涉,受八股和程朱理学的影响也不大,表现出不同流俗的悖异倾向。其特点有四:1.几乎没有专治古文的大家;2.在众多浙籍散文家中只有两人是桐城派,且无足轻重;3.孜孜于程朱理学者不多,反程朱理学者不少;4.浓烈的民族意识和始终存在的对清朝统治者的离心倾向。     

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及其野逸倾向

清代宋诗选本的编撰以浙人成就为高,表现在文献取材广、规模大、质量高、影响深远,奠定了清代宋诗文献的基本版图。浙江文化传统中深厚的民族底蕴、浓浓的乡邦情结、浓厚的宋诗风气、经济发达人文阜盛是浙人热衷整理宋诗并取得高度成就的主要原因。受历史形势和地域学术传统的影响,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诗学上体现出浓重的野逸倾向。     

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

本文梳理了从朱熹到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有关"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之学"的论述,着重讨论了"浙学"的内涵,并讨论了浙学的基本精神等问题.笔者认为,"浙学"有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浙学"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即"大浙学",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延续至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传统."大浙学"是狭义、中义"浙学"的外延,但其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浙学"的基本精神是 "求实、批判、兼容、创新",而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则是浙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及李鸿章为中心

官督商办等企业经营方式,并非洋务派的首创,而是其对清廷原有手工矿厂经营方式驾轻就熟的沿袭.这一企业经营形式的出现,反映出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逻辑必然.李鸿章提出的"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并非完全是向官督商办企业争权,而是在适度放权,同时也是其对清廷内部顽固势力指责的一种回应.李鸿章提出的"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并非只要官督,不管企业盈亏,而是强调清政府不对其经营成功与否、盈亏与否承担连带的经济责任.这不仅是李鸿章等洋务派的主张,也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主张.官督商办的企业经营形式一度受到欢迎,有其进步的意义.当然,清政府对于官督商办企业的盘剥与压抑也是相当严重的.     

唐宋浙江茶文化繁荣原因探析

作者认为唐宋时代浙江茶文化的繁荣发达 ,除了浙江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外 ,还与当时整个浙江文化在国内所处的重要地位息息相关。本文阐述了浙茶与浙江山水、越瓷、宗教、文学等其他文化层面之间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