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社会控制角度诠释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是魏晋玄学发展到竹林时期,在司马氏统治之下的特定产物。“越名教”主要是通过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面目、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现实、非毁圣人和经典来实现的;而“任自然”则旨在突显嵇康理论构建、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追求的价值取向。嵇康试图从理论上打破司马氏的思想钳制,摆脱其社会控制,实现一个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的社会政治理想。     

论魏晋“天地之教”

文章由名士山涛对嵇绍的开导话“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引出魏晋时期的“天地之教”，即名士们或借助于从天地自然万物中引伸出的某种含意来启发人，或学会自身对天地自然万物的观察理解和领悟来明白事理；这也是传统“圣人行不言之教”的延续。文章进而指出魏晋时期的“天地之教”是对魏晋名教的否定和超越，故也称之为“越名教而任自然”。文章最后对名士们如何展开“天地之教”、欲得‘会心处”作了诠释。     

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

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对阮籍而言是被利用被强迫的，从而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合作关系。阮籍的放达，不是“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而是其名士风度的自然流露。     

庄子"逍遥游"在魏晋文学中的嬗变

魏晋人在诗中对庄子的“逍遥”境界有比较集中的描写：阮籍的以“心游”为精神的慰藉和解脱,嵇康的心身同在现实中的优游容与,西晋人的顺自然之游,以及陶渊时的心与自然泯一,可以说无一不禀承庄子的“逍遥游”思想,这正是魏晋人追寻自己个性自由的表现。     

啸咏

魏晋士人雅爱啸咏,与饮酒、服药、围棋、发散等一样,啸咏亦为魏晋风流的主要标志之一。所谓啸咏,俗称吹口哨。具体地说,啸咏之“啸”,即指缩口撮唇提丹田之气所发出的自然之声;啸咏之“咏”,即指延长声音。故啸咏又称长啸,特指一种抑扬顿挫、起落有致、宛转连绵的口哨声。因其往往合乎音律,又别称啸歌或歌啸。魏晋人论乐,认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因为其渐近自然之故。而啸咏以其纯任自然,不借它物,心有所感,撮唇为音,正适于士人放情肆志,逍遥己心,故深为士人所爱。在被称为“中国的风流宝鉴”的《世说新语》一书中就多处记载了魏晋名士的啸咏…     

魏晋风度何为？

魏晋风度是一种死亡返出来的的风度，是文人的反常风度，主要是反儒家纲常伦理、礼仪名教行为规范之“常”。其表现为：一是自我麻醉式的欢乐和狂欢；二是个人行为和交往行为的怪诞。这种反常风度，其意义不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更重要的是揭示文明或“正常”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限制、压抑和改造。魏晋风度也是一种艺术地表达人生的风度。     

"以孝治天下":晋汉承继损益研究

汉“以孝治天下”,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指导思想,将家庭家族伦理道德作为入仕的基本条件,将维系血缘关系延续的尊卑贵贱之礼改造为巩固统治政权稳定的等级秩序。司马氏父子完成魏晋更替,并因袭汉帝国的社会控制方式,“以孝治天下”。历史再次证明：汉代选择并加以改造的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和巩固的有效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充实成长,其理论性和实践性与现实政治更加紧密结合。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论析

学《与山巨源绝交书》是魏晋之际社会政治、名士思想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嵇康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写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放纵情性、不受拘羁的处世原则、交友之道,又表现出他傲岸、倔强的个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嵇康的言词中体会到当时黑暗、险恶的政治氛围,以及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在士人中的威望和影响。然而,嵇康却因此文被司马氏集团残忍杀害。那么,嵇康真的就因为可恶的政治或一己的任性而要与同游于竹林的有着相同旨趣的好友绝交吗？当然不是,而是好友之间通过所谓的绝交来表明自己的心智、向往。     

陶渊明审美气质的核心是“为仁由己”──兼与王钟陵先生商榷

近代学者对于陶渊明思想本质的探讨，发表过多种意见。梁起超认为，陶渊明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都在儒学，胡适则认为，渊明平生实行自然主义，井不像孙绰支遁一班人只供挥清谈的口头玄理，陈寅份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为新自然说，政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会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朱自清在《陶诗的深度》一文中说，“陶诗中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他以《饮酒》第二十首为例，证明“实和淳都不见于《论语》，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     

简论嵇康诗文中的儒道之争

嵇康生活在政治制度极为黑暗的魏晋之交。当时的司马氏集团用儒家忠孝思想麻痹世人,这使得部分士人感到极度失望,于是开始用清谈玄学来抒发内心不平,希望通过超脱现实、远离尘世的思想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因而,嵇康诗文中既有老庄优游容与的生活方式,也有孔孟关注现实的忧患意识。儒道两种思想意识的冲突构成嵇康思想中不可开解的内在矛盾。     

论道家思想与后世文学审美观

以老庄为宗的道家思想提出“道”是万物之源,对道的认识在于“观道”和“体道”。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心灵体验这种人与世界的精神联系,从而确立了人对待世界的审美方式。在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下,文学理论提倡“自然平淡”,并将“自然”或“素朴”视为审美标准之一。     

兰亭论

兰亭雅集是对“孔子与点”、“竹林七贤”、“梁园之聚”、“南皮之游”、“金谷之会”的承继、损益和再造新变,与隐逸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它是魏晋风度的结晶,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格、艺术品味和精神追求,反映了魏晋士人追求文明、平等、自然、诗意及思想自觉的精神内涵。兰亭诗人在赏会自然中启悟哲思,因此能超越玄学。《兰亭集序》对人生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杨朱和《列子·杨朱》的思想

杨朱的“为我”、“重生”思想与墨家不同 ,但在“反社会”上和墨家有共同的理论指向。《列子·杨朱》的“名实”观点和先秦“名实”论具有不同的内容与范围。《列子·杨朱》继承了杨朱本人的思想 ,并以他的思想为材料 ,着重发挥其“反社会”的一面 ,用来反映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     

近代中国教育的先行者──罗輈重及其教育思想

近代教育史上曾有“北有行知，南有陶龛”一说，南罗北陶并称于时。但时至今日，“行知”仍享誉国内外，而“陶龛”却鲜为人知。核诸史实，罗■重及其陶龛学校在近代“平民教育思潮”中确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罗■重先生倡导的“三血”、“五育”、“三儿主义”等教育思想在近代湖湘乃至全国都卓有声望，并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仍富启迪。其人其率均不当湮没，其教育思想更值得研究和借鉴。     

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

阮籍早年在曹魏政权日益腐朽局势微妙的情况下，一再回避出仕，他的《咏怀诗》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篇什对于以曹爽为首的当朝权贵进行抨击、讽刺和规劝，诗人此时内心相当苦闷，头脑异常清醒。高平陵之变（２４９）以后，司马氏掌握了实权，魏晋禅代的机运已在酝酿之中，从此阮籍与司马氏合作，长期担任要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的四言《咏怀诗》是写来歌颂司马氏的。司马昭对阮籍非常之照顾宽容，允许他保持嗜酒荒放的名士作风。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阮籍是反司马氏至少也是不满司马氏的，他在司马氏手下当官只不过是不得已的敷衍，其实这完全不符合阮籍的生平史实与诗文创作     

司马氏晋国号考说

一般以为 ,司马氏晋国号来自司马氏籍贯“温县本晋地”。然而考诸魏晋禅代的史实 ,司马昭之封爵高都侯、高都公、晋公、晋王 ,都是做的“代汉者当涂高”谶文“高”字的文章 ,“晋”实际上是司马昭特别挑出来、以求合于符谶的美号 ;又司马昭欲应“代汉者当涂高”之谶 ,还隐含了以晋承汉、不承认汉魏禅代的心态     

老子的社会理想及其历史嬗变

以老子＂复根＂、＂玄鉴＂的思想方法,解读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及其嬗变的思想根源。老庄以至真、至纯的初民社会为镜鉴,批判和反思现实社会的战乱、压迫和文化异化、文化工具化倾向,其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继承了老庄的社会理想,反对政治和文化专制,＂越名教而任自然＂,由救世转向救心,由救人转向自救,由彼岸转向现实此岸,追求逍遥自在的人生,放情于山水之间,开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仕隐道路,对中国古代隐者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以老庄至纯、至朴、至真的理想社会为镜鉴,反思社会文化,促成了魏晋人性觉醒的社会思潮,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作用。     

玄学与魏晋风度──魏晋文士的人生之在浅探

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文士的独特行为风姿的综合概括。它的产生和形成，乃是魏晋文士在丧失精神家园的恐惧、痛苦、悲哀和焦虑中，苦苦追寻人生出路，并按新的玄学人生观和生命范式去塑型自己的人生之在的必然结果。在不同时期，玄学的理论模式也不一样，但其核心要旨是“任自然”。这虽然是一种很难企达的人生境界，但它却有力地促进我国审美文化的发展，并奠定了我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精神品格，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现象学的借用与背离——叶维廉诗学观析论

叶维廉将中国古典美学的主流定位于道家美学,提点出“任物自然”的诗学法则。然而叶氏在对待美学史时所表现出的静止的史观和有欠踏实的考究态度,却有悖于他“任物自然”的思想主张,也与他一再强调的“面向实事本身”的现象学意旨相违逆。